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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棫|在 228 這一天,從《邪惡的見證者》看見德國的轉型正義,也盼望台灣的希望之窗

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提到一個實驗,測試為何一般人會願意遵從威權。這石油是由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所召集,要求耶魯學生跟一般市民電擊隔壁房間的參與者;當然,那些參與者都是米爾格蘭請來的演員,只會裝出一副被電擊的樣子。

儘管如此,許多受試者仍不分青紅皂白,明明與隔壁房間的參與者無冤無仇,在看到他們拍著分隔兩邊的玻璃,劇烈表示心臟很痛,依舊持續聽從米爾格蘭的指示,依序按鈕施加更多電擊,直到對方失去生命跡象為止。

米爾格蘭發現,受試者面對新環境與新規則,出乎意料地順從,這也意味著當權者如果開發新任務要求民眾去做傷天害理的事,自然會有遵照並妥善執行的人出現,這就是人們願意服從威權的第一步。

如同最近出版的新書《邪惡的見證者:走出過往、銘記傷痛,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所提到:「細讀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極權主義政體可以自行運作,那些國家機器的每一個環節,固然有邪惡者主導,但都缺少不了那些平凡的、單純的、甚至心地善良的小螺絲釘,如果不是他們,來有誰讓極權主義運作呢?」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

支持死刑、主張嚴懲加害人的台灣主流民意,卻對過往威權體制的所作所為,表現出舉世罕見的不以為意,實在是非常強烈的對比與諷刺。直至今日為止,我們從各種報章雜誌所讀到的風向,幾乎都是被害人的身影,很少見到加害人出來表示反省的姿態。

臺灣並不是一個關心「加害真相與評價」的社會。過往如此,曾助長了威權的橫行,而這般放縱對歷史記憶所形成的分裂,也造就了現今台灣社會對於許多政治議題的歧見,讓我們卡在許多不必要的爭執,無法大步向前,一切都來自我們疏於對歷史事實的追究。

作者蔡慶樺在接受博客來okapi專訪時提到:「現在很多人談德國轉型正義,但德國不是一開始就去做。從1945年戰爭結束,到1968年學運爆發,這23年間,在威權環境成長、習慣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人,認為自己思想心態會慢慢民主化,就像是『睡眠療法』,認為自己睡一覺起來就不一樣了。」

不過,這樣自我催眠的「睡眠療法」終究失敗了,不滿真相被掩蓋的次一世代,後續爆發了六八學運及相關追究;而台灣呢?在這樣長期對史真相的掩蓋下,我們究竟是會走向徹底遺忘,還是撿起那破碎的記憶,一起拼成未來對美好家園的共識?

所以轉型正義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確認誰是加害者」。確認加害者的目的除確認加害是不法行為,讓法治的價值就得到再度取得確定與強化;更透過確認加害者是「誰」,突顯每個人都有選擇的自由,並應該勇於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預防勝於治療

本書提醒我們:「這些問題對這個世代如此重要,我們不願生活在一個疏離的共同體裡,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所有那些國家、政府、黨派所書寫的歷史都必然有可疑之處。我們必須突破各種主導的詮釋力量,辨認謊言以及真正的受難者,細讀充滿種痛苦畫面的底層的人民的記憶。因為我們有責任及義務,確保這個政治秩序、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我們,都走在正確的方向上,而使這個共同體中一切先前的錯誤永不再犯。」

比方說,對於政治人物的魅力施展,抑或面對公共議題的種種手段,我們都可以從本書中所闡釋的歷史教訓,慢慢學會有別以往的詮釋與反省。

本書提到,當代人生活在大眾社會之中,自然會倚靠大眾尋求自身建構的意義,德國人過往對極權主義的擁抱正是出於「期待偉大事務能拯救世界的迷夢」而台灣於2018年的地方大選到2020的總統大選中,「OO發大財、或征服宇宙」等口號,正是橫跨古今的場面重現。

這也是因為現代人對於豐富人生的渴望其實從不停歇,然身為大環境下的螺絲釘,受限實在太多,難以親自從事各種活動體驗生命,如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提到:「只好透過不同間接的方式,去感受生命中的興奮與激情,例如酒精、競技性運動,甚至將媒體上的各種角色當作體驗生命的代理人。」

因而,對於現代人來說,自由意志只好依附在各種美好形象上發酵,尤其在台灣就是各位藉由媒體曝光,散發渲染力的政治人物們。

而如果我們對於政治議題的「關心」,又多半來自政治人物與媒體的形塑與加壓,那麼這樣的危機便是:只要領導者持續對政策提出一定口號─無論取得是否正當,抑或是否對遠景產生衝擊─大眾都會心滿意足接受,就算其他價值如「勤奮或謹慎」皆持續地處於消磨之中。

這樣囫圇吞棗的意識形態,也正是極權政治「移來」開花結果的沃土。

另外,作者也在前述專訪提到:「鄂蘭說,當我們看到不正義的事,有『提出為什麼』的義務,或許無法阻止,但你還是必須去問,否則就是袖手旁觀,讓可能改變的機會消失。」若以這種標準看待納粹時代,確實多數德國人沒有問過「為什麼」,而是眼睜睜看著體制一點一滴被侵蝕。

比如最近的武漢肺炎,當前政府提出許多防範措施,讓許多民眾備感安心,但隨著疫情與擔憂甚囂塵上,中央對於疫情的管理似乎慢慢踩向了人權的底線,

比方中央流行疫情疫情指揮中心近日提到:「為了確保國內醫療量能,醫事人員除非報准,否則不可出國。」指揮官陳時中表示,希望盡量把醫療人力都留在台灣,若有特殊情況,可提報再依個案審查予以核准。

但限制人民的權利要有依據,並且符合節制,不是只要出於公益的考量,就可以無限上綱。尤其《醫療法》、《醫師法》、《醫事人員人事條例》和《傳染病防治法》並未明確限制醫事人員出國,僅敘明必須遵從主管機關指揮,而「指揮」並不包括「限制出國」,如此擴大解釋,是不是會有超出法條本來意思的疑慮(如醫療法有規定:於重大災害發生時,「醫療機構」應遵從主管機關「指揮」、派遣,提供醫療服務及協助辦理公共衛生,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同時,醫療機構也不等於醫事人員全體,醫療機構也許依法要聽主管機關的話,也不一定等同個別醫事人員都有依照那些規定遵守主管機關命令的義務。

衛福部在相關公告中強調:「防疫如同作戰,而醫療人員是最重要的戰士,目前的防疫成績,是所有醫療人員共同努力的成果,國人有目共睹。」但醫事人員縱使投入作戰,最終也不該變成其他台灣人民的防疫「工具」,他們也有自由遷徙的需求跟權利,如何「具體證明」有不准出國的「不得已考量」,並提出詳盡配套,才是避免過渡壓抑醫事人員,維護其防疫尊嚴的作法。

兩權相害取其輕,若只出於漫無邊際的公務順行或醫療安全,輕易地封殺人身或遷徙自由,順勢開啟對民眾其他權利侵害的風險,進而蠶食民主運作的基礎,可能是隱身其後的得不償失

打開一扇希望之窗

面對歷史的教訓,沒有人想重蹈覆轍,讓那極權主義再起,但那對權力集中的渴望,就像飄揚海上所朦朧看見的美人魚一般,聲聲呼換執政者往觸礁的航路上前進,處於同艘船上的我們,如果預見了船的未來,怎能不適時出手阻止?

《邪惡的見證者》中肯地提醒我們:「記住,重述,才能持續進行」。作者提到,已發生的、已過去的錯誤,不會簡單地在歷史中消失,而會成為不斷糾纏著的傷痛,如何面對就是不能忽略過去,加害者必須負起責任,倖存者必須不怕揭開傷口,去與那段歷史交鋒,如此才可建立正常家園。

這樣對過往傷痛保持敏感的心情,可對照納粹時期飽受爭議的公法學者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說:摧毀一切規則的方法就是將重點放在「例外」這個概念上;也就是說,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例外狀態,變為常態的規範秩序,如此人民便會為了虛假的安全,放棄真實的自由。這都是我們應心存警惕的。

本書是德國思想研究者蔡慶樺先生,對德國納粹轉型正義行動的一系列專欄隨筆,他從不少歷史事件,深入挖掘那個大時代下小人物的見證,以及德國人對自身過去邪惡所進行的種種反思,帶領讀者看見德國社會是如何對這一切反覆討論、曲折成長。

台灣是我們的家鄉,我們都希望她越來越好,背負著千瘡百孔的痛苦過去,面對著「確認誰是加害者」、「慢慢學會有別以往地詮釋政治人物與公共議題」等重大課題,本書開了一個希望的窗口,讓我們看見從遠方灑下引領前行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