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議會選舉落幕，仍需努力的香港人民｜江鎬佑

香港議會選舉落幕，仍需努力的香港人民｜江鎬佑

香港 從6月以來的反送中運動，歷經數波人數與行動的升級，走上街頭的香港人，用身體與血淚對抗著整個城市給予的無力感。2019年11月24日的區議會 選舉 ，不管是灑血街頭的勇武派、誓不割席的「和理非」，或以沉默的多數據以力爭的「藍絲」，高達七成有選舉權的港民，用一張張選票為這場運動的中場時間，標上一個重要的逗點。

區議會選舉採的是「單議席單票制」。簡單來說，即每個選舉人手上有一張票，票多的人上，票少的人不上，而要投票的人必須先去登記為選舉人，並且在登記日期（非選舉日）時為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此次區選，泛民派幾近囊括八成席次，許多媒體第一時間以「泛民大勝」為報導標題，但若從得票率來看，事實上僅是維持了一直以來泛民vs.建制約6：4的比例。6月以來的血淚衝刺下，這樣的成績若要評價成大勝，恐怕還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對香港人來說，港民是否踏入中共圈套，因一場選舉而緩解對於街頭抗爭的支持力道，尚有待觀察。

雖然不可否認，這場勝利具有對國際發聲的效果，但若回到香港體制內的運作規範觀察，這場比賽對於泛民及抗爭群眾，都是一場先天不公平的賽局。

區議員的侷限性

首先，區議員的職能並無法立法，也無法監督各區預算，充其量僅能向政府提出建議。縱使各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要加入地區管理委員會，最多也只能處理相關民政事項（如環境衞生、公共設施等），還有辦理若干社區活動。職能上可以理解成台灣的里長，或是制度變更期間出現過的區政諮詢委員。

不過退一步來看，如果區議員的職責相當於里長伯，至少這些力挺街頭的泛民派區議員，還不至於沒頭沒腦地就前往中國進行「社區交流」。

在香港70席的立法會議員席次中，有35席是「地區名單直選」，選民投票的對象不是人，而是名單，類似台灣的不分區制度。另外35席是功能界別，制度上區議會在立法會可以取得功能界別的席次為6席。

雖然此次的區議會選舉將影響到立法會泛派民的席次，但以此次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在7月2日截止來看（也就是幾次百萬人民上街後的情況），再以此次選舉得票率結果去推估立法會地區直選結果，2020的立法會選舉對人民來說依舊是烏雲密布。

特首選舉呢？

特首選舉的部分，港九新界的區議會議員總計117席，可由四大界別進入。總計有1200人組成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每位特首候選人，須得到超過150名選舉委員的提名連署，才可以成為候選人。如果制度沒改變，泛民派或許有機會提出特首候選人人選；然以林鄭月娥在2017年取得777票的情況來，在小圈子選舉制度下要決定特首，恐怕難上加難。

不過歷史並非線性，回頭看2014年提出的政改方案時（企圖拉高提名門檻為提委會「過半」支持，特首候選人數目定於二至三人），若非雨傘革命到立法會的一連串投票結果，即便有這次的區議會席次的大勝，也難以令人興奮。

從台灣的角度觀察與反思

香港區議會選舉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表示：「中共連香港選舉都控制不了，如何控制台灣選舉？」企圖淡化這次選舉中的「亡國感」氛圍，以及群眾對他的「紅色」印象。然而，這樣發言的潛台詞彷彿像在說「香港可以選舉，所以香港有民主」，或迎合「一國兩制也還好，還是可以投票，我不當政治人物我沒差」這些認知謬誤。

若對香港的選舉制度稍有了解就可以知道，這次區議會選舉所選出的452席區議會議員，就算可以誕生6位有監督權的立法會議員，也難以影響中共對香港的控制。

現代民主最基本的原則，至少是可以透過自由且公正的選舉產生政府及監督政府。但是，從區議會的職能、立法會的功能界別席次、地區直選的比例代表制，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設計——中共根本不用控制香港選舉，而是早在選舉投票開始前就先控制了比賽的走向、可能的結果，以及需要面對的風險。

雖然「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個琅琅上口的口號，也適合用以提醒台灣人捍衛民主，但奠基在香港司法可以於「七警案」事件中做出明快的處理，台灣卻無法揪出違法施暴的警察之情況下，在觀看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的台灣人，除了替香港朋友感到開心，更要站在台灣的角度去反思台灣的現狀。

社會上是否瀰漫著對台灣民主的過度信心，而忘卻監督政治人物的氣氛？是否該檢驗今日台灣的選舉制度與環境，確保我們驕傲的民主牢不可破？以下提供幾個面向供思考。

台灣代議士對選民利益的代表性

雖然因為地理條件跟人口分配的關係，選區劃分並不以人口劃分為一個基準，但必須念及代理意識是否可以充分體現每個投票者意志的問題。換句話說，若一個代議士代表的對象過多，就難以充分滿足或代表選舉人的聲音。

先從整個台灣來看，以2300萬人選出113名立法委員，每位立法委員的服務人口大概20多萬人；再從地方選舉來看，以台北市的居住人口約266萬人來說，共選舉63席次的市議員（約4萬多名人口數有一名議員）；新北市人口近400萬則應選舉名額也僅有66個席次（約6萬多名人口數有一名議員）；以六都中人口較少的台南市，近190萬人口也僅選舉57個席次（近3萬多人口數有一名議員）。

從服務人口跟代議士人數的比例，相較於香港區議會跟立法會分別是1萬7千人與10萬人左右的比例，或是與英國國會、法國國會、西班牙國會等中型國家相比，台灣代議士每人所代表的選民人數，都相對多一倍左右。

當年在「席次減半」的大旗下，直接決定以113席作為立法院人數，在選區又未妥善討論劃分下，也連帶造成目前限縮小黨發展、票票不等值、各委員會監督人力不足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從選民的角度來看，代議士不足或其代表的選民太多，等同於少數群眾的意見容易被犧牲。

台灣不分區的產生跟香港的功能組別

觀察香港的功能組別，可看出中國企圖透過「界別」的小圈子選舉方式，以確保立法會與特首可以在自己的控制下。透過看似「民主」的方式，讓香港人雖然有選舉，但是永遠選不贏。

然而，從制度上來看，功能組別再不公平，但至少從選舉人必須註冊，各界別誰可以候選，在怎樣的情況下可以當選，都是清清楚楚。回到台灣來看，在「單一選區兩票制」這個對大黨有利的制度下，兩大黨的不分區名單的產生機制為何卻不清不楚，只能由媒體不由分說？

至於各黨內所謂的各界代表，如勞工、環團、婦女、商界等標竿代表，為何可以代表該界？由誰決定該代表成為該黨的該界代表？不管黨員或各領域成員，其實都沒置喙餘地。

總統候選人產生的機制

對於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批評非常簡單，比如教育界人口相當多近8萬名，卻只能選出30名選舉委員；沒什麼農漁業的香港，154個有權投票人卻能選出60名委員；保險界可以投的人是保險公司老闆，而不是保險業務員，各界別的代表性也不清楚，中國斧鑿甚深相當清楚。

1200名的特首選舉選出特首選舉委員會產生候選人縱然有上述的問題，但如同功能界別、誰能投票、怎樣當選，都是個事先制定且透明可追究的機制。

然而，我國總統候選人，撇開需連署的獨立參選人，有能力產生候選人的兩大黨均以「民調」作為候選人產生方式。但以這次兩大黨的初選經過來看，從事前具體規則、應當納入調查的選項，都充滿了爭議。以1萬5千份背景模糊的民調取樣產生候選人，對比上述清楚的1200名的選舉委員會產生候選人，到底孰優孰劣，或是五十步笑百步，均值得深思。

結論

社會上總是瀰漫著只要有一人一票的投票，台灣的民主就堅不可摧，但我們都知道台灣這片土地，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曾踏過一段崎嶇的道路，直至2016年才逐漸具體以官方展開轉型正義工程，足徵台灣民主環境先天不良。

再稍加觀察各國的民主制度歷史，以及國際上各起透過個資影響選舉的事件，還有近日在澳洲爆發的共諜案，我想我們都得誠實面對——台灣的民主，從制度上到現實的環境，都沒那麼堅不可摧，反倒是不容樂觀。

面對發生在香港的事，我們能做與該做的或許不僅僅是聲援，而更需要集體的反思，反思怎樣才可以讓台灣的民主鞏固，走得好且長。台灣也尚未陽光普照，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