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貴智|《不平等的審判》:懷疑並非正義之敵,盲目的確信才是

人類過去會把被告丟進水中或是火裡,讓神來審判被告,若是神蹟能夠發生,此人必定是清白的。「清白的人會必然受到神的眷顧」,將司法制度建築在此一假設上,現今看來荒唐,但是作者質疑:當代司法制度假設人們都是受到理性驅動的行動者,真的又比較高明嗎?

這本由亞當‧班福拉多(Adam Benforado)撰寫的法律書並不在堆砌法律理論,而是從神經科學及心理學出發,探討「人」在司法系統中可能會犯下的種種錯誤,提醒讀者:司法系統其實是透過人腦運轉的系統,如果人會犯錯,司法其實也會犯錯。

這本書雖然分為四個部分,但是我認為脈絡上可分為三個部分:偏見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影響了司法系統中每個參與者的認知系統(第一、二部)、人們渴望報復心理如何影響了刑事司法制度(第三部)、我們可以如何改革(第四部)。

人們創造了刑事司法制度,不代表人就一定是這個程序或是制度最理想的操作者

沒有人敢說自己毫無偏見,面對事物不受自己的好惡影響。我們相信自由意志,也相信自己能克服偏見,但是如果法官因為昨晚熬夜睡過頭,早上沒趕上公車,早餐掉到地上又踩到狗大便,飢腸轆轆地帶著惡劣的心情坐進法庭,我們為什麼能果斷地說:法官絕對可以讓自己的心情克服生理條件以及環境加諸的不利影響?又如果我們相信人們能夠不受偏見,在每次決定大法官人選時又何必需要強調「組成的多元性」,避免在性別及族群上過度偏向一方呢?

我們用科學證據證明了酒駕與疲勞駕駛具有危險性,所以飛機機師在起飛前必須擁有充足的休息,客運駕駛出發前業者都會自主幫司機進行酒測,但是「法官能隨時隨地不受偏見」這件事,我們卻甚少用科學證據檢驗,而法官大筆一揮,犧牲的可能是無辜人們的青春與性命。

班福拉多教授所撰寫的這本書精彩之處在於,書中整理了大量的案例,讓讀者像是閱讀一個又一個的短篇小說。班福拉多教授在案例中抽絲剝繭,檢討並分析每個人腦出錯的環節是如何鑄成每樁司法悲劇。範圍涵蓋被害人、偵查人員、嫌疑犯、檢察官、證人、專家以及法官,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幸走過整趟刑事司法程序,每個左右你人生的關鍵人物的腦袋都會出錯。他們雖然不願故意害你,但是腦袋並不完美。然而,我們的司法制度卻不太懷疑他們腦袋,結構性的錯誤讓追求正義的司法經常向懸崖駛去,而這過程卻沒人能踩下煞車。

好的電視影集所需要的元素 — 辯護人夸夸其談、證人雙手顫抖,而即使被害人聲淚俱下,被告對他的證詞也不為所動」 — 並無助於達成正義。

更精彩的部分在於,班福拉多教授利用心理學的證據指出,當今的刑事司法制度受到人們報復心理的影響太深,以致於整個系統將焦點放在找出需要負責任的人,把他丟進監獄,讓大家都感到心中有塊空缺被填滿了以後,所有人就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我們不承認這件事,我們都說我們希望犯人在監獄中改過向善,但是監獄制度的設計真的是為了改變一個人嗎?還是只是為了方便管理一個罪人而已?台灣的監獄如今因為超收問題而非常擁擠,但是鮮少成為話題,更多人對此不以為意。人會犯錯多半除了個性偏差,生長環境以及生活條件也密切相關,我們卻期待單靠把他們關進狹小擁擠且龍蛇雜處的監獄裡就能幡然悔悟,豈不可笑?

更重要的是,當科學證據已經證明成長環境及生活條件對人們心智所產生的不利影響,這就暗示了社會上某些弱勢的族群更容易跌入深淵,而這樣結構性的不平等卻不曾被刑事司法系統關注,如何能符合憲法要求的平等保障?

為什麼我們不拋棄以責備作為核心的原則?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把犯罪當作公共衛生的議題呢?

這本書提醒我們:我們想要用刑事司法追訴犯罪,但是卻賦予人腦過高的期待,作者用科學證據證明了偏見如何影響認知、自以為自以為清晰的記憶其實是脆弱地不堪一擊⋯⋯。除此之外,我們期望刑事司法帶給我們正義,卻甚少引入科學研究,忽視了人腦存在的不理性缺陷,更讓報復心理不斷滋長,讓整套制度運轉到處罰階段就嘎然而止,而不是更深層地往下解決結構性問題。這就像長了香港腳就擦藥,卻不知道換雙比較透氣的襪子,所以腳癬只能一犯再犯。

近年來,臺灣社會熱烈討論司法改革,這本書能在此時翻譯上市,除了本書提供的改革方針可作指引外,更大的意義在於本書點醒了我們一件事:刑事司法制度其實是完全透過人腦運作的制度,如果我們不能正視人腦的缺陷,不去質疑那長久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理性必然能戰勝偏見的假設,那司法改革必然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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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內容試閱

第六章:證人-記憶的崩解

難以理解的是:其實在許多案件中,並沒有人想要誤導辦案或是欺騙,但為什麼還是發生了這麼可怕、不公平的事呢?被害者當然想要找到真正的犯人。其他的證人出面,大部分也是想要提供幫助。警察、檢察官、陪審員和法官當然也有很強的動機,要將真正的罪犯繩之以法。例如在約翰.耶柔米.懷特的案子中,警察好像沒有理由要整他或是故意扭曲規則;他們也只是想要抓到真正的強暴犯,讓他接受法律的制裁。在證實無罪之後,懷特本人並沒有意願攻擊那些剝奪了他大半生自由的人。這不是一個充滿著邪惡陰謀的故事,只是「有些人會犯某些錯」的例子。

懷特是對的,但是他也忽略了一些重點:這些錯誤並不是偶然,也不是意外。如同我們將在後文討論的,它們是這個刑事司法制度下可預期的結果,因為人類的記憶原本就有限制和缺陷,而這個制度加深了它的限制和缺陷。

我們大部分人對於自己的記憶如何運作,都有強烈的直覺。其中一個最廣為大家接受的概念,就是記憶基本上像錄影機一樣:多年以來,我們的大腦記錄了數以千計的影像和剪影,需要時就可以把它們抓出來。當然,有時候我們會忘記東西儲存在哪裡,或是影像太模糊了,但是只要我們成功地找到了儲存的圖片或是錄像,我們就可以開始觀賞一段可靠而且正確、曾經就在我們眼前上演的紀錄片。

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自己有很好的記憶力;不僅如此,我們也預期其他健康的人都有基本的記憶力,正確、而且前後一致。因此,我們極端相信記憶,相信它足以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當作有力的工具。

這個信念有一部分的確有正當的理由。在某些方面,我們的記憶的確像我們所想的,是打擊犯罪的有用工具。例如:我們有一個不可思議的能力,可以記住某些臉。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記憶經常會出問題。我常常記不起來剛才介紹給我的人叫什麼名字、我在幾秒鐘前才看到的縱橫字謎遊戲的提示,以及我太太叫我買的東西(我明明跟她說不必寫下來的)。我怎麼可以老記得學校裡那些沒用的事—像是《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第一次出版的年分(一八五九年),但是不記得我剛剛才問到的皮膚科醫生的電話後四碼?為什麼在好幾年之後,當我們在倫敦東北線的一個地鐵站巧遇時,我可以一下子就認出她是高一時置物櫃在我隔壁的女生,但是在學校附近的酒吧裡,我卻認不出我的學生—他上個學期才剛上過我的課?

答案是因為:我們的記憶根本就不像錄影機。首先,我們真正的記憶有很大程度受到理解力和注意力的限制。我們不可能處理每一天的每一秒所碰到的資料,它們的數量太過驚人。只是看到、聽到或是聞到某個東西,不會馬上就成為我們可以記住的一段記憶。

為了說明,我希望你可以形容一下一位你已經見過上千次的人。的確,很有可能你現在就帶著至少一張他的照片。
想像我是一位素描畫家。現在,請和我形容一下在美金十元紙鈔正面的那個人—當然不要看解答。他的頭髮—捲嗎,呈波浪形、還是直髮?有蓋到他的耳朵嗎?他的下巴上有肉窩嗎?他是不是有打蝴蝶結領結?他的眉毛很濃密嗎?他的上衣是小領子還是大領子?他的鼻子長得什麼樣子?最後是,他叫什麼名字?

現在,翻到下一頁,看看紙鈔上的那個人。你的形容和他有多接近?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任務應該很難,不過還有更難的。我還沒問你,簽名是在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脖子右邊還是左邊,或是紙鈔的反面是什麼。

我們通常不會注意到出現在我們視線裡的東西—除非我們的焦點在它身上。漢密爾頓的的臉上有什麼,和我們使用這張十元紙鈔並沒有什麼相關。當我們抽出一張十元時,只會想到我們要買東西;我們只需知道自己拿的是十元紙鈔,而不是五元、一元或是二十元。雖然我們看過它無數次,它也很重要,但這些都沒有影響。的確,我們有時候會忽略了某些在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東西。

研究者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心理學系系館裡擁有辦公室的教職員和學生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記得最近的滅火器在哪裡—雖然每個滅火器都在明顯可見的地方,而且兩個滅火器相距不會超過二十五英尺。系館中有許多人,多年來每一天都會看到滅火器,但是這也不重要。滅火器和他們每天的目標和經驗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
但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如果我們被提醒要注意某件事,我們就會對它有記憶了。實驗者在兩個月之後又回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系辦建築物,再度詢問同樣的受試者最近的滅火器在哪裡,這次大家都知道了,因為稍早的互動,讓他們把這個亮亮的紅色東西擺到心裡的重要位置了。刑事案件證人的挑戰在於:對於他們而言,直到案件發生之前,相關物件或是人的關聯性通常都是不夠清楚的。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我們不太可能會記得一輛停在那裡的小貨車,或是留著鬍子的路人。

想像一下,如果有個情況,讓你知道應該記下周圍發生的每一件事—例如:你在巷子裡看到了一起殘忍的暴行。不幸的是,就算是這種情況,我們的記憶還是不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完整。我們的記憶不是照片或是錄影帶;隨著時間的經過,我們會記不住許多親身的經驗。而且遺忘的過程都不一樣。我們通常只會記得事情發生的要點(有兩個人在爭執,比較高的那個人拿起一根管子,朝矮的那人的頭上打),而不太記得事情的細節(高的那人說:「是你叫比爾把錢留在地下室」。)細節部分是最快被忘記的,而具體的對話內容更是不容易記住。如果事件會引發強烈的情緒—例如暴力犯罪—更會強化我們對於事件核心的記憶,而記不得許多周遭的事實:比較高的那個人有背包嗎?有誰把車停在小巷子的路邊等嗎?對街的房子裡有任何燈在那時亮著嗎?調查員通常可以靠這些小細節偵破犯罪。

過分地依賴記憶,需要考慮的問題還不只有我們無法解讀某些事,或是我們會隨著時間漸漸淡忘;同時,我們所記住的事,也是我們根據自己的動機、預期和經驗所看到的。因此,不會有兩個人對於同一件事有完全相同的記憶。

而且記憶不是永遠不變的。它們會經過修改、變更和重新安排。記憶是一個建構的過程,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比作完成一幅拼貼畫:我們會把許多碎片湊在一起,然後根據我們的背景知識、渴望和信念把它們都填進空白處,直到我們完成了一個有用的東西。當我們回想事情時,不是只從一個舊的檔案櫃裡翻出一張快照;當我們在搜尋的時候,可能又一邊重組了那些影像。

已經有許多實驗證明了我們的記憶有可塑性,例如:有一個實驗給受試者看兩張圖片,一張是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北京)的代表性圖片(下),另一張是經過變造的同樣場景(上)。對這張圖片的變造影響了人們對於天安門事件的記憶:看到上圖照片的人,回想起的抗議人數,就遠比看到原圖的人多出許多。

如果我們聽到一個事件的新資訊,就很可能會把它跟自己記得的混在一起。我們甚至可能記得自己從來不曾經歷或是看過的東西。有一個研究發現:有百分之四十的英國受試者說自己看過二○○五年倫敦受到恐怖攻擊時,一輛公車爆炸的影片—事實上,根本沒有這種影片,但是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甚至可以描述出那個虛構影片的某個細節。和我們所想的不同,不實的記憶通常十分具體,這讓它們看起來大為可信—不論是對於認為自己有這個記憶的人,或者是第三者(包括警察、陪審員和法官)。

不實的記憶通常不是我們亂編出來的,而是根據我們所預期或是希望發生的事,有邏輯地發展成我們的記憶。我們可能會記得曾經對一個工作向同事表達懷疑,而那個工作最後也失敗了,或是記得聽到一個人含糊不清地講話,而那個人當天稍晚就發生了酒後駕車的意外。生出這些記憶會提供給我們一套合理的說法,而且還證實了我們想要相信的事。

如果我們多看幾個實驗結果,就知道人對於事件的回憶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正確性。換言之,也就是每五件事中,大概會有一件是錯的。不過問題不只是我們會記錯事情;問題在於:我們雖然記錯了,但是卻十分自信—有一個研究顯示:提出不正確記憶的人之中,有四分之一是非常確信的。記得嗎,指認約翰.耶柔米.懷特的被害者就「幾乎確信」他是攻擊她的人。

她怎麼會錯得這麼離譜呢?部分理由顯然是因為回想的關係。她已經七十四歲了,受到襲擊時也沒有戴眼鏡。唯一的光線是從隔壁的小房間裡透過來的。而且加害者在離開之前塞給她一個枕頭,叫她「把這個摀在臉上,等我走出門之後再拿下來」。研究顯示:證人的視力和年紀、他所看到的時間長短和距離,以及光線的狀態,都會影響到他的記憶是否正確。

不過許多研究結果並不那麼直覺。例如有一項研究顯示:要一個人認出他在滿月之夜看到的人,正確度和丟銅板差不多—也就是說,一點都不正確。而且總的來說,會影響我們形成記憶的因素,遠比我們所想的更具有威力。研究者發現,只要把證人看到某人時的狀況改變一下,指認的正確率就可以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六,或是下降到百分之十四。

法律體系甚至加深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法律體系認為許多重要的變數完全沒有相關性。例如在懷特的案子中,被害者之所以會誤認,其中一個可能性是她是白人,而加害者是黑人。研究顯示:要認出一個與自己不同種族的人,會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認錯機率—雖然如果這個人經常接觸到該種族的人,正確的機率會比較高。要認出不同年紀的人也是如此。但是因為法律承諾不能夠有任何歧視,所以法律不會承認或是提出這個事實—而大部分的警察、法官和陪審員,甚至不知道這件事很關鍵。

研究也顯示:我們的記憶會受到心理或是身體壓力的影響。我們很難模擬被害者處於受害現場時的恐懼和焦慮,不過科學家極富創造性,他們製造出其他會產生同樣感覺的經驗。例如:有一個實驗讓受試者體驗倫敦地牢(London Dungeon)的「恐怖迷宮」(Horror Labyrinth)之旅,受試者要穿過一個黑暗的迷宮,兩邊擺滿了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的骷髏,音樂也讓人感到害怕,還有會讓人失去方向感的鏡子,最後則是一個穿著黑色長袍的演員擋住了遊客的去路。如果受試者不認為這個經歷讓他們感到痛苦,便比較能夠從九個人之中,正確地指認出穿長袍的演員是誰,相較於那些說他們極度焦慮、心跳加速的受試者,前者指認的正確率是後者的四倍。

所以,如果一個罪犯持槍搶劫,不只會讓被害者傾向順從,還會讓被害者比較不容易記住他的臉。此外,在一場持槍搶劫中,我們不太可靠的記憶會集中在注意力所及的地方(記得那個十元紙鈔的例子吧)。如果我們被一把槍指著,槍就很可能占了畫面中最主要的位置;如果我們的目光一直放在槍管上,事後就不太可能認得出嫌犯。

我們的記憶也可能受到大幅度肢體動作的牽連,例如被害者在抵抗加害者的施暴,或是警察在追捕嫌犯時的動作。在一個模擬的研究中,研究者先掛上一個三百磅重的沙包,讓警察對它又打又踢,直到筋疲力盡,然後進行測驗。這些勞動後的警察在記憶力測試中的表現遠比一旁什麼都沒做的警察來得差。他們不只會想不起來之前收到的簡報資料,要他們正確指認之前見過的嫌犯,正確率也降到一半。

這看起來違反常理—我們都以為如果和攻擊者對抗過,會比較容易記得那個人,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這表示:如果警察或是其他證人在與罪犯劍拔弩張地面對面之後,竟然搞錯當時的某些細節,我們的直覺—他們一定是在說謊或是在袒護加害者—可能是錯的。他們很可能就只是真的不記得了。

法律體系即使有影響力,通常也無法控制一個人的記憶如何形成。如果槍擊發生的時候,證人離得很遠,或是當時很暗,警察、檢察官或是法官也無可奈何。不過在記憶被取證及回溯時,這些執法人員卻有很大的掌控權。我們使用證人的方式,對於指認真正的行凶者和得知事實,通常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得知全美國有大約兩萬個執法單位,各自指揮證人的方式是這麼隨意而且充滿變數,應該會覺得很不可思議。大部分的執法人員從未受過正式的訓練,教他們如何正確地詢問證或是要求證人指認,許多警察機構也完全沒有指導方針。如果常常採用錯誤的程序,勢必會嚴重危及我們進行公平而且有效的調查。

在懷特的案子中,對被害者的引導從一開始就明顯有瑕疵。

(全書未完)

(內容由臉譜出版社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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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貴智 Written by:

Designed in Taiwan. Assembled in the Global Village. 長得像狸貓和浣熊,但分類於智人種(Homo sapiens) https://tw.linkedin.com/in/kcyang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