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臺大水源校區前身的解剖室，竟是無數政治犯的冤死之處｜謝宜安

在朝氣蓬勃臺灣大學公館校區附近，有一處與周圍熱鬧商圈格格不入的「水源校區」，初次抵達水源校區的人，應該都會訝異於它的荒涼，又因靠近河邊，陰涼的陣風不時吹過，老舊的校舍，加上人煙稀少，也使水源校區看來格外陰森。但這裡又是臺大學生不得不來的地方——要是腳踏車被拖吊了，就必須到水源校區領回。

種種因素，致使水源校區「很陰」的傳聞開始在臺大學生間傳開，各種繪聲繪影的鬼故事，令人頭皮發麻。有人說，因為水源校區曾是國防醫學院所在地，校區某個角落就是當年解剖屍體的「大體解剖室」，國防醫學院所解剖的並非是自願成為「大體老師」志願者，而是在附近刑場被處決後，無人認領的死刑犯……。

水源校區的前身，從國防醫學院的「屍林」開始講起

傳聞是真的嗎？上述敘述大抵沒有偏離實情太多。曾經有一段時間，水源地設有刑場，在 1949 到 1999 年間，國防醫學院就座落在水源校區一帶，校園某處存放著等待解剖的屍體，一旦期滿，這些屍體就會成為學生們課堂上的大體老師。

這件事，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秘聞，只有極少數人知道。在小說家李渝描繪白色恐怖的小說〈夜琴〉裡，水源刑場一事，也只能止於傳聞，即使到了小說最後也只能朦朧地說：「……黑暗的水源路，從底端吹來水的涼意。聽說在十多年以前，那原是槍斃人的地方。」

然而，真相甚至比「水源地曾解剖死刑犯」的傳聞更為殘酷、更令人感到傷痛。因為那些死刑犯，並非單純的死刑犯，他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出現在解剖台上……。

1950 年代，國防醫學院曾作為存放政治犯屍體的地方，政治犯在附近的刑場被槍決之後，屍體會先送到「極樂殯儀館」存放三天，家屬若未在三日內前來認領，屍體則會移往國防醫學院，在福馬林池裡浸泡三個月。若逾三個月還無人認領，屍體便會成為解剖課上用的大體，待課程結束後火化，埋葬在六張犁。

1951 年元月，國防部所行的公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之屍體交國防醫學院解剖實驗之用〉提到：「為重人道及吾國舊有習俗起見，暫准將執行死刑奸匪無家屬認領之屍體，交國防醫學院浸洗三個月，仍無家屬認領者予以解剖並逐次報備。」

此舉背後的原因之一，是為了解決醫學院校大體不足的問題。1949 年以前，臺灣只有臺大一所醫學院，後來國防醫學院隨政府遷來臺灣，兩間學校的資源互相影響，加上傳統民俗「死無全屍」的忌諱，因此解剖科能用的大體十分缺乏。與此同時，當局風聲鶴唳的政治迫害，致使殯儀館裡躺滿了被槍決的政治犯們──於是，就有了「將死刑犯屍體交由國防醫學院進行解剖」的決定，可以說相當「理性」。

陳政子一家的經歷，或許能還原家屬領屍背後的心路歷程。陳政子的父兄在「鹿窟事件」中雙雙被捕，在父兄被槍決以後，隔了許久身在鹿窟的陳政子與祖母才得知死訊。她們還來不及悲痛，便需煩惱「沒有錢可以處理父兄的後事」。陳政子與姊姊、祖母前往國防醫學院認屍，那裡「橫豎躺著許多具遭槍斃等待認領的遺體」，遺體很多，多到管理員要用鉤子翻檢遺體以供指認。

陳政子說，這時的她並沒有特別的感觸，只感覺管理員拖的，好像是「別的東西」──直到管理員從那堆「屍林」中撈出了父兄的遺體，她們此時才意識到父兄已經不在人世，悲傷地不停哭泣，祖母甚至昏了過去。一家人強忍悲痛，請人縫補遺體的傷口，並為遺體穿上壽衣與鞋子，讓父兄可以一路好走。

陳政子提到，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她們相信「人一旦離開世間，應該要讓大體保持完整，才能一路好走」，未來才好投胎。全身赤裸的、佈滿槍傷的遺體，都令家屬感到不捨，更何況若交付解剖，產生更大的傷口……乃至支離破碎。若是家屬知情，怎能心安？

一如 1950 年代許多憑空消失的政治犯，他們的親朋好友只知道某件事發生了，當事人可能在逃或被捕，從此不再出現。在白色恐怖的緊張氛圍中，這種「消失」被人們忌於談論，也因此難以得知他們的具體下落——這些消失的人，究竟在哪？是解剖台上，抑或是哪個我們不知道的彼方？

政治犯被槍決後的下一站：福馬林池與解剖台

對於受難者家屬而言，在親人突然被處死之後，最後能為他們所做的事，就是「好好送他們最後一程」──找到親人遺體、妥善處理並進行火化。然而，政府的刻意隱瞞與不便宜的處理費，卻讓家屬難以達成這卑微的心願。

不少政治犯家屬的口述記錄曾提到「前往國防醫學院領屍體」的回憶，但這件事似乎是個不能說的秘密，並未對外公開。藍芸若曾說，她的父親藍明谷因「基隆中學案」而入獄，在外祖父某次送飯時，赫然發現藍明谷已遭槍斃，但是槍斃後屍體送到何處，軍法處卻不肯說。經藍芸若的叔舅四處打聽，才得知屍體被送往國防醫學院。一家人風塵僕僕地趕往國防醫，將藍明谷的屍體從福馬林中撈起來，帶回老家。當時年幼的藍芸若對此事並不清楚，只記得曾聽叔叔說，父親屍體上有彈痕與刀傷。

除了資訊不透明，領取屍體所需支付的費用也讓這條尋親之路困難重重。政治犯家屬林愛珠說，哥哥林錦文被槍決當日，林父立刻搭車北上，卻未能馬上去國防醫學院領屍，而是待在林愛珠家三、四天，籌足火化費用後，方才前往。此時的林錦文，已經與其他遺體一同被浸泡在藥水裡好幾天，遺體早已變形、皮膚發白，難以辨識。最後，林父憑藉林錦文嘴中的鑲銀牙，終於認出了兒子，交由殯儀館火化。但隔天去領骨灰時，又因買不起骨灰罈，只好拿醬菜甕裝骨灰。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還有很多很多，不是所有家屬都能找到他們失蹤的親人，也不是所有遺體都能等來他們盼望的家人。這些沒被家屬領取的遺體，便會來到下一站──解剖室。

解剖台上躺著，我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據白色恐怖研究者林傳凱所說，當年的國防醫學院外便是水源刑場，作為馬場町刑場的備用刑場，當馬場町刑場行刑人數較多時，就會啟用水源刑場，因此水源刑場的行刑時間，都較馬場町為晚。馬場町通常在凌晨五、六點執刑，水源刑場則在上午十點，正好是學生的上課時間，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在上課聽過槍聲，也能看到送來解剖屍體上的彈孔，如今聽來十分驚悚，卻是當年國防醫學生的日常。

更驚悚的，是學生認出解剖台上那具遺體的時刻──小說家賴志穎的短篇小說〈紅蜻蜓〉裡，主述者是一名醫學生。他有一名要好的表哥，原本是個左傾的理想青年，似乎曾經參與組織，某天突然下落不明。結果就在解剖課上，主述者赫然發現，要解剖的屍體便是表哥。於是，他一邊拿刀劃開表哥的身體，一邊回憶起表哥活著時的模樣……。

這不只發生在小說〈紅蜻蜓〉裡，小說家黃春明的散文〈老師，我得獎了〉，獻給他的文學啟蒙王賢春老師。王賢春是黃春明的初中國文老師，她發現黃春明有寫作天賦後，教他讀巴金、契訶夫、沈從文。某日，王老師在課堂上被帶走了，沒過多久，去國防醫學院參觀的高中學長帶回消息，說在解剖室看到了王老師。

在解剖台上認出熟識的人，手裡握著銳利的手術刀，看著熟悉的面容，如何才能狠下心劃開他的皮膚，將其單純地視為教學材料？這些哀痛不只存在於文學作品中，根據林傳凱的調查，國防醫學院的學生就曾經被送上同班同學的解剖台──他是藥學系的霍振江，因為組織讀書會而被抓，原本只判徒刑，後來被改為死刑。當時國防醫學院中多半為外省人，霍振江也是，他們隻身來台，缺乏親人為其收屍，因此霍振江的屍體便被移到了國防醫學院的福馬林池中，在三個月後來到了解剖室。

同學們發現要解剖大體竟是霍振江時大為吃驚，雖曾聽聞霍振江被抓走、被判死刑，但從沒有想過會親眼看見他成為大體老師。國防醫學院的老師令班上兩位同學將遺體退回殯儀館，而此事引起的騷動，更導致了一名女學生上吊自殺。

當時的國家政策下，當權者不但能奪取了一個人的性命，更能剝奪他遺留下來的身體，將一個人的價值搾取得絲毫不剩。受難者們離開世間時，無法由自己做主，就連死後，也要非自願地供人解剖。

真正的恐怖故事已被遺忘……

1950 年代被處決的死刑犯，並非強盜、殺人、縱火的罪犯，他們可能和你我一樣，只是普通的文藝青年、學生或老師。他們為了國家更好的未來，投身革命，卻遭國民政府硬生生斬斷人生，成為福馬林池裡一具具沉默的屍體。

人生無法重來，這些無辜的生命早已逝去，若是按照鬼故事的邏輯所言，亡魂死後會徘徊作祟，那麼這些曾懷抱革命理想的青年，真的會想作祟嗎？就算要作祟、要索命、要復仇，他們真的能找出這場悲劇幕後最大的兇手嗎？

或者，假使如習俗所言，這些被解剖的死者，因死無全屍而無法好好上路，那麼他們持續逗留在陽間，想必願望也很單純──就是看一眼，他們來不及說再見的親人。

資料來源

1. 〈六張犁墓區〉，國家人權館不義遺址資料庫，https://hsi.nhrm.gov.tw/home/zh-tw/injusticelandmarks/112553
2. 許雪姬主編，《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下）》，臺北：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中研院臺史所，2015 年
3. 國防醫學院藥學系、國防醫學院藥學校友，《源遠流長一世紀：國防藥學教育百周年紀念專刊》，臺北：中華藥學研究基金會，2008 年
4. 【人權 online】EP03：死後的路徑──「被」成為的大體老師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Cs5s89rd5w

本文由故事授權轉載，原文網址：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gushi/white-terror-victim-in-ntu-shuiyuan-camp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