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稻埕司法散步：日本時代的台灣人辯護士｜吳子毅

大稻埕司法散步：日本時代的台灣人辯護士｜吳子毅

根據法律史學者王泰升的研究，日本時代非自然人團體最常使用辯護士，而非自然人團體中，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的使用比例達52.7%[1]，可見商業與辯護士的關係密切。

當時的辯護士幾乎都是日本人，直到1920年代開始，才出現台灣人辯護士。根據歷史資料顯示，在台北的台灣人辯護士事務所，大多位處大稻埕附近。大稻埕作為日本時代的商業重地，辯護士事務所林立也是理所當然。

本文將介紹幾位日本時代的台灣人辯護士，以及辯護士事務所昔日的所在之地。雖然這些事務所今天已不復再，也無法從外觀直接看出，但仍可實地走訪，體驗這些「無地方的地方」[2]。

台北市太平町2丁目92番地：蔡式穀事務所

蔡式穀，1923年辯護士考試及格[3]，在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後擔任理事，改組後亦擔任委員[4]。於治警事件發生時被逮補，一審判決無罪後經檢察官上訴，蔡式穀於答辯時稱：[5]

上內檢察官的論告謂被告等藉文化協會之名開演講會，是在煽動無智之島民，使思想惡化，實係誣人之甚，這話是出自無理解的警察之口，自可付之一笑，但是檢察官在此神聖法庭竟也出此爛言，我們絕不能默認。

後經二審判決有罪，上訴後遭駁回，罰金百圓。學者莊永明稱蔡式穀是「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律師群中聲望最高者，「無役不與，而且打死無退」[6]。

其事務所位在台北市太平町2丁目92番地，約在今日長安西路上，延平北路與塔城街之間，可從從台北地下街前往。此外，也可由南而北穿越北門，體驗昔日人們經由臺北城前往大稻埕的感覺。

台北市永樂町2丁目59番地：李瑞漢事務所

李瑞漢，1929年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資格考試，1931年在永樂町開始執業。1938年4月擔任台北辯護士會副會長，1939年11月擔任台北市會議員。

戰後，李瑞漢曾擔任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時稱常務理事）。228事件發生後，同年3月10日在家中被特務及憲兵帶走，從此未歸。一般認為是因代理訴訟時觸怒軍方所致[7]。其事務所位於台北市永樂町2丁目59番地，約略位於南京西路與西寧北路交叉口附近。參訪完蔡式穀事務所後，可沿塔城街向北前往該處。

台北市太平町1丁目4番地（戰前）／台北市太平町3丁目9番地（戰後）：陳逸松事務所

陳逸松，1931年通過高等文官司法科資格考試，1933年在台北開設事務所，於1935年曾擔任台北市會議員。其曾加入「自由法曹團」，而被稱為人權律師[8]。228事件時，曾負責起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然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回憶錄指出：「軍事部署略定，警總特設別働隊….陳逸松為參謀長….」，這是保密局以台制台的手段之一。學者陳翠蓮曾當面詢問陳逸松此事，然遭其否認[9]。戰後經歷甚多，實為時代縮影。

其戰前事務所根據1935年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位處太平町1丁目4番地，此地前為安保忠毅事務所，也是陳逸松最初執業所在，約略位於彰化銀行北門分行附近。若從北門出來，較蔡式穀事務所更接近臺北城。

戰後，陳逸松的事務所遷至太平町3丁曰9番地，約略位於南京西路167巷與185巷交接處。參訪完李瑞漢事務所後，沿南京西路往東，途經天馬茶房，在城市商旅南西館及全聯福利中心之間即為南京西路167巷。

建成街附近：葉清耀事務所

葉清耀，1918年考取辯護士考試，1932年以刑法同意論獲博士學位，為台灣第一位法學博士。其於執業期間曾為「治警事件」辯護。其為東勢人，後來移至台中執業。據學者莊永明所述：[10]

葉清耀並不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他的事業是法學，他憑藉著淵博的法學素養，在鄉土上，為同胞仗義執言，並以法論法，向執法者抗爭，不僅為同胞爭取法律上的地位平等，進而爭取政治上的地位平等。

葉清耀的事務所所在地不明，僅查得在建成街即南京西路、天水路、圓環一帶。於參訪陳逸松戰後事務所後，繼續沿著南京西路往東前進即可抵達。

台北市下奎府町1丁目173番地：黃炎生事務所

黃炎生為在台灣第一位台灣人法官（判官），其法官生涯不長。1935年，黃炎生在下奎府町一丁目173番地開設黃炎生辯護士法律事務所，即在現寧夏路上（關於黃炎生的故事詳參：吳子毅｜第一位台灣人法官／判官——黃炎生其人其事）。

結語

在大稻埕一帶執業的台灣人辯護士，無一不是當時菁英。隨著時間過去，人們對他們的記憶也逐漸淡忘。從以上非常簡短的介紹可見，這些台灣人辯護士的經歷正是時代的切片，反映出在日本時代的台灣人處境。也可以看出，這些台灣人辯護士作為「鬥士」（王泰升語）如何與公權力拚搏。

謹此紀念遙遠的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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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泰升著，去法院相告 日治台灣司法正義觀的轉型，初版，第123頁。

[2] 意指「作為歷史中曾經存在過的地方，雖然可以確切到其空間位置，但是其建築或事件已經在歷史中消失，被新的建築取代，記憶已被遺忘，地方已經不再是地方」，請參石計生著，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台灣歌謠年代，第189頁。

[3] 1900年「台灣辯護士規則」依用日本辯護士法，辯護士資格之取得，須「依辯護士試驗規則所舉行之試驗及格者」，而於1923年以前，判檢事與辯護士考試是分開舉行，於1923年以後則統一為「高等文官考試司法科」，通過考試者，同時具備司法官任用資格。請參，王泰升著，台灣法律史概論，三版，第231頁；曾文亮著，殖民地臺灣的辯護士社群與法律職業主義，收於：「帝國」在臺灣: 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第97頁。

[4] 林柏維著，台灣文化協會滄桑，第75頁。

[5] 莊永明著，台灣紀事（上），第296頁。

[6] 同前著。

[7] 陳銘城等合著，蔡宏明主筆部分，槍口下的司法天平 二二八法界受難事蹟，第107至114頁。

[8] 陳翠蓮著，百年追求卷一 自治的夢想，第216頁。

[9] 陳翠蓮著，重構二二八 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台灣，第292至293頁。

[10] 莊永明著，「台灣第一位法學博士」葉清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