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社會大眾不太關心身心障礙者？｜話鹿讀冊

為什麼社會大眾不太關心身心障礙者？｜話鹿讀冊

本文出自群學出版《障礙政治：邁向消弭歧視的包容社會》，《第六章　障礙問題的創造》」

我們認為，問題的一部分是圍繞在損傷的負面預設與意識型態深深嵌人的社會意識中，以致於他們變得被自然化為社會「事實」（fact）。因此「每個人都知道對『受苦』（afflicted）的個人來說障礙是一種個人悲劇；而這種意識型態已經變成了常識」。這種常識的觀點更被「美學」（aesthetic）與「存在意義」的焦慮所強化： 

對於障礙者普遍的反感，可能來自於「美學」與「存在的」兩種焦慮的產物。前者是自戀式地拒絕『正常』身體外表的明顯偏離，後者是指使人衰弱的障礙所引含的或可預期的危險甚至比不可避免的死亡還要令人害怕。

這種焦慮無疑造成障礙者被排除於主流的社會與經濟生活之外，並影響政策，而將損傷者送到安養院（residential homes）、特教學校或日間照顧中心（day centres）這類隔離設施。

越來越被看重的消費者選擇與意見的傾向、快速擴張的健康與美貌產業，以及媒體與網路上推銷的健康生活形態與「看起來氣色不錯」（looking good）的論述，都進一步強化對障礙的焦慮。這包括行銷廣泛的藥物、手術或科技產品與服務。因此：

消費文化與健康主義（healthism）的崛起使得老化的身體與障礙的身體成為嚴重焦慮的中心。身體如果是被困在被輪椅上或床上，不能「正常的」行使功能或是看起來「正常」，都會在視覺上或是觀念上顯得格格不入，可以用缺乏適合障礙者或高齡者的公共設施來證明。

因此，儘管在政策措施上擁護社區照顧、權利與自立生活的語言，個人悲劇理論的意識型態仍然持續當道，因此確保政策在大部分朝向回應個別障礙者的個人需求，而不是將障礙者視為一個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

但是，這些定義並不是僅僅基於政治人物與政策決定者自身的當代理解而出現，而也是被資本主義發展的物質力量所形塑。因此，近年來資本主義歷經一連串的財政危機，因此支撐對障礙者提供福利的意識型態也有所改變。它不再反應悲劇、焦慮或慈善人道主義的影響。相反的，因為越來越把自由市場經濟視為優先，它以不同的方式反應被認為是不具生產力的障礙者所造成的經濟負擔。這樣的意識型態氛圍以依賴的概念來表達。

這是因為由Marshall（1950）等人所設想的，應該要確保讓所有人都能取得法律、公民與社會權的戰後共識，已經逐漸被新保守主義或新右派的金錢至上主義所取代。從這個觀點來看，國家支持的福利制度被認為會不鼓勵個人主義、自力更生、志願行動與私人動機，而社會政策發展的平衡傾斜偏向不利於競爭與企業，偏好國家計畫與控制。

自1970年代以來連續的全球經濟危機，左右兩派的政治人物就都有刪減政府福利支出的呼聲。現在，福利國家的政策更被視為是過時的，是導致這些危機的主要成因，而不是解決方案。依賴的概念被用來解釋為什麼國家提供福利是問題的一部份，而不是解決方案的一部份。本書第一版中曾引用一個早期的例子：

和個人成就的純粹喜悅比較起來，每個人都知道依賴的沉悶冷漠。故意建立一個制度來製造依賴而不是鼓勵個人成就的作法是不利於最佳利益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福祉的。

因此，從自那時候開始，依賴的概念就被作為一種社會性的建構，或是也許更精準的說法是，社會性的再建構了「障礙的問題」，和其他更廣泛的社會問題一起，在許多資本主義以及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經由類似的方式被再建構。例如在英國，1980年代與1990年代初期的政策措施強調自助（self-help）與個人企業（individual enterprise），需要刪減公共支出，以及多使用私部門與志願部門來提供基本的服務的重要性。

重新提出障礙問題 

1990年代早期，在眾所周知的英國以及其他地方，出現許多新的「第三條路」政治的討論，宣稱可以超越左右政治。有些主要的支持者就認為，福利提供應該是用來產生並鼓勵「企業家文化」（entrepreneurial culture），以獎勵那些有負責感的冒險家。

這種新的「社會投資型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藉由重新分配「可能性」（possibilities），也就是工作與教育，而不是財富的重分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與平等的目的要求。這種主張的核心是「權利與責任」（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的對應關係。這種取向可以被視為是直接挑戰Marshall所設計，「源自公民身分的普及性權利資格」（universal entitlement derived from citizenship）以及戰後福利國家的架構。

過去的福利社會，至少在理論上可以保障個人最低限度的「社會權」（social rights）（Borsay, 2005），但在取而代之的積極社會（active society）中，逐漸變成只有公民願意成為有酬勞動市場的工人時，才能擁有社會權。這是一種根本性的轉變。早期普及式政策認為，凡是對社會共善（general good）有所貢獻的人，我們對他們有社會責任。然而如今許多社會責任，及伴隨的權利理念逐漸不再適用。無條件就能取得福利津貼與支持的政策，被視為會造成福利依賴。

因此，「不負責任就沒有權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所傳達的主要訊息，就是福利給付與支持只應給那些積極投入有酬勞動市場的人，而且「必要時，對於無意願的人，應該透過剝奪給付來強迫他們參與」。在過去二十年，這些理念在英國國內得到越來越多熱情的支持，並且也對世界各地的政策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用這種強調權利與責任，減少進入國家福利系統的機會，以道德議題為訴求，使得政府將刪減支出的需要優先於公民的需求。這種方法可以合理化撤銷或減少人們獲得國家支持福利的權利，如果他們不願意或是無法符合越來越嚴謹的國家認可的標準或法規。

這使得政治人物可以將這些取得公共支持福利的權利被刪減的人的困境歸責於個人的問題，對政府來說，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福利的安排之外就變得不是太大的問題了。

整體福利問題的重新建構，以及特別針對障礙問題的重構，在意識型態與政治的層面上是非常成功的，引起人們對「依賴的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的普遍擔憂，因此，讓討論的可能性不僅在於重建福利國家，同時要縮減規模與支出。然而，我們認為這個重新建構，不能只從福利在社會中的角色之概念轉變來理解，更重要的部分是在不斷改變的資本主義中障礙構成的歷程。要釐清這一點，我們要必須區分社會理論中的社會建構論與社會創造論。

本書作者：

麥可．奧立佛（Michael Oliver）

英國社會學家、障礙權利運動者。二十歲的時候因為一場意外導致脊椎受傷，使他必須終身以輪椅代步，卻也因此點燃他對障礙研究的熱忱。他是障礙研究領域的奠基者之一，以提倡「障礙的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聞名。

柯林．巴恩斯（Colin Barnes）

英國社會學家、障礙權利運動者，並且也是一名身障者。他任教於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的社會學與社會政策學院，是障礙研究在學院建制化的關鍵推手。

本書譯者：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同志文學史：台灣的發明》、科幻小說《膜》等等。

張恒豪

美國夏威夷大學Mānoa分校社會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涵蓋障礙者權利運動、障礙文化與再現、共融教育與障礙研究理論等相關議題。曾發表於臺灣社會學、Disability and Society等期刊，並合編專書《障礙研究與社會政策》。

邱大昕

美國普渡大學社會學博士，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身心障礙研究、醫學社會學、科技與社會、感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