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譯怎麼看：錯誤的知識可能比毒品更可怕｜曾友俞

近日有網紅拿了哲學家尼采的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來講解，然而，內容全是超譯，錯誤百出。這與日本作家白取春彥的《超譯尼采》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在扭曲知識、販賣錯誤。不過他們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差別在於後者知道他在「超譯」，這直接寫在書名上了；但前者卻覺得自己在解經，有口無心。

有評論者認為這「超譯」是沒有問題的，畢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解讀，甚至有人認為並沒有弊大於利，因為實際上他們的影響力並沒那麼大；更何況，這類書還榮登許多暢銷書排行榜，在購入閱讀還可以糾正原先的錯誤理解。

然而，這些偽知識比毒品的惡害更加深劇，因為用毒者知道自己在用毒卻深不可拔，但偽知識卻穿上了真理的外衣，也讓這些途中的求知者走向了陷阱。

我國大法官曾就言論自由的重要性指出：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的功能，是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的機制。

因此可知，言論自由的保障與民主社會的根基有重要關係，同時也非常需要「知的權利」作為發展基礎；這也彰顯，知識的真偽對於言論自由來說，就有無可漠視的重要性。

超譯怎麼來的？誕生於現代媒體製造娛樂的需求

印刷術發明之前所有的文本都是手抄，而印刷術的出現產生了知識上的革命，進而也使拉丁文的壟斷不再且書籍繁生。

在文字的形式中，書寫者像是對聽眾發言並產出思想果實；文段間的連貫與脈絡，還有文字的線性也對其後的啟蒙思潮產生聯繫，尤其是印在紙墨上更能久存。

其後，科技的演進改變了形式，嚴謹論證不再重要，而是速度，原先知識是人生行動的指引轉成為了最新的資訊獲取，資訊與行動間的關聯被截斷，效率讓資訊海量出巢，為了獲取眼球，更在速度之上加了：娛樂。

在娛樂的框架下，無論是政治、教育、司法、社會、醫療全部都將會被娛樂的篩網給過濾，只有夠有趣的才能成為存在於媒體上的內容。所以在電視進化成的自媒體中我們要夠有趣的內容才能被吸住眼球，而實際上是娛樂的內容卻被包裝成知識。

如何分別自己在享受娛樂或思考知識？

如同布迪厄在《論電視》中指出：電視上的偽知識份子、偽科學家，這些人對什麼事情都能談天話地，尤其因為媒體所具有的娛樂框架讓這些內容更加吸引人，但為什麼能獲得共鳴？為什麼這些受歡迎？理由正在於，這些人所說的是正是所有人早已接受的觀念，而在電視訊息的傳播與觀眾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溝通」，也就是沒有實質的交流。

一個人說到你心坎裡而讓你澎湃，只不過是他讓你知道他也跟你有同樣的想法，而你如此就翩翩了。真正的知識卻因此可能被滯留在離我們人類試圖接近的遠方。

許多人對於知識的追求並不真切，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以為有知識」的感覺，就像是公民參與，並不是靜坐在現場就瞭解了行動的意義而達致了公民德性，很多時候只不過是被動員的其中一人，而動員只需要情緒催生就足夠充分。

這些被帶領的人以為走出了柏拉圖的洞窟，他們以為看見了囚徒被綁在牆上看見火光以為是真實的無知，就認為自己已經比他人懂更多，甚至面臨到返回洞窟的知者還會嗤之以鼻，弄個不巧還處死這個異言者。這似乎已經不是寓言，而是現實。

福賽爾在《惡俗》中舉出了所謂惡俗（BAD）的例子總讓我覺得貼切，他說一個生鏽的水龍頭是壞的（bad）、是很糟糕的，而一個生鏽的水龍頭還要鍍金，這就是惡俗的（BAD）了。

而某些超譯性質的書或影片，其問題並不是他們是生鏽的水龍頭，而是鑲上了一層黃金，讓你以為這些是知識，包上了這層皮卻讓千萬人買單，結果活在了知識的幻覺，因為對於世界的理解並沒有任何前進，反而讓受眾以為自己獲得了什麼，就可以懈怠、休息，更甚至滿足，更甚者拿這來與人爭執。

超譯的流行，反省背後公民的思辨能力

書本身也是商品，無可厚非在某些程度上必須要順應市場的法則，所以才曾有獨立書店與電商之爭。而在市場上，需求也是催生產出的關鍵因素，因此也有人論道許多人也是在經歷過這些「不當超譯」後才產生了鑑別能力，所以還是有它的價值，它能提升我們的鑑別力，把好區別於壞之外。

但如同波斯曼的《娛樂至死》中提到：「…假資訊不是指錯誤的資訊，而是誘人誤解的資訊，錯置、無關、不完整或淺陋的資訊，那是會令人產生錯覺，自以為瞭解情況，實際上卻導引入偏離真相的資訊。」

假資訊從來不會以「假」的姿態出現，它的「假」正在於裝成「真」。開放性固然是一種倡導的方向，似乎在一個開放的場域就能夠在正反、好壞、真假之中過濾出純淨的事物。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

問題在於我們有「意願」培養出、試著培養出辨別資訊、知識真偽的能力嗎？2018年的台灣政治中假新聞的充斥導致傾中勢力的反噬就是一個顯例，這並不是市場失靈，而是市場從來沒像我們所想像、期待的那麼萬能。

那麼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真的有開放性嗎？開放性真的可能嗎？尤其這些虛偽訊息不僅有本身的惡害，甚至會讓情境必須順應地產生出一種「偽語境」，為了讓這些廢物產生用途，就必須產生出讓這些不當資訊有意義的結構，偽訊息與偽語境二者之間的往回循環，形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騙局。

回到初心：追求少而正確的知識，而非錯誤的娛樂

我從來就不看中國的書籍，不管多少人說有多少經典著作翻譯出產，我一概不看。很簡單，那些東西有毒。制度上的不健全讓這些出版物在不完整的制度下有潛在不完整的風險，一個文本似乎少了一個字、標點符號無傷大雅，但是文本的詮釋循環，使得意義的理解必須要在整體與部分中交參的迴返關照中才能產生。

若說我們追求的是知識，這是我們可以承擔的風險嗎？「知己無知」是蘇格拉底的智慧，然而許多人都匱缺了這部分，卻認為自身不是知己無知，而是「已無不知」，甚至遭戳穿了這點還要強辯，就像拿著雞毛當令箭。走筆至此剛好發現本文標的的影片製作者是中國人，當然這不是身分問題，只不過恰巧，也只不過在中國實在太多恰巧而已。

最後，我想引用叔本華在《Parega and Paralipomena: Short Philosophical Essays》的<On Reading and Books（論閱讀與書籍）>作為結尾：

但什麼能比所謂大眾的命運是認為自身命運被聯繫在任何時候去閱讀最晚近平庸心靈的雜寫更悲哀的，尤其這些寫作僅為了錢財所以總是在群眾中存在…

因為人們總是只讀所有時間中最新的而不是最好的，作者留在循環觀念的領域而時代變成越來越限於自身的泥沼。

關於我們的閱讀，不閱讀的藝術因此是特別重要的。其在於我們不去拿起那些剛好在任何時候佔據公眾的…我們應謹記任何寫給愚者的總是找得到大眾買單；而我們應該傾注我們所有太稀少的時間去讀特別是那些所有國家與時代中最偉大心靈的作品，那些那些位居剩下的所有人類之上且名譽之聲所指出的。只有這些才能真的教育與指導。

我們永遠無法讀糟的太少而讀好的太常。劣書總是智慧之毒；他們摧毀心靈。

閱讀的其中一個好的條件就是必須不讀那些壞的；因為生命是短暫且時間與能力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