這個月有許多國際大新聞，其中就有好幾則與國際刑法相關的議題，但在國內似乎沒有引起太多討論。包括馬航MH17確認係遭俄製山毛櫸導彈彈片擊中、南非宣布推動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巴勒斯坦加入國際刑事法院。這些事情為國際刑法帶來哪些影響呢？

什麼是國際刑法

國際調查小組（以荷蘭政府為首）10月13日確認在烏克蘭東部上空墜毀的馬航MH17是被一枚從「烏克蘭政府軍控制區」發射的「俄製」山毛櫸導彈彈片擊中。儘管空難調查報告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烏、俄相互指控，其中因為遇難者涉及多達十國國籍（以登機所持護照為準，忽略雙重國籍），所以整起事件的管轄權歸屬問題不易解決。

整件事情因此具有多國國際性質（涉及兩國以上），但除了攻擊國的國家責任外，由於牽涉了武裝衝突，於是國際人道法（或稱武裝衝突法）中關於平民保護的規定亦應可適用，使得這起「意外」的究責就又顯得更加複雜了，可能亦有個人刑事責任需要探究（無論是交戰方哪一方）；然而，今年7月，俄羅斯已經在聯合國安理會行使了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否決了就此事件設立國際刑事法庭的決議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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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為馬航MH17事件降半旗

從這個案例中，可以因此看見傳統國際法與國際刑法之間的分際（縱然模糊，還是有跡可循）。國際法原本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法律關係，不過當「個人」在國際社會／政治中的地位在二戰之後明顯提升，神權／王權／軍權沒落，人民的主體性和公民社會的參與度亦越來越高，「人民自決」與「人性尊嚴」等以人為本的規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不僅催生了「國際人權法」，也使得「國際刑法」開始積極發展。

從特別刑事法庭到國際刑事法院

二戰後，國際法發生了一個「以追求和平」為目標的「典範移轉」，故戰後的規範發展也已經從「開戰／使用武力可以被認定為違法」轉變為「開戰／使用武力原則上視為違法」，因此，國際刑法不再只處理戰爭（或任何形式之武裝衝突）的事務以及個人違反「平時國際法」的問題，反而著墨更多在追溯並處理具有「國家能力」之個人（包括與國家實力相當之交戰團體中的成員）嚴重侵害其他人民（無論本國或外國人）人權的情況，包括種族屠殺（genocide），並且促進「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

從二戰結束時的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即知名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又稱東京大審）以降，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也盡快地推動許多相關規範建制之「法典化」（codification），好比說1948年的《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1949年四個《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及其1977年二份《附加議定書》。加上許多陸續通過的國際人權公約，至此，國際刑法在實體法上已經算是趨於完備，可是在使之符合程序正義（如不溯及既往及罪刑法定原則）的過程中，卻因為冷戰時期的緊張關係，發展停滯了數十年。

「人民自決」與「人性尊嚴」等以人為本的規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不僅催生了「國際人權法」，也使得「國際刑法」開始積極發展。

直到1990年柏林圍牆倒下、1991年蘇聯解體，安理會突然一口氣以具有特殊立法意義的決議文，建立了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和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以分別處理嘩然一時的南斯拉夫內戰和盧安達種族清洗的問題。不過礙於國際社會意識型態複雜、國際調查不易以及國際組織預算有限等理由，國際刑法另一支線的發展則還有國家在轉型之際自行成立「真相調查委員會」，例如南非，又或者類似國際與國內資源互助的混合法庭，如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又稱紅色高棉特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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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事法院法官

在這個複雜的發展脈絡下，國際社會有感於「特別刑事法庭」（ad hoc tribunals）已經不夠用，而群龍無首或轉型階段的國家更經常沒有意願或無能為力處理「回復正義」的爭議，於是各國在1998年的時候簽署了《羅馬規約》（2002年7月1日生效）建立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截至目前為止（南非正式退出之前），已經有123個會員國。雖說是個常設法院，但ICC是一個獨立的國際組織 ，它擁有自己的會員國大會，與聯合國的關係不若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ICJ）那麼密切。唯一跟聯合國之間的瓜葛，就是《規約》中保留安理會五巨頭提交／杯葛案件的權力。

另外，ICC跟ICJ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是處理加害人與被害人集體的問題（the powerful v. A group of the powerless），基於一個刑事犯罪所生之「人際間」的法律關係；而後者則是處理傳統的國家對國家的關係，基於「主權平等原則」，「國際間」的法律關係因此需要上升到客觀第三人（可能是ICJ或其他仲裁程序）代為處理的民事問題。主要原因在於，國際法雖視國家為主要的行為主體，但畢竟屬於「法人」（legal person），不若自然人（natural person）有能力承擔「刑事責任」。不過，在許多情況中，嚴重的人權侵害案件不僅會涉及加害人本身的「個人責任」，國家也可能會在國際人權法的範疇中，被要求履行回復原狀、道歉或賠償等「國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