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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館的誕生:使用黑奴之力的獵奇收藏家?|話鹿讀冊

本文出自左岸文化《蒐藏全世界: 史隆先生和大英博物館的誕生》,《第七章 建立大眾的博物館》」 

一七八四年,地質學家巴索羅梅.佛賈斯.德聖馮德(Barthélemy Faujas de Saint-Fond)橫跨英吉利海峽訪問不列顛群島。佛賈斯本身是礦物部長,稍後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成為巴黎植物園(Jardin des Plantes)的教授。

這次前往英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到位於赫布里底群島(Hebrides)中斯塔法島(Staffa)上的芬格爾洞穴(Fingal’s Cave),研究玄武岩的結構,因為它們與巨人堤道的石頭非常相似。善於交際的佛賈斯訪問了英國皇家學會曾經針對斯塔法島發表文章的新任院長約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與其他法國同胞一樣,他也趁著身在倫敦之際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並將心得發表於一七九七年出版的遊記。

佛賈斯認同這些收藏品的確包含「數量龐大的物件」,然而他也認為並未將博物館創始者的個人收藏以更「謙卑的『史隆博物館』之名」保存,有些遺憾。他接著解釋道,許多人「在參觀時,會對〔史隆〕對科學的熱愛、其財富以及自由行事的能力深深感到驚艷與滿足」。佛賈斯對史隆、英國以及大英帝國三者讚譽有加,但卻對博物館本身有所批評。

他「不滿」收入「許多各式各樣物品的私人收藏……竟冠上了『大英博物館』的頭銜」。他接著說,「一個因商業、製造業,以及其海軍軍力而備受尊敬的國家,應該擁有與其名聲匹配,和與其偉大與莊嚴得以相提並論的紀念館」;然而大英博物館卻完全不符這些條件,他認為該處「〔物品陳列〕毫無秩序」,且「每項物件陳列之處都不妥」,又「令人嫌惡的混亂」。

「英國受到對科學不夠支持的批評」若非悲慘,也算甚為諷刺,畢竟如牛頓等「難得的天才」是「英國國寶」,為科學帶來了「光榮與卓越」。反之,博物館本身充其量不過是本「長篇雜誌,將內容隨機丟入其中,根本就不算是從事教育和榮耀一國的科學性收藏」。即便博物館員非常努力,不論「熱愛見證自然界大規模運作的」哲學家,或是「熱中研習那看似貫串所有物種的龐大『存在之鏈』……都找不到感興趣的事物」。佛賈斯寫下這些字句時,正值法國對科學狂熱之際:其競爭對手喬治.居維業(Georges Cuvier)很快地便使用新的比較解剖學方法,並在完全接受物種會滅絕的前提下,重新定義動物分類法,成果遠遠超過包括史隆在內的早期博物學家的見解。

然而,英國擁有強大的帝國實力,趕上並非毫無希望。佛賈斯做結時指出,一個「船隻橫越數大洋」的國家,總會補救此種情況,以「國際競爭……」的精神「對增長人類知識做出貢獻」,效法剛成立不久的巴黎自然史博物館(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其「收藏是在同類中公認最優越的」。

佛賈斯的心得可說是史隆收藏故事的最佳註解,因為他提出了私人利益、國家與帝國三者如何共同造就大英博物館的這個關鍵問題──即便佛賈斯得出的答案或許不盡正確。大英博物館的擁護者傾向將史隆的成就視為個人財富與美德的一大勝利,而非貴族、皇室或國家的慷慨捐贈。坡勒特聲稱「從未有地位低於統治者的個人成立如此重要的一座博物館」;斯摩萊特則稱這座博物館完全由「私人」所建立,「甚為驚人」。

如此的稱許影射了對英國憑商業實力集結出這般收藏的頌讚,也點出歐陸上專制王權以及王公貴族階級掌權者透過組裝藏珍閣來吹捧自己的政治權威。(不過,我們也曾提到,史隆的批評者以其收藏品的商業價值與龐大規模來證明史隆野心過剩又膚淺,一心只想發跡。)佛賈斯正確地指出,基於史隆取得收藏品的手段及其物品後來與他人收藏結合的事實,大英博物館的館藏多為意外的收穫,而非理性設計的結果。

然而,佛賈斯也以法國的標準來評鑑大英博物館,指出進行收藏的過程欠缺知識與政治的整體性。他堅認偉大的科學作品必定是國家的成果而非個人的成就。在英吉利海峽的彼岸,法國大革命鞏固了國家對諸如自然史博物館等科學研究機構的掌控,而類似拿破崙於一七九八年對埃及和敘利亞展開的軍事行動也能對考古與古物學貢獻良多。佛賈斯出版其遊記之際,在班克斯的領導之下──從多方面來說他都是史隆的繼承人──英國科學家其實正在效法法國模式,希望國家能扮演更吃重的角色,從庫克船長的太平洋探險到計畫性施行帝國政策的經濟植物學,都以科學為帝國政府的工具。儘管如此,就佛賈斯看來,大英博物館仍舊缺乏妥善的國家組織和足夠的科學專門化,不過是一堆胡亂放置的奇珍異品,配不上英國的帝國霸權。

事實上,大英博物館是英國在十八世紀經歷制度建構、國家型塑,以及帝國擴張等過程初始階段最佳的典型表徵,私人利益在此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吉伯特.西斯寇特之輩的銀行家組織了英格蘭銀行,獨立商人為國家軍隊提供補給,而博物學家如史隆等人則贊助科學性的探險行程。大英博物館即是史隆巧妙地將個人野心和社交手腕與國家和帝國資源結合得出的產物。他創造出的公共博物館便是帝國轄下啟蒙運動的產物:唯有身處帝國核心的收藏家才能集結如此眾多的物件來辨別其異同,目的是為了達成將全世界分類的驚人企圖。

然而,雖然史隆耗時耗資源收集物品貢獻良多,但他對後世最終極的影響,卻是將這些物件轉化為一座永恆的公共博物館。與同時期其他收藏家相比,他收集的物品種類並不特別,但其收藏品的規模,以及身為全國最受信任的公眾人物的身分地位,的確有其特出之處。此般規模、信譽以及知名度非常重要:這讓史隆得以將私人收藏轉化為國家藏品,在此過程中也同時建立了將知識與文化機構免費對大眾開放的理想。換句話說,以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在一個地理大發現、人員相互移動的年代,史隆可謂大師級的闖入者。由於他對智識機會主義高度敏感,使他能運用自己與國家機構以及公開發行股份公司之間的關係,收集全世界的私人收藏品,最後將之轉化成公共機構。他自身收藏的奇珍異品之多樣化與其觸角之廣相互輝映,而博物館的成立則反映了他的野心和願景。

史隆基於對自然界機械論的根本認知而厭惡魔法,而他不斷累積樣本的舉動也相當符合培根主義、科學革命,以及朝現代性邁進的典型論述。不過,他對怪異物品的偏好或對體液學說與蓋倫派醫學的堅信則完全與以上認知背道而馳。這位發明公共博物館的人物同時也建議病人用水蛭放血的方式恢復健康。更重要的是,以「時間」為主軸的科學進步的英雄式論述容易忽略科學研究最根本的需要,即用以連接「空間」的要素──大量勞力的需求。空間這個要素便是大英博物館故事的重點。這是一個基於協調全球成百上千眾人之勞力所成立的機構,並讓訪客進入位於大羅素街上的一棟建築,讓他們相信自己在該處眼見的收藏品不僅是一場精采的表演,更是一扇讓人得以確實窺見真實世界的科學之窗──只要在倫敦就能看見全世界。事實上,所有科學研究期望達到的就是這點:讓親眼見識到的人們相信,在當下當地所見便是「外面」廣大世界的可靠表徵──當地所聞所見即是全世界。

史隆的博物館跟之前伊比利與荷蘭的收藏品,以及之後受其鼓舞而成立的機構一樣,體現了帝國與資訊的融合,在這當中,欲廣泛探尋神如何創世的高尚理想卻奠基在殖民野心與商業野心的世俗計算之上。從殖民阿爾斯特,到剝削加勒比海的奴隸制度,到建立橫跨亞美兩洲的人際關係,史隆對後世的影響等同於一項展現大英帝國實力的文物。這麼說並不表示大英博物館是此種實力的必然產物;事實上這代表了史隆了不起的雙重意外成功。博物館的成立一方面是種自保行為,為了不讓自己的收藏品四散各處,雖然後來因為國家的其他收藏品不斷取代而貶低其地位,史隆本人從博物館建築中漸漸消失。此外,博物館也是一統情勢的貢獻,使不列顛群島各地的人們得以聚集在第一個稱為「大英」的機構,即便並非每名前來參觀的訪客都感受到同樣程度的歡迎。如此一來,對史隆建立博物館的公共精神讚嘆不已的布蘭伯先生的背景並非偶然,他是一位蘇格蘭作家(斯摩萊特)建構出的一名威爾斯人,稱許一個阿爾斯特之子的創造物,夢想在詹姆士時期的動亂過後能有一個真正包容的英國社會。

這般一統的夢想卻無法抹滅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斯人以及愛爾蘭人之間感受到的民族差異;從關於來自愛爾蘭巨人堤道石頭的討論便可看出,大英國族主義經常僅是將各民族屈居於英格蘭威權之下的掩護罷了。儘管如此,大英博物館仍是一個國家團結強而有力的新象徵,即便其中收藏的寶物是以文明進步之名從帝國各角落收集而來,仍以世界珍寶保管者的形象形塑了英國認同,更表現出一種恢弘的世界主義,讓英國人與外國人都能見識這些珍藏。

以史隆原本的收藏建立起的博物館絕非價值中立的機構。它體現出史隆所做的價值判斷:已開化對上迷信、文明社會對上迷信社會。在拒絕魔法世界觀的同時,也支持以科學調查的方式,呈現出地球這個既為神意所造,同時也是機械性的、供人類利用並獲利的資源。正如史隆的第一位傳記作家湯瑪斯.伯奇所言,史隆的博物館「旨在呈現神的榮耀」,同時提倡為各種工匠「尋找更優良的材料,以求改善其製造成果」。伯奇接著說道:「對博物學者的需求而言,此座博物館中應有盡有」。史隆堪稱「英國甚至歐洲各國的哲學〔科學〕之父,因為「他鼓勵航海者、旅行家以及各色人等從各國帶回奇珍異品」,更因為「看到他的博物館會激勵許多優秀人才投入自然史的研究」。

本書追溯了奴隸的歷史與帝國的歷史,加上從史隆那年代便開始的工業化資本主義,持續地濫用自然資源,導致氣候變遷的災難近在眼前,史隆對後世立下的遺產令人感到擔憂,但卻也發人深省。這些文化遺產不但顯示藏珍閣如何逐漸演變成包羅萬象的博物館,同時也凸顯出正是這些極為多元的各式人物(從博學者到奴隸皆有)造就了這種演變。跟隨珍品在全球到處流轉最後成為史隆收藏品的這段旅程,也顯示出大英博物館是各種不同文化交流的產物,而且物品的意義隨著時空而演進。公共博物館的創立絕非必然,其存續也並非無可避免:在公共財漸趨私有化的大環境之下,史隆卻倡導免費開放,其貢獻值得大書特書,不應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此外,在我們這個知識專門化的時代,在各類事物遊走的技藝或許也展現了新價值。

早期近代自然史的普世主義仍舊能啟發我們,它顯示出自然與社會兩個範疇「之間」有了聯繫,並不ㄓ能依照現代知識的區分法將兩者分隔。因此,史隆遺產當中的承諾流傳了下來:利用免費的公共機構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世界誕生成形時,不同的物種與文化之間如何相互交織。

本書作者:詹姆士・德爾柏戈James Delbourg

任教於羅格斯大學歷史系,二○一六年於哈佛大學科學史系擔任客座教授,現為該系兼任教授。專長為科學史、近代早期跨大西洋史、全球史。因為本書榮獲英國科學史學會Hughes Prize、美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Louis Gottschalk Prize和Annibel Jenkins Biography Prize、美國歷史學會Leo Gershoy Award。

本書譯者:王品元

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為近代早期歐洲史。曾於美國俄亥俄大學任教,亦從事書籍翻譯、電玩遊戲本地化,以及軟體教育訓練與技術寫作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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