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與美國法律：歷史性的法院判決》書摘：流血與抗爭，只為找回一個「人」該有的尊嚴

《華人與美國法律：歷史性的法院判決》書摘：流血與抗爭，只為找回一個「人」該有的尊嚴

第十二章　排華的法律

Lau Ow Bew v. United States（1892年）

四十歲的劉敖標（音譯）在紐約市開設公司，經營雜貨進出口和銷售。他在美國居住經商十七年後，決定回廣東家鄉去探親，準備很快回到美國。1890年由舊金山上船，橫渡太平洋，回到中國。離開時，他攜帶美國政府發給他的回國許可證（Certificate of Permission）。

兩個月之後，劉敖標搭輪船回到美國，在舊金山登岸。海關官員查驗他的身份，他出示那份入境許可證，並說明自己不是美國公民，但是在美國長住的商人。官員搖頭，問他要中國政府的書面證明。劉敖標表示不知所云。於是官員拒絕他入境，將他扣押，準備將他驅逐出境。

關在拘留所中的劉敖標，託人替他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要求法院下令釋放他。法官檢驗案件，決定拒絕頒發命令放人，因為碼頭官員拘禁他，有法律根據。
原來在1882年，美國國會立法，總統簽署「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把華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勞工（Laborer），另一類是「非勞工」階級，指商人、學生、外交官等等。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進口，停止接受華人勞工移民到美國。排華法案准許商人進出美國，但他們必須持有中國政府頒發的公文，證明他們是商人。至於在法案生效之前，已經留在美國的華人，法案規定，他們必須從稅務局取得居留證（Certificate of Residence），可以旅行，但出境時必須取得入境許可。如果是勞工，一旦離開美國，不准再回來。
聯邦法院發現劉敖標沒有出示中國政府頒發的商人身份證明，不符合「法案」第六條的規定，所以當時碼頭官員拒絕他入境並拘禁他，是有法律根據的。法官拒絕劉敖標的申請，於是他提出上訴。
1892年4月，聯邦最高法院在開庭聽證之後，作出判決。法院討論排華法案的前因後果。
美國和中國之間最早的雙邊條約，是Burlingame條約（1860），其中宣示，兩國人民有來往的自由，並且有「不可分離的權利」（Inalienable Rights），可以自由選擇祖國和對其效忠。條約並擔保，華人在美國將享受一般的「權利、特權和優惠」。
太平洋鐵路建築的過程和完工之後，成千成萬的中國勞工進入和留滯在美國，引起白人的反感、恐懼和歧視。1880年，美國與滿清政府談妥和簽訂第二道條約（The Angell Treaty），大幅修改對華人的待遇。中國政府答應美國可以限制華人移民；於是在條約中，把華人分為兩個階段，而嚴格限制勞工入境，以及管理在美國境內的華人。
這還不夠，兩年之後（1882年5月），國會制定「排華法案」，全盤禁止勞工入境，並管制在美國的華人。「排華法案」有效期十年。十年期滿，1892年，國會又制定法律（The Geary Act），無限期地延長排華法案的效力。
在劉敖標案中，最高法院分析這些條約和法律，認為條約是美國最高的法律（Supreme law of the land），應該尊重和遵守。1880的Angell條約和其後的立法，雖然規定凡是中國商人應該出示中國政府頒發的商人證，卻不一定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證據。根據兩國之間的各項條約，華人享受一般的權利和待遇，所以劉敖標有權利提出其他有利的證據（除了中國發的商人證之外），設法證明他的身份。根據海關紀錄，他的入境許可證，和他提出的經商紀錄，法院應該承認和接受他的證據。所以聯邦地方法院拒絕頒發人身保釋令，是錯誤的裁決。
最高法院撤銷下級法院的原判，命令釋放劉敖標，讓他入境。[1]
在這之前，法院曾履次討論究竟「中國政府的商人許可」是不是唯一而絕對的證明。在In re Low Yam Chow, 3F. Rep.（1882） 和In re Cheen Hong, 21F. 791 （1884），法院曾裁定，其他旁證也可以容許和採信。

第十三章　挑戰「排華法案」

Chew Heong v. United States（1884年）

「排華法案」的公佈公效（1882年5月6日），是華人與美國關係的轉捩點。從此以後，勞工不准入境，而已在美國境內的華人，受到嚴格管制。商人和其他階級的人士（學生、外交官等），出入境需出示證明，而在美國境內，則受到各種歧視。過去是州政府（如加州）欺壓他們，現在是聯邦政府堂而皇之地，用法律授權，嚴厲管制。1884年、1890年和1892年又增加新的立法，加強「排華法案」的效力。
華人沒有政治力量，只能請求聯邦法院的介入和協助。
第一步是挑戰新立法，主張它違反國際條約，也違反憲法。憲法明文規定，國際條約，一旦由國會批准，便是美國最高的法律。1868年美國和中國簽訂的 Burlingame條約，即是最高的法律，後來國會的新立法，不可違反這項條約。
三十多歲的黃僑，是大清國的子民，從福州到厦門，搭船到美國，1880年11月17日開始居住在今日的內華達州雷諾城（當時是加州的一部份）。黃僑是位勞工。他入境的時候，沒有遇到困難，因為美國政府對中國來的旅客，依照條約，還沒有正式的限制。
幾年之後（1880年），6月18日，他從舊金山上船，到今日的檀香山去探親。1884年7月10日，黃僑從夏威夷坐輪船回舊金山。那時夏威夷還是一個獨立的主國。所以他是由外國入境。
港口的官員上船檢查旅客，叫他們出示在美國的居留證。原來在1882年5月6日，美國頒行了「排華法案」，限制從中國過來的勞工移民。1884年7月5日，國會通過修正案[2]，修訂「排華法案」，規定在國內的華人勞工，必須向稅務局領取「居留證」，如果出境而沒有居留證，一概不准再回美國。並且明文規定，居留證是唯一准許的證據。
兩宗法律都生效於黃僑離開美國之後，他當然沒有居留證。
碼頭官員不准他下船。黃僑試圖解釋他的處境，官員不接受。不久輪船要離港，船長便強制地把他移送給當地的警長，被關進拘留所，聽候發落。
黃僑便向聯邦地方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法官命令警官帶黃僑到法庭來訊問。黃僑表示，要他持有居留證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法律在他離開美國以後才生效；同時，當初他入境時是根據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是合法入境，因為條約是保證他將享受與美國人同對的權益。
法官裁示，居留證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證據，既無法出示居留證，就要被驅逐出境，送回中國。
黃僑不服，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主張新法律抵觸國際條約，也違反美國憲法，是無效的法律。
最高法院開庭聽證之後，於1884年10月30日作出判決，法院認為，美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是國內的最高法律，所以政府應該遵守Burlingame條約。當年黃僑進入美國是合法的。
法律如果抵觸條約，應該怎樣解決？法院說：「法律和條約可以並存，同時有效。但後來制訂的法律，如果抵觸已經存在的條約，而法律的文字，如果清晰地、毫無疑問地、與條約的文字不同，法律便取代了條約有關的規定。但表面的抵觸，法院應該設法使兩者都有效。」
適用於本案，「排華法案」和其修正案並沒有取代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而補充了條約沒有顧及的程序和細節。
此外，美國與中國在1880年另訂一項條約（The Angell Treaty），其中滿清政府同意美國可以限制中國勞工進入美國的數目，修改了前面的條約。所以「排華法案」不但沒有抵觸，甚至且支持和補充這兩項條約。
最高法院的結論：在「排華法案」之前，黃僑已經取得了在美國居住的權利（根據Burlingame條約），同時「排華法案」和修正案都是沒有違反國際條約，也沒有違反憲法，乃是有效的法律。
法院命令撤銷下級法院的原判，釋放黃僑，讓他入境。[3]
Chew Heong案成為重要的判例。經過本案，最高法院宣示「排華法案」是合憲的有效法律。法院又指示今後解釋條約和一般法律的原則，以及怎樣解決兩相矛盾的方法，都對條約不利，等於容許國會的立法可以減少條約的效力。黃僑贏了訴訟，獲得自由；「排華法案」則得以樹立權威；其他華人才是輸家。

第十四章　當法律抵觸條約時

Chae Chan Ping（1889年）

國會在1888年制訂一條法律，局部修改「排華法案」，對付已經在美國國境內的華人：當他們離開美國之後，再企圖回來時，海關可以重新考驗他們的身份，決定他們在第一次進入美國時，當初是否夠資格入口。政府官員在關口可以這樣做。即令這些華人出示「回美證」。也就是，即令一位華人在出境時已合法地領到「回美證」，當他再入境的時候，官員仍然有權力沒收他的證件，並拒絕他們入境。
華人蔡昌平，廣東人，1875年以勞工身份入境美國，居住在舊金山。入境時沒有困難，因為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答應華人可自由進入美國，甚至入籍效忠美國。蔡昌平沒有入美國籍，始終是滿清子民。
蔡昌平住在舊金山，一直到1887年6月1日，他出境回中國到香港去探親。出境之前，他依法領取到「回美准可證」，安心地離開。
1888年10月1日，政府頒行新法律（The Scott Act of 1888），修改原來的程序。新法律授權政府官員在關口查驗要求再入境的華人。官員有權拒絕他們。
蔡昌平於1888年9月10日，回到美國，在舊金山下船。他出示「回美證」，但碼頭官員說他當年本來就沒有資格入境美國，便拒絕他的要求，強迫他留在輪船上，由船長看守他。
蔡昌平立刻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法官命令把他帶到法庭訊問原委。法官援引剛頒佈生效的法律，駁回蔡昌平的申請。於是他上訴到最高法院。
這個案子提出嶄新的問題，挑戰國會的權力和立法權的限制，第一是新法律能不能（應不應該）溯及地適用到蔡昌平，剝奪他的權利。其次是新法律是不是抵觸1868年的Burlingame條約。蔡昌平主張，新法律是違反條約、又違反憲法，而是應該被廢除的無效法律。
最高法院開庭聽證之後，於1889年5月13日宣判。法院表示，當法律與條約抵觸時，法院應該設法解釋兩者都有效，但法律與條約完全不能符合的時候，法律可以凌駕（Override）條約，使條約內容不符合的部份，失去效力。也就是，新法律可以廢除（abrogate）條約的部份內容。
這是建立前例的理論。最高法院解釋，對於管理外國人，國會有「概括」的權力（plenary power），制定法律。新的法律可以取代和廢除舊的法律：國會有權使用新法律廢除國際條約的局部內容。法院又表示，1868年Burlingame條約，一直到它被取消時為止，都是有效的。換言之，蔡昌平原來可以遵守那條約，可是時代變了，今日他必須遵守新的Scott Act。
撰寫法院判詞的法官，順便批評中國文化和華人，認為文化落後，華人品質低劣，造成美國社會的不安。「他們又不肯融入美國文化，對社區是危險（dangerous to communities）。所以國會有絕對的權力（absolute power），制訂法律，管理他們。」
法院維持原判，將蔡昌平驅逐出境。
這是華人在美國爭取平等待遇的轉捩點。[4]
「蔡昌平」案被認為有代表性的排華案件（The Chinese Exclusion Case）。它的效力，是界定國會對移民，持有幾乎沒有限制的權力；它等於廢除了早期中美的友好條約。判詞中侮辱華人的語句，反映美國種族主義者的心態，迄今不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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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au Ow Bew v. United States 47（1892）。
[2] The Scott Act of 1884。
[3] Chew Heong v. United States, 112 U.S. 536（1884）。
[4] Chae Chan Ping v. United States, 130 U.S. 581（1889）。

第二十四章　挑戰「分而平等」

Lum v. Rice（1927年）

在一個社會中，多數民族壓抑少收族裔的方法，其實有歷史型態。第一是不讓他們生存，例如羅馬帝國將受征服的人民，驅使為奴隸；納粹德國集體殺害猶太人，和美國早年消滅印第安族，又從非洲捕捉和販賣奴隸。著名的「史考特」案（Scott v. Sanford, 1857）最高法院便宣稱：「黑奴不可成為公民；如果讓他們成為公民，他們便將要求公民的權利，從而取得投票權，得以自由居住或行動，甚至競選成為政治領袖。」
壓抑外來的新移民，也是對付少數族裔，先是禁止他們的入境，而在境內使他們無法生存。
對付少數族裔的第二步，便是隔離：不准他們與白人混居，更不准他們的孩子們混雜在白人兒童之間。「居住」隔離和教育隔離，便是手段。
同時進行的第三步，限制他們的行動自由，旅館不接受住宿，餐館拒絕服務，公園禁止出入，公廁不得使用，公共交通嚴格限制（只准坐在火車或公車的後座），等等。
1890年路易斯安納州制訂法律，將火車的車廂分開，禁止黑人乘坐白人旅客專用的車廂（稱為Separate Car Act）。1892年6月，宏默‧普萊西（Homer Plessy）購買頭等票，在車站上車。普萊西只有八分之一的黑人血統。但列車長不准他登入頭等車廂，命令他去列車尾端專供黑人使用的車廂。普萊西不肯，便被抓到警察局。警察送他到當地的法院，刑事庭法官富格生（Ferguson）判他拘役。普萊西便控告富格生違反他憲法保障的平等權。路易西安納州的上訴法庭，駁回他的指控，於是普萊西便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主張那條Separate Car Act違反憲法，應該被廢除。
1896年5月18日，最高法院宣判，認為路易斯安納州的那條法律沒有違憲，因為前面車廂和後面車廂，只要設備相同，便沒有歧視，沒有給黑人旅客不平等的待遇。[1]
這就是有名的「分而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原則，把種族隔離的各種法律「合憲化」；從此各州可採取隔離少數族裔的法規。「分而平等」在美國流行四十八年，到1954年才被推翻。
設法推翻「分而平等」判例，是黑人民權運動的焦點，但首先發難，到聯邦法院挑戰它，卻是華人。
林秋貢（Jeu Gong Lum）由廣州出發，輾轉旅行到加拿大，南下潛入美國。本想在紐約打工，但這時美國政府積極執行排華的法律，風聲很緊，林秋貢便搭車南行，最後落腳密西西比州一個小城市。起先在農田中工作，不久遇到一位華裔女子，名叫凱莎琳‧王（Katherine Wong）。凱莎琳是農場主人家中的女僕，十歲時被父母帶到美國，不幸前年她的父母被驅逐出境，把女兒留在白人家幫傭。她能說流利的英語。
林秋貢和凱莎琳結婚後，自己開一家雜貨店，生意很好。林氏夫婦婚後生育兩女一男，大女兒名叫波兒塔（Berda），比她妹妹瑪莎（Matha）年長一歲。林氏夫婦賺了一些錢，搬家到鄰近的縣去居住。Bolivar縣有一所優秀的公立小學，林太太打算讓孩子們受好教育，尤其瑪莎從小就聰明，也許會有前途。
定居不久，林秋貢送兩位女兒去學校註冊，瑪莎九歲，那是1924 年。
不料校長不准兩位女童註冊，因為她們是華人。校長告訴林秋貢，校董會曾頒發規定，「凡有色人種不准在本校上課。」林秋貢辯稱，華人不是黑人，不應該被禁。校長不接受。
於是林秋貢和凱莎琳決定到地方法院去控告校董會；會長名叫萊斯（Rice）。
地方法官開庭聽證後，認為原告林秋貢有理，命令學校准許兩位女童入學。法官認為，法規中所指的「有色人種」（Colored persons），僅指非裔黑人，而華人不算有色人種。
校董會不服，上訴到密西西比州的最高法院。開庭之後，州級的最高法院判決，推翻地方法院的原判，撤銷讓她們入學的命令。州級的最高法院指出，校董會對於公立學校的校務，有全權決定，「況且原告（兩位女童）並不是沒有學校可以去就讀；鄰近縣離她們住所不遠便有另一所公立小學接受她們，所以沒有不平等的問題。」
法官所指的附近另一所小學，是州政府設立給黑人居民的「有色人種」小學。
林秋貢不服，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本來的爭執，是「有色人種」的定義，是否包含華人。現在上訴到最高法院，變成瑪莎兩姐妹的平等權的問題。林秋貢聲稱，密西西比州的最高法院的一道判決，違反了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保障的平等權。
這件官司，變成矚目的大事。因為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萊西」案（Plessy v. Ferguson），早已篤定「分而平等」的原則，並且全國已經實施多年。林秋貢的上訴，是挑戰這宗判例，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前例。
1927年10月12日最高法院開庭聽證，11月21日宣判。判詞中首先確定，兩位女童是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享受憲法的保護。所以問題是：她們的平等權有沒有被違反？法院認為，「兩所公立學校的設備是否相同，才是關鍵。設備相同，便是平等。校董會將學童以膚色分校，只要兩校的設備相同，就沒有違反他們的平等權。」所以最高法院維持密西西比州的原判。
換言之，「分而平等」的判決，屹立不搖。
林秋貢的兩位女兒和一位兒子，都先後就讀附近的黑人學校，順利完成學業。
二十七年之後（1954），最高法院終於推翻Plessy v. Ferguson前例，認為「隔離」就是不平等[2]，從此各州不准強迫學童因為膚色或人種而分校。
華人挑戰「分而平等」，比非裔民權運動，早了二十多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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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essy v. Ferguson, 165 U.S. 537（1896）。
[2]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1954）。
[3] Lum v. Rice, 275 U.S. 78（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