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在窗外潮本》當年廣設大學錯了嗎？｜話鹿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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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篇五教育改革是一團迷霧？》

＜之二教改中的左與右＞

410教改偏左的訴求

我一向認為教育者只是園丁，若說學生是花草，那麼園丁要做的是：耕耘出好的土壤，澆水施肥提供養分。至於花草怎麼攝取養分、怎麼長，那是花草的事。

對於教改，我的看法亦然，要立即改造的，主要是教育大環境。教師與學生就像花草，他們怎麼經營教育現場，是他們的事，教改者只提供養分。

教育大環境就是底層結構，包含升學供需、校園環境與教育權力的分配。上層建築則為教材教法，師資，課程與家長觀念等。底層結構弄好了，亦即有了自在愉快而人性化的教育環境，這時良性的發展便「容易」向上滲透，花草也得以欣欣向榮[1]。

換句話說，營造好大環境，用以釋放學生心智是教改的第一要務。學生的心智要先從密集的考試壓力下釋放出來，從威權的管理控制下解脫出來，讓學生與教師有較好的互動，也有較多自主的空間，去嘗試錯誤、探索、思考、討論、閱讀，不斷打開視野、不斷思辨，這時才能發展出自己的興趣、學會獨立思考，使心智隨著年歲日趨成熟。同時，大環境營造好了，多元入學多元教材，才有可能逐步實施，因為這時人人有機會，學生家長就無須事事計較[2]。

1994年，我與民間教改團體發起410教育改造運動，提出的四大訴求，便沿依這樣的思路，其中「落實小班小校」指的是教育環境的改善，「廣設高中大學」談升學供需的調節，「制訂教育基本法」則在確立教育的主體與目的，以擺脫黨國控制，為的是把權力重新分配。這三者都是底層結構。

「推動教育現代化」所包裹的眾多訴求，才涉及上層建築。

當時我用「教育改造」，而不用「教育改革」，便刻意指向結構性、根本性的改造，而非表象的，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

我不斷呼籲：410教改的訴求，是結構性的教育改造。許多訴求相互之間環環相扣，缺一不可[3]。例如升學供需若沒有調節好，廢除聯考、多元入學、教材多元化⋯⋯等等必然爭議不斷，連中小學社區化、私校定位等都會跟著扭曲變質。

我深信人的能動性、人的主體性。每個人都有無限可能，一個好的環境、好的制度，能使人正面的力量充分發揮，一個壞的環境、壞的制度，則使負面的人性一一浮現。教改要營造的，便是好的教育環境，並為教育現場提供資源與養分。

很多概念都要辯證的看，像「適才適性」一詞[4]，本來是教育者要因材施教，重視個別差異，求取每個人內在最大的發展，卻被很多菁英主義者拿來限制學生的選擇，對學生作分類、分等、分級（而忘了「有教無類」）。前者是「左」的觀點，後者則為「右」。同樣，「文憑主義[5]」「家長升學觀念[6]」也都因左與右不同的世界觀，而有不同解釋。

我的觀點經常建立在偏左，但左右辯證的世界觀。

來自右派的反對聲浪

1994年之前，教育權力完全掌控在當時還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手中，政治干預教育的現象，是司空見慣。少數民間教育團體如人本基金會、教師人權會、振鐸學會、主婦聯盟偶而發聲之外，右派的保守力量主導教育領域，左右思想論戰乏善可陳。 

1994年4月10日，410教改運動，集結數萬人走上街頭，首度站在結構性教育改造的立場，逼迫當局正視問題，進行權力與資源重新分配，作根本的變革。教育部才在壓力之下，提出「說帖」，辯護其一貫的保守立場。

410的訴求之一：「廣設高中大學」，一經提出，立即招來王永慶及朱高正的反對。他們的訪談與文章，在中國時報皆以半版的篇幅大幅刊登，其立論不外是社會需要階級分工，在技術職場上，大學無用。這是典型的右派觀點。隨之而來，便是行政院主計處公佈的「高學歷高失業率」資料，在各報廣為報導，喧騰一時，幾家大企業主管公開表示高學歷的人才眼高手低，高學歷不見得高效率。教育部也順勢打壓「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7]。

我認為教育部應獨立於經濟部門，守護教育者的本份：協助每一國民求取最大的內在發展[8]，不應急於效忠經濟部門。況且高學歷高失業率只是短暫的現象，教育是百年樹人的事業，成熟的現代公民自然會去創造新的行業，新的經濟榮景，不能倒果為因。朱敬一亦撰文，試圖破解「人力規劃調節大專招生」的迷思。早在1994年初，張清溪即以實證論據說明高中職人力規劃的失敗。

何明修[9]指出教改初期，人本主義者與自由經濟論者合力對抗「人力規劃」的舊保守主義，這個論點確有事實佐證。

這是第一波的左右論戰。反對廣設高中大學的聲浪，來自右翼的舊保守勢力，隨後類似的批評仍此起彼落，大多在強化人力規劃階級分工的論點，甚至有論者擔心一旦大學廣設，大家會鄙視技職，從此不肯動手做第一線生產線的工作，於是「養出一批批好逸惡勞、百無一用的閒民，帶來禍國殃民的大災難」。最有趣的就是這些抨擊，都要替「廣設高中大學」戴上一頂「文憑主義」的帽子[10]。

這第二波的反對聲浪，夾著一種典型的右派論述。文憑主義這頂帽子背後隱含著「道德譴責」，在論戰中使用這類看似中立的道德性字眼，不需多費唇舌，便取得大眾共鳴。其立論雖似是而非，不堪剖析，但反駁起來則大費周章。右派文化一向是主流，原因之一是「善」比「真」更容易打動人心，可是這種善經常是偽善。明明這是個文憑社會，文憑的後面是一大堆附加利益，不同等級的學位，不同敘薪；明明文憑畫出階級的分界，卻假裝沒有階級差異，還反過來指責說實話的人有階級偏見，並指責「開放進大學增進階級流動」的論者，是在鼓勵競逐文憑。

相對的，左派的世界觀，需要懷疑既定觀念，需要辯證思考，才看得清楚變動世界的真相。它需要犀利的分析，複雜的論述，所以不易流行。

「文憑主義」是什麼？我希望大眾不要人云亦云，一聽到有人套用耳熟能詳的名詞，便隨著起舞。必須先深入名詞背後的涵義，公共論述才能對焦。410運動剛剛落幕，我便陸續寫了一萬多字，分四篇文章回應[11]，旨在化解右派對廣設大學的質疑。

為了具體說明這種偏左、非教條左派、又左右辯證的一貫立場，我在這裡摘錄當時一段論「文憑主義」的回應文字；同時也藉著它來呈現：在左與右，「真」與「擬善」的論戰中，「左」必須費力揭開複雜的真相，仍不易被聽見，因而處於不利的辯護位置：

所謂「文憑主義」一般說來有兩種涵義，第一種是人人追逐文憑的附加利益，文憑只是手段，有了「好的學歷」便可期待有「好的出路」。第二種涵義則來自傳統的士大夫觀念，空談理論不重實驗，重勞心輕勞力，好高騖遠，為高學歷而高學歷。

我認為第二種涵義的文憑主義其實因應外在條件而轉移，並不是什麼牢不可破的觀念。中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在科舉制度下，讀書考試係庶民階級欲晉身上層階級唯一的出路，眾人追求的不過是這種讀書的附加利益。而台灣幾十年來一般學生喜歡空談理論不重實驗，亦因為升學主義下考試領導教學，動手作實驗無助於提高升學機會，學校隨之不重視實驗，設備尤其簡陋。學生不喜歡動手，是新近的外在條件所造成的，不是來自傳統的士大夫觀念。

事實上，只要有「好的出路」，士大夫觀念便消失無蹤。「行醫」在士大夫觀念中屬技職百工，在古時是被看不起的，但今天醫科卻是最熱門的科系，歷久不衰。原因是它提供「好的出路」。其中外科是高勞動力的工作，一站就是五、六個小時，而且須要拿刀子動手的，但每年有多少學生擠破頭也想擠進這窄得不能再窄的窄門。所以說，士大夫高談闊論不肯動手的觀念，並不是什麼根深蒂固的價值觀，第二種涵義下的文憑主義不過是食古不化的假想。只有第一種涵義下的文憑主義，才實際存在。

換句話說，多數人追求文憑背後的附加利益，才是問題的所在。即以勞心與勞力間的差距來說，重勞心輕勞力也只是浮面的現象，多數人屬意的還是文憑所指向的社經地位。但教育手段無法消弭人類社會的階級差距，我們能做的只是提高階級流動率，放寬進入菁英階級的門戶，例如廣設高中大學，使社經地位較低者的子女，比起以往可以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這並不是說我們主張階級差距，相反的，階級差距是現實，我們必須坦於承認現實確有階級差距，而主張在教育線上盡量保護我們的兒童，使他們在長大之前不致因其先天條件的不利而減少他們自由選擇教育型式（例如技職抑或大學？）的機會。

在前述第二波來自右派的反對聲浪中，還有一種貌左而神右的論點，值得一提。論者謂「廣設高中大學」的訴求有歧視技職之嫌，不重視職業尊嚴，甚且會擠壓技職學生的出路。對於這似是而非的說法，我早在1994年教改之初便曾如此回應[12]：

— 目前技職百工不受社會尊重，是因「高中大學」門戶太窄，七成的國中畢業生大半被迫進入技職系統，所學既非所願，畢業後又「供過於求」，素質與待遇自然無法提高；相應的許多私立職校也不願意多作投資去改進職校品質⋯⋯。廣設高中大學之後，讀的人有心學習一技之長，才進入職校；技職學校人數自然降低，又素質提升，學生畢業之後可能倒過來「求過於供」，職業尊嚴才可望提高。

「廣設高中大學」的主張並非要擠壓技職系統，相反的，只是要讓學生有自由選擇進高中／大學，或進入技職系統的權利。

倒是前述這些貌左而實右的論點，被1996年6月上任的教育部長吳京接受。同年吳京宣布開闢「第二條教育國道」，要將現有職校與專科大量升格為技術學院。讓技職學生也可以得到四年制大學的學位。 

這種政策，若為一時之計，提供給現有在校或已畢業的技職學生一條新的出路，我頗能贊同，問題是對以後一代代國中畢業的學生，仍舊斷絕了他們的未來選擇權。這種政策的立足點仍然是右派的人力規劃。更嚴重的問題，是政府不肯挹注資源好好辦公立大學或技術學院，卻用灌水與魚目混珠的方式，把大量品質浮濫的私立專科學校直接升格，日後勢必尾大不掉，而且因私校收費昂貴又多數品質太差，無法調節升學供需，對解決升學壓力毫無幫助。 

這是教改政策錯誤的一條不歸路。為此我請關心教育的立委王拓出面，一起去見吳京，當面陳明利害，要求收回成命，好好增設公立大學。可惜吳京部長主意已定，事難轉圜。未幾410教改聯盟在第二任會長周志宏主導之下，發動示威，至教育部公開要求各縣市設立一公立大學。同日各大媒體記者由教育部出專車接送，浩浩蕩蕩隨吳京部長遠赴烏日成功嶺，大幅報導首批大專女兵受訓，引起社會矚目。至於在教育部前示威，要求廣設公立大學的議題，雖然影響至為深遠，而且聲震雲霄，但隔日輿論一片沈寂，無隻字報導。

事實上，1996年初，行政院教改會不辦公立大學的結論已經底定[13]：

— 我國高等教育的量必須擴充。其擴充應以運用民間資源，且以發展側重實務性教育之校院為主。政府不再挹注大量經費設置公立校院⋯⋯。至於「私立學校」，則應將「市場機能」還給他們。

根據此項結論[14]，「大學由私人依『市場機能』設置，且以技職校院為主」的路線已經確立。吳京以大量升格私立技職專科，作為「第二國道」，果為配合教改會報告書的建議。

對我來說，這項大量升格私立專科的灌水政策一旦啟動，想再回頭解決升學供需的結構問題已經無望，此因一兩百所的私校一旦下了大筆投資，數萬人的生計與投資者的利潤，從此與教改掛勾，變成上文所謂尾大不掉。教改貿然跨過了不歸點（point of no return），再也難以起死回生。

 

[1] 這是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但有了好的教育大環境，人性的正面力量便會逐一浮現，經過一番正面運作與不斷調適，花草自然越長越好。

[2] 有人會說，今天大學已經大幅擴充，大家仍擠破頭在搶著進名校，所以問題出在學生家長的觀念不對。可是問題不在於大家搶著進名校，而在於大家不想花大錢進太爛的學校。因為十多年來，政府不肯認真調節升學供需，好好投入資源辦好公立大學，卻用最便宜的方式大量灌水，升格私立技職學校，以致教學品質浮濫，收費又數倍於公立大學（參見後文）。

[3] 參見〈台灣教育重建的圖景〉，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增訂版，遠流，1996。

[4] 參見《學校在窗外潮本》篇五之五第14節〈教改怎麼辦？〉。

[5]《台灣教育的重建》增訂版，頁70–71。

[6] 同前注，頁16–17。

[7]《中國時報》，1995年2月12日，第一版頭條新聞及第三版。

[8]參見〈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迷思〉，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初版，遠流，1995，頁41–52。

[9]何明修：〈教育改革運動的驚奇冒險〉，2010。

[10]例如郭慧英：〈滿街方帽子根除了文憑主義？〉，《中國時報》言論廣場，1995年7月8日。

[11] 〈廣設高中大學的幾點爭議〉、〈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迷思〉、〈論文憑主義與廣設高中大學〉、〈再論文憑主義〉四篇，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前兩篇收錄於1995年初版，後兩篇在1996年增訂版。

[12] 〈再論文憑主義與廣設高中大學〉，收錄於《台灣教育的重建》增訂版，遠流，1996，頁72。

[13] 《行政院教改會諮議報告書》，第二期第三章第五節，1996。

[14] 據吳京公開談話，其後繼任的教育部長林清江係執筆人，時任教改會高等教育組副召集人。

本文出自左岸文化《學校在窗外潮本》一書。
本書作者：黃武雄

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生於台灣新竹，父籍嘉義朴子，專業幾何研究；擅長散文，文體獨特，曾獲1982年中國時報文學散文推薦獎。除專業研究論文及本書外，另著有《童年與解放本》（左岸）、《學校在窗外》（左岸）、《台灣教育的重建》（遠流）、《黑眼珠的困惑》（人本）、《小樹的冬天》（新迪）、繪本《那有條界線》（遠流）、《數學教室》（人本）、《初等微分幾何講稿》（人間）、以及近著《大域微分幾何三卷》（台大出版中心）。

作者涉入教育，從實踐到理論，迭有洞見。其著述豐富，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之言。早年受教育部委托，編寫高中數學實驗教材，親赴中學試教，觀察教育現實。另主持台灣農村調查，深入基層，了解1970年代劇變中的台灣農村社會。

三十年間經常撰文評論台灣教育與社會。1994年發起410教改運動，衝激體制教育。1997年倡議普設社區大學，並支持中小學實驗教育，為台灣兩大體制外教育系統，開拓新視野。2006年發起千里步道運動，關注環境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