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詐騙案件屢屢成為輿論焦點，讓警政與司法體系疲於奔命，被大量詐欺案件癱瘓，無力執行其他更重要的偵查工作。

追根究柢，因當前的管制規範不足，未能有效預防詐騙集團展開後續行動，詐騙集團進而發展為分工嚴密的犯罪組織，導致後端偵查動能與司法資源，大量耗盡（註一）。

於是，行政院會在今（2024）年 5 月 9 日通過「打詐新四法」草案──分別涉及全新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與《科技偵查及保障法》，以及部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與《洗錢防制法》條文調整（註二）。

前述分散在四部法律草案的內容，大致可以區分為「行政管制」與「刑事司法程序」。本文將依序帶大家來看看，這樣修法能否改善問題，還是在打假球？

## 事前的行政管制，主攻打人頭！

這邊要從《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說起。草案第二章，針對金融業、電信業以及數位經濟（如網路廣告平台、第三方支付與電商業者等）設計了許多行政管制措施；這些措施繁複，無法一一囊括，以下將就實務常見的「人頭帳戶」、「人頭門號」來舉例。

__1. 如何防堵「人頭帳戶」氾濫？__

詐騙集團之所以能夠製造「金流斷點」，便是因為我國人頭帳戶「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使司法與警察機關被迫面對大量人頭戶案件而屢遭癱瘓。

然而，正因使用了人頭帳戶，便難以溯源找到真正的詐騙首腦。而人頭氾濫的原因之一是，在我國銀行申辦帳戶極為容易；過往檢警偵辦的案件中，即常常發現「一個人」就能交付好幾本，甚至高達二位數的不同銀行帳戶存摺。

草案即在第 8 條推出，管制可疑帳戶的相關措施，例如持續審查客戶身分、暫停存入或提領的「大略方向」。然而要如何具體執行以及用什麼標準來處理，草案並沒進一步規定，而是授權由金融主管機關訂定。

__2. 如何阻止「人頭門號」橫行？__

「人頭門號」是電信詐騙「不可或缺」的工具。

以雲林地檢署於今年起訴、合法掩飾非法之俗稱「黑莓卡」、「比特卡」等漫遊及國內網卡為例，國內二類電信業者向中國電信業者引進國際電路配置系統，並提供向國內 5 大電信業者申請的企業門號，供中國電信業者隨機配置比特卡等不法網卡，導致產生大量「人頭門號」（註三）。

令人驚訝的是，被行政院列為「打詐國家隊」的通訊傳播委員會前委員，竟然違反公務人員旋轉門條款，而擔任其中一間涉案電信業者的「顧問」，嚴重損害主管機關公正執法與廉政形象（註四）。

事實上，早在去年 6 月一場「[打詐實務與防詐策進研討會](https://udn.com/news/story/123563/7255383)」中，已不乏學者與檢察官批評現行法制與主管機關，對於電信業者濫發門號的亂象管制不力，導致追查詐騙集團上游過程中，不時出現「斷點」。

因此，草案第 16 條即明確要求，電信門號原則應採「實名制」的作法；第 19 條則要求，業者應依主管機關指定的資料庫，輔助核對用戶身分；第 20 條以下則進一步對境外用戶進行管制。

從這些條文來看，確實想要在前階段展開種種管制，並有設計相應的行政罰作為制裁。

不過，那些草案內容，目前也僅是粗略的綱領文字，執行方式仍待主管機關經授權後，訂定細部基準才更為明朗。另外，是否能夠落實相關規範，也有勞主管機關遵守廉政規範，而不被財團「關說」、「遊說」等所動，此尚須搭配防弊措施，例如把關「高層」公務員的遴選與倫理，以免再有淪落不法業者「顧問」等相關醜聞發生（註五）。

## 事後的刑罰與偵查方法，不斷擴大

依循過往類似的「刑罰恫嚇」思維與「重罪化」修法慣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第三章、《洗錢防制法》修正草案第 6、19、20 條，增加了特別的刑罰規定，擴大入罪的範圍。

例如虛擬資產服務、第三方支付服務，本來屬於行政管制的「登記」措施；草案則將相關違法行為，轉嫁由刑事司法機關來追訴處罰（註六）。

在警檢的追查手法方面，可以留意《科技偵查及保障法》。這是一部全新的法律草案，旨在擴大偵查機關能夠使用的調查手段，例如能夠使用科技方法追蹤位置、調查行動通訊設備，且那些科技偵查手段未來也不會僅用來調查詐欺。

此外，也可看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其中部分條文的修正，乃放寬公權力能調取「通信使用者資料、通信紀錄及網路流量」等範圍。

談完了大方向，就讓我們看看裡面的細部問題。

### （一）一味擴大刑罰與重罪化？

__1. 疊床架屋的規定__

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草案第 43 條為例。本條的立法模式是，在[《刑法》第 339-4 條](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339-4)的既有規定上，在認定某人獲取詐欺利益達新臺幣 1000 萬元時，調高法定刑為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罰金（註七）。

前述規定，其實在《刑法》中本來就有對應的處罰規定；在立法技術上，實在沒有必要在這部法律中，另外做疊床架屋的特別規定，製造後續適用與量刑上的紊亂。

此外，近年《刑法》詐欺罪也已上修刑責了，《刑法》第 339-4 條已是同法詐欺罪的加重規定。那麼，一味調高刑罰的刑度，對於預防或威嚇詐欺犯罪，到底有何實證效果？行政院並沒有提出刑事政策與犯罪學上的實證依據。

__2. 行政管制遁入刑事司法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