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出院比死亡更難：精神病院實錄》，直擊被社會拋棄的人類

這是一部由日本 NHK 電視台花費整整一年時間，深入精神病院日常所製成的紀錄片。病患的真實故事娓娓道來，搭配病歷回顧；即便曾在精神科工作，觀看這部作品仍令我感到悲痛又震驚。本以為龍發堂那樣的時代已經遠去，殊不知在我們看不見的角落，依舊存在這樣晦暗羞恥的人間苦難。 除非你死，不然就不可能出院

這部紀錄片的主角之一是幸田清先生。他被診斷有智能障礙和思覺失調症，且須接受定期洗腎治療。影片中，律師拜訪之際，幸田先生談到曾在透析室被打，晚上睡覺時會被綁住，甚至直言：「我講了這些我不能回病房了，他們會說我打小報告，把我殺掉。」他懇求律師幫助他回到母親身邊。

一週後，律師偕同社工再次探視，那次評估的結果顯示，幸田清先生可以回到社區共同生活。然而，不到一個月後，他突然去世，享年 46 歲。院方稱他死於急性心臟衰竭，其餘原因不明──即使律師懷疑是虐待致死並申請驗屍，最終仍無法確認是否死於虐待。

那麼，幸田清先生生前過著是什麼樣的生活呢？透過內部人員拍攝的影像，影片揭露了他在醫院裡的遭遇。畫面裡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護理人員抱怨律師來訪，逼問幸田先生是否把實情都告訴了律師，甚至粗暴地打他的頭。

此外，影片還呈現其他病人的遭遇：許多人骨瘦如柴、無端被約束四肢（一般狀況下，這是指在精神病人有自傷、傷人或者無法配合醫療，而危及自身與他人時，以設備固定軀幹或者四肢的照護方式），並受到護理人員的辱罵──如「吵死了，我要殺了你」、「怎樣，喜歡被用力打嗎？」以及「打死你」等威脅。

這些畫面不僅揭示了身體上的傷害，還揭露了精神上的折磨和恐懼。又是怎樣的社會，導致人們想要離院，卻只能走向非死不可的命運呢？

那些人為何被遺棄？

這部紀錄片回顧了十年間共 1498 名病患的資料，拼湊了幸田清先生所在的瀧山醫院中，許多病患除了亟需醫療照護外，更是被一群家屬表示「不想再有牽扯」的人。

那為什麼有那麼多家屬這麼想要把至親遺棄在精神病院？原因之一是他們曾遭受患者的暴力，並長期面對照護壓力，更受到鄰里的冷眼排擠，最終在受夠社會觀感，身心疲憊不堪、無力照護的前提下，選擇不再與親人有所牽扯──就連醫院有事聯繫時，也以「別因這種小事打來」回應。

這樣的情況，隨著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家庭規模縮小，以往靠大家庭分擔照護壓力的支持已不復存在。家屬因年老力衰，難以提供適當照護，許多精神病患也連帶無依無靠。

同時在社區中，一旦發現某家庭有精神病患，不僅該名患者會被排擠，家屬也會被迫孤立，造就「一人患病，全家隔離」的困境。而精神病院也多選址於偏遠地區，試圖把被視為亂源的病患隔絕在化外之地。影片裡，瀧山醫院的院長便曾無情地表示：「（家人）不如直接說病人死了也無所謂。」反映病人與家屬之間的情感裂痕，及社會對精神病患的冷漠。

更令人擔憂的是，醫院會以感控或治療需求為由，限制病患被探視的權利。即便家屬有心，也未必能如願。幸田清先生的最後一封信寫道：「我被人欺負了，現在非常痛苦，請幫幫我。」但這封求救信卻始終被擱置在病歷堆中，從未寄出。

在台灣，若家屬對強制住院有疑慮，或患者在院期間遭受不當對待，如性騷擾或性侵害，可在社工的協助下啟動救濟程序。《精神衛生法》的改進，也避免了醫療團隊「球員兼裁判」的情況，改由法官、精神科醫師和病權代表共同參與審查，遏制醫療濫權。

然而，如果有一天，社工不再代表正義，醫療團隊也盡掩真相，那些沒有家人支持且被認定無法出院的病人，是否能在這種體制得到應有的保障？真能萬無一失的離開病院嗎？

被取消資格的人

這段紀錄片揭露出，日本並非首次發生精神病院集體虐待事件。1984年的宇都宮醫院事件便是一個例子。當時護理師不僅用鋼管毆打兩名病患至死，更出現無照醫療的情況。那為什麼這類悲劇會屢次重演呢？

1961 年，美國社會學者高夫曼指出，在權控環境下，社會會從道德與身體的角度出發，排除精神病患的種種參與，把他們看作低於常人的存在，視為不具人類資格的一群。這樣的敵意，讓精神病患被禁錮於不受關注的機構內，失去人性尊嚴；照護人員暴露在這樣的環境中，也漸漸把病人當作「實驗」對象，助長冷酷無情的信念，認為精神病患即使喊痛或求救，也只是病態且不成體統的「幻覺」。

於是，病患不僅要忍受疾病，還要承受人為的虐待。

當然，就算是這樣的環境，還是會有醫護人員試圖提出改善病患待遇的建議，例如減少不必要的約束，但往往遭到醫護前輩的嘲諷和指責。新人教育中，前輩甚至直言「虐待確實存在……但這就是本院的日常」。這樣的體制讓醫護人員在無形中學會「自我緘默」，如同貪汙政客之間的相互制約。 這些揭示讓人反思，如何才能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我們應關注這類問題，呼籲對精神病院的監督和病患的權益保障，只有當這些隱藏在角落的聲音被聽見，整個社會才能真正進步。

拋棄人民的政策

紀錄片特別提及，瀧山醫院中有 54% 的病人曾申請社會救助，其他調查數據也顯示許多病人進入病院後就再也沒有離開。除了前面提到的醫護虐待與家屬不願，還有什麼原因呢？

日本的《精神衛生法〉最初制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維護治安，尤其針對非自願入院的患者，側重於隔離和排除。日本學者指出，日本的精神科病床數量遠超其他 OECD 國家，甚至可能是全球最多的。根據 Motoyuki Goto 教授的研究，日本精神病人的住院類型分為三類：

1. 治安維護型：藉由公費支出，預防病人對他人造成傷害。
2. 生活支援型：依據《生活保護法》（類似臺灣的《社會救助法》），針對病人及其家人提供資助，支持經濟困難的家庭。
3. 單純治療型：家屬或病人自行支付費用，以治療為目的。

換言之，瀧山醫院有半數病人屬於經濟困難、家庭支持系統薄弱的生活支援型，難道社福部門不知道瀧山醫院的情形嗎？知道了又為何還把人往那送呢？可能原因像是：

醫療需求的特殊性：能收治內、外科需求的精神病院有限，所以病人容易被轉至瀧山醫院這樣的醫院。 社福單位人力不足：社工人力吃緊，承受大量個案壓力，因此將病人送往醫院可暫時紓解負擔。醫院因此成為社工的「救命稻草」，即使院方願意讓病患出院，社福單位也未必支持。 穩定收入來源：社會救助來自公費，醫療費用不會拖欠，且病人家庭支持不足，決策過程簡單，對醫院而言是一種穩賺不賠的收入，何樂不為？

不過，雖然瀧山醫院不缺病人，其醫護人力卻極度短缺，約有 9 成為兼職人員，49 名病人僅有 3 名照護人力，這導致病患經常面對不同的照護者，無法建立穩定的醫患關係。更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因虐待病患而被揭露問題的醫院，負責人甚至能在短暫停業後重返工作崗位，繼續開著豪車，重返醫療行業，並以白衣天使的形象賺取高額收入。

這種情況顯示出，日本精神病院的監管制度存有重大缺失，病患權益難以在缺乏有效監督的體制下得到保障。臺灣的讀者們也可以關注此類議題，呼籲相關單位持續改善監管。

人性與制度的兩難

《出院比死亡更難：精神病院實錄》不僅讓觀影者得以窺見日本精神醫療體系的陰暗面，更揭示當代制度性暴力如何使弱勢族群陷入無望的深淵。

精神病患在這樣體系生活形同被長期拘禁。求助無門下，其親屬更只能在無法獲得充分支持下選擇無奈放手；這反應的，不僅為個體悲劇，更是整體社會、政策、法律的集體失責與失靈。

筆者曾在精神醫療體系中工作，觀看此片後，發現臺灣在患者救濟制度、醫療倫理及醫療監察機制上相對完善。尤其在救濟方面，醫療機構大多秉持「能給就給」的精神，努力保障患者的權益。因此，非法拘禁、收治非精神科患者、偽造病例或虐待的事件在台灣較為少見。

然而，即便如此，光明與陰影總是共存，我們並不能自信地聲稱已完全杜絕此類憾事。

這部紀錄片提醒我們望向那被社會遺忘的角落，提醒我們檢視是否依舊像中世紀的愚人船或大監禁時代的收容總署一樣，把精神病患視為需要隔離的負擔，漠視了他們作為人應有的基本尊嚴？我們是否有意願推動一個真正共融的社會，讓這些人不再僅是醫院喘息的「病人」甚或「肉塊」，而是具備生活尊嚴的公民？

這部紀錄片用殘酷的真相提醒我們，真正需要被治癒的，不只是病患，而是我們對弱勢族群的冷漠和偏見。觀眾的反思，都可以匯集為行動，為更人道的社會發聲；如此不只為病患爭取更友善的照護環境，也是為自己不可知的風險添幾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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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江家欣

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社會工作師、社會調查師。認為不平等至關重要，因而投身醫務社工、精神科社工，以及身障者性侵受害實錄研究的過程；有感於身而為人的我們，沒有人能在政策的洪流裡浩立而盼，所以實作、研究、並且倡議。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