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犯罪故事：公眾與O·J·辛普森的對決》影評：我們的法庭能獲得正義嗎？

《美國犯罪故事：公眾與O·J·辛普森的對決》影評：我們的法庭能獲得正義嗎？

既是影評，自然有雷，以下請斟酌觀看。

作者：吳玟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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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劇的過程一直想到以前看過，跟種族議題相關的一部電影：《衝擊效應》。但這部既是真實事件改編，應該能使當時覺得《衝擊效應》劇情矯情的批評少一些，多一些對社會現實的反思。

《美國犯罪故事：公眾與O·J·辛普森的對決》（下稱美國犯罪故事）這部劇改編自美國1994年的真實案件：辛普森案（People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v. Orenthal James Simpson）。

在這個案子中，知名美式足球球員、演員O·J·辛普森，被指控殺害了前妻妮可及其好友羅恩。

因為OJ名氣實在太大（他還在決定自首前，上演了一場電視轉播的逃亡秀），不只長達數月的審判電視全程轉播，連承辦本案的檢察官瑪莎都說這庭審真是太瘋狂了「通常大家都會找各種理由逃避耗時的案子，但這個案子，我不得不在一堆奇葩和渴望關注的人中篩選。」因為陪審團遴選時來的人實在太多了，OJ的律師也說「天啊，這好像他們搶到了湖人隊比賽的場邊席。」

這個大案子經過了檢辯雙方的一連串問答，最後挑選出了12個陪審員，必須在最後決定OJ是否犯下這兩宗謀殺罪。

而這樣知名的程度，讓審判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間。
不只是在陪審員遴選時，雙方有足夠的類型可以費盡心機挑選：「要黑人女性」、「少一點白人」，連場外的媒體們也都瘋狂挖掘跟本案有關的故事，在劇中也能看到審檢辯三方不時看著電視在工作，很顯然的受到了輿論的影響。

一場應該了解事實、基於事實做出決定的審判，頓時參雜了許多雜質，正如另一位黑人檢察官達頓所言：「現在這件事帶上了情緒色彩，不是理性案件了」。陪審團要根據DNA、各種物證、人證來認定OJ有犯案；還是要相信辯方的說法，相信提出的證據有問題，甚至認為這是一個仇視黑人的警方，為了拉下黑人明星捏造出來的案件呢？

這部戲很嚴肅，它沒有浪漫的愛情故事、爆笑的情節或英雄救世的橋段，它在講歧視，是如何主宰我們的待人處事，甚至以這種知名案件講述這種不公平如何影響應該理性的法庭。

戲劇主軸不是討論OJ有沒有罪，而是檢辯雙方如何處理案件、操弄民意，甚至還花了一集描述陪審團如同活在監獄的感受。看完這部高還原度的影集，我們可以大致理解一場有陪審團參與的世紀審判是什麼樣子，包括它的耗時耗力、制度運作，以及圍繞在制度的各種不理性。下面就來談談，我們與生俱來的限制，如何阻礙法庭獲取正義。

我們與他們

OJ的律師團在討論案件時，自視甚高、參與案件只為追求名利的白人律師巴柏，對著本案最重要的黑人律師寇克朗說：「檢方認為他們佔上風，但並非如此，因為我們有你，你了解『這些人』如何思考。」
「這些人」一被巴柏無意地說出，在場律師都傻住了，寇克朗也跟巴柏說在這案子裡，措辭務必小心。

「這些人」代表了我跟他不一樣，黑人與白人，我們跟他們，不一樣。

而偏見與歧視的源頭，正是因為我們將人們分為各個不一樣的團體。
某方面來說，將人分門別類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此我們可以迅速對他們形成印象，根據經驗來進行互動，而這社會上有太多事件要關注，所以這種做法是很節省精力的。比如「哇我們是同鄉還同校，那你知道那個校長室超髒的嗎，還有老鼠蟑螂…..對對對你也知道…..」這樣的過程是不是省了很多互動的精力呢？

在將人分門別類時，被我們認同的團體稱為內團體（ingroup），其他人組成的團體則是外團體（outgroup），我們也會根據內外團體的不同，以不同方式看待他們。比如我是第一志願畢業的、他又髒又臭、我們住在高級住宅區、他們喜歡同性別的人，這都是我們進行分類時的依據，進而影響人與人的相處，而這種分類有時是無可避免的。

但要注意，就算這是無可避免的，這種節省精力的作法，很容易導致我們高估或低估彼此間的不同，進而產生團體間的衝突：輕微的情況可能只是分辨不出不同團體成員的臉孔，嚴重一點甚至會以處理物體的方式來面對外團體的人。

除了上述我們對於外團體會有不同態度的例子外，進行分類還有一個經常被非議的情形－－「汙名化」。
當某一團體的特質，持續被偏見或歧視影響，成為負面刻板印象目標的個體，也會被他人認為是不正常，並在社會中被他人貶低。常見的被分類－－然後被汙名化的例子，就是《美國犯罪故事》中的種族問題。

而汙名化會導致弱勢團體遭受不公平的對待，不論是人際關係上或是法律規範上。

歧視與審判

當我們開始分辨敵我，然後以歧視或偏見的態度對待被汙名化的外團體時，就可能會發生下面這種事：

在本案中，唯一一個檢辯雙方都討厭的人物－－馬克福曼，是個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者（雖然他一直說自己不是），他就是歧視的代表，他反對、仇視黑人，只因為他們是黑人，所以他會刑求黑人、為了陷害黑人捏造證據。
在寇克朗要到南方的北卡羅萊納州，找法官執行傳票，好讓他們拿到足以翻轉案情的關鍵證物時，那兒的法官卻讓在法庭上無往不利的寇克朗挨了一記悶棍－－他想要上前法官說不行、一臉不屑地看著他，最後甚至不執行傳票。隨後他們只是換了一個白人律師，在法庭上講了一堆無意義的話，那群法官就改變心意了。

當歧視進入審判，除了上面提到的個體便擁有的歧視外，在有陪審團的審判，為了讓陪審員更好理解事情，參雜歧視元素的故事會被講述，進而取代證據。
寇克朗就說了：「證據不能贏得案子，陪審團相信合理的說法，我們要講個故事，我們的工作就是講得比對方還好。」

應該根據證據，理性進行的審判，被故事取代，而且是好看、充滿了戲劇性的故事：有種族歧視、一大堆不良紀錄的警察為了誣陷黑人明星，所以捏造證據！而警方在蒐證中的種種過失也讓陪審團更能夠相信這個說法。
「一個帥氣迷人、天賦非凡的普通黑人孩子，努力獲得成功，卻從講台被推下來，扔進監獄裡，就跟很多黑人一樣。」案件走向最後確實如達頓檢察官所說，OJ的律師成功的講了一個吸引關注的故事，不只吸引陪審團，更吸引了許許多多無關的民眾，讓輿論更加失控。

除了種族問題，性別問題也在案件中頻繁被提到。

瑪莎檢察官因為他的女性身分，從髮型、穿著到說話語調及方式都被放大檢視，逼得他最後不得不妥協，才能順利進行法庭工作。這雖然看似與最後的判決結果無關，但也能從瑪莎的遭遇，看見法庭內影響案件走向的因素同樣不理性。

我們想要什麼樣的法庭？

我們想要一個重視證據的法庭，還是一個只講故事的法庭？

人類的天性導致我們的社會充斥著不公平，當這種不理性的天性進到了要求理性的法庭時，必須正視一個問題：我們不是神，我們無法總是保持理性，某些偏見甚至歧視，會因每個人的成長背景、知識多寡的差異，默默在我們自認的理性之下運作。
《美國犯罪故事》這部劇告訴我們，當人類主導司法體系，不論是一個法官也好、三個法官也好、陪審團、參審團，或是司法院打算推行的國民法官也好，都必須正視我們有著極難改變、可能促使不正義的天性。

知道這個事實後，應該促進正義的、充滿光輝的法庭上，似乎蒙上了一片灰塵。

但我們不是沒有機會揮別這些灰塵，找回正義。

被大家討厭的警察馬克福曼，在出現證據可以證明他是歧視黑人的種族主義者前，瑪莎不顧達頓認為福曼之後一定會有問題，所以不能用的建議，堅持讓福曼當證人，因為瑪莎認為達頓是黑人，所以判斷失準。而在最後出現了關鍵證據，證明達頓的想法才是正確的時候，瑪莎道了歉，並說了一句話：「看來我們應該聽聽彼此的建議。」

當我們正視自己的不理性，願意彼此交流想法、價值與目標，那就有機會改善不好的天性，就算在聽的是故事而不是證據，在做判斷時也能不受到「歧視」的灰塵蒙蔽雙眼，瑪莎的那句話，或許就是掃除灰塵的辦法。

這部劇告訴我們：問題就在那了。

只有正視問題，才有機會改變；正視我們的法庭充斥著不理性，我們才有機會追求真正的正義。

最近司法院打算推行國民法官這個新制度，與此同時，關心司法改革的朋友或許可以看看這部《美國犯罪故事》，思考一下那樣的法庭是我們所期待的嗎？如果不是，我們又該期待什麼樣的法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