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們談到功過評價兩極的 斯捷潘・班德拉 （Stepan Bandera），有人尊崇他為民族英雄，有人認為他是法西斯象徵。班德拉的爭議，直至今日仍影響著烏克蘭的政治與社會。

2017年的一場專訪中，波蘭現任執政黨黨魁卡欽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如果烏克蘭政府持續推崇班德拉，波蘭將抵制烏克蘭進入歐盟。2018年2月，波蘭政府通過法律禁止「班德拉思想」與「否認沃倫大屠殺（Wola massacre）」，但遭到現任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的公開抨擊。

而在更早前，親俄的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在擊敗對手尤申科（Viktor Yushchenko）擔任總統後，2011年立即宣布撤回班德拉的英雄頭銜。然而，隨著2013年底開始的反亞努科維奇政府示威，到隔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下稱廣場革命）的發生，班德拉頭像大量湧現在反政府的人群團體中，班德拉主義也隨著波羅申科政府的上台越發高漲。

至今，在烏克蘭複雜的國內外情勢下，特別是在「抗俄」情緒與「去共化」政策實行的推波助瀾，推崇班德拉的行為已經越演越烈。

廣場革命以降，許多地區都會在1月1日慶祝班德拉誕辰，部分烏克蘭城市更宣布授予班德拉「榮譽市民」稱號。2018年12月14日，利維夫（Lviv）地區議會更決議2019年為「班德拉年」，這立刻引起以色列駐烏克蘭大使Joel Lion公開在推特上表達他的憤怒，此爭議仍持續至今。

對於支持班德拉的人來說，這些國內外的反彈聲音顯然是「帝國主義的干涉」與「外國的陰謀」的證據，甚至讓他們因此益加堅定班德拉路線；對於反對者來說，他們發出的或許只是不想歷史悲劇重蹈覆轍的警言。

烏克蘭國家的兩難處境：記憶與遺忘的交叉對話

2014年，日內瓦大學國際歷史與政治系教授Andre Liebich與該系研究員Oksana Myshlovska合著的論文指出，烏克蘭社會對班德拉記憶與紀念（Bandera: memorialization and commemoration）等行動背後的初始，僅是出於政治人物個人的算計。

回顧時機點，這不無道理。當2010年尤申科追授班德拉為「英雄」時，正是他爭取連任總統的選舉期間，而且他在第一輪的選舉中已然大幅落後其他對手。無論是爭取歷史地位，或是試圖透過激烈手段動員支持者，他的行為在此解釋框架中並不難理解。

然而，政治人物起先透過理性計算發動的行動，最終推動的卻是情感面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以及更為宏觀的烏克蘭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過程。這一切又在面對強鄰俄羅斯威脅的背景下更為強化。

建構者與追隨者透過剪裁與記憶班德拉、OUN和UPA的事蹟，彷彿感受到一股超越個人式的召喚，引領「烏克蘭人」擺脫歷史記憶中的被宰制，邁向獨立自主與自信的道路。這或許是面對不同的反對意見，政府以及相關的支持者不僅沒有退縮，反而更加勇往直前的原因。

但他們「記憶」中的班德拉，並沒有在普遍意義上為所有人共享。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十一章〈記憶與遺忘〉中，提及了發生在每個「現代國家」歷史上的「手足相殘」。於是乎，法國史上的「聖巴托羅謬慘案」與「南方屠殺事件」、英國的「征服者威廉」與美國的「內戰」都被重新框構（framing）為民族史上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