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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by 16:47 專欄, 白目觀點

驚!那些縱容綁架與性暴力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們|白目觀點

記得我們之前聊過的衣索比亞提格雷(Tigray)危機嗎?根據蘋果日報指出,連在台灣衣索比亞籍的留學生,都希望能尋求台灣政府的庇護。

提格雷是衣索比亞北方的一個州,從2020年11月開始,衣索比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爆發激烈衝突。最可怕的是衣國聯合鄰國厄利垂亞(衣國東北方)針對提格雷地區進行斷糧行動,並阻斷人道救援行動與相關物資,使得提格雷地區猶如人間煉獄,目前已有數千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百萬人需要援助,至少40萬提格雷居民面臨飢荒。

就在衝突爆發一年後,最近又有了新發展——衣索比亞政府於11月2日宣布進入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就算沒有搜查令,也允許警察恣意搜查並拘留嫌疑人。據聯合國瞭解,迄今已至少有上千人被拘留在衣索比亞各地城市,其中大部分是提格雷人,而拘留所壅擠與惡劣環境也有違害人權之虞。

不過(來到本文重點了!)在這波大規模搜捕行動中,甚至抓走了70幾名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及與聯合國合作的承包商。衣索比亞政府表示,就算是聯合國、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或非洲聯盟的僱員,也要為在當地犯下的不法行為負責。隨後,聯合國秘書處積極斡旋,並發出照會,不過衣索比亞政府拒絕說明具體罪名為何,只表示他們「涉嫌參與恐怖活動」。

其實早在9月底,衣索比亞就驅逐了七名聯合國人道行動的官員,認為他們「干涉國內事務」。

而這次被拘留在阿法爾州(Afar)北部地區薩馬拉(Samara)公路上的工作人員,大多是運送救援物資的卡車司機和地勤人員,所以拘捕行動也是砍斷物資戰略的一部分。11月18日,聯合國宣布,大部分被拘留的聯合國工作人員與卡車司機已獲釋,但仍有五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和一名家屬被關押在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äba)。

遙望土耳其的國際法官拘禁事件 

前述事件,不禁讓人想起,一樁筆者之前追蹤的案子──2016年,國際法庭法官阿卡(Aydin Sefa Akay)法官拘禁事件。

2016年7月,土耳其政變失敗後,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隨即宣布戒嚴,也發動大規模徹查行動,超過萬人被當局停職、開除、拘捕,甚至遭到酷刑。

當時土耳其社會瀰漫一股草木皆兵的氛圍,軍公教、學術、傳媒等具影響力的領域皆受到嚴密監控。2016年9月21日,土耳其政府以涉嫌參與政變(未遂)逮捕了阿卡法官,而他也成了國際法庭歷史上第一位被捕的法官。由於他是種族滅絕罪上訴案件(針對前盧安達規劃部長尼格拉博多瓦爾,Augustin Ngirabatware)的承審法官之一,這起逮捕也讓審理程序被迫中止。

而此舉等同公然侵害了阿卡法官身為聯合國公務員所應享有的「外交豁免權」,因此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機制主席梅龍(Theodor Meron),透過聯合國法律事務辦公室,「要求安卡拉當局立即釋放阿卡」。但面對國際刑事法庭機制(IRMCT)各種形式的溝通,土耳其彷若充耳未聞;這也成了二戰後,首起國家直接挑戰聯合國外交豁免權的事例(註)。

這起逮捕事件,不只侵害該名法官的人身自由,更影響到其承審案件的進行,當然也造成被告「接受公平且不延遲審判」的權利受損,進而傷害國際法治的獨立與威信。

甚至在當時,有關阿卡法官的拘留案,既未公開程序也不允許探監,安理會施壓也沒用,都被土耳其已讀不回。2017年6月,最後更在安卡拉第16高等刑事法院舉行的聽證會上直接判處阿卡法官7年6個月的刑期;雖然判決後,當局立刻釋放他,不過他目前仍處於「完全禁止出境」的狀態。 

再遙望世衛工作人員的犯罪事件

不過,國際組織工作人員的特權與豁免也不應該被濫用。

2018至202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疫情期間,多位世界衛生組織的員工與助人工作者涉嫌性虐待當地約80名婦女與女童,令全世界震驚譁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委託進行之獨立調查,發現大約在80起婦女(13至43歲)受害案件中,曾有21名世衛轄下的在地與國際工作人員涉入;於多件強暴與利用權勢性剝削等指控下,更有29人懷孕,也不乏犯罪人強迫婦女墮胎的情況。

大多數受害者為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年輕女子;而參與伊波拉救援工作的工作人員,即要求受害者以性行為換取受僱機會,而最年輕的受害者也逃不了強制性交的悲劇。

固然理論上,當地犯罪應接受當地懲罰,然而實際運作上卻很困難。一來,受害者大多為資源有限的人,而犯罪人一旦被遺返回國,司法程序就很難展開;再加上國際工作者的豁免權和外交考量等因素,也會使受剛果政府與司法機關傾向「大事化小」。

換句話說,國際組織被賦予的能力本來就有限,要它能針對員工進行嚴懲似乎不太可能;有時甚至還要考慮員工「國籍國」的態度。

二來,涉及損害賠償的部分也很難決定該如何進行(如國際組織是否應先代為賠償?)。

三來,這些犯罪的調查與起訴管轄權歸屬也難有定論(犯罪行為發生地、犯罪人國籍國、受害者國籍國),尤其在犯罪人離開行為地之後,將愈發困難。

事實上,早在2019年,世衛組織就收到多起性犯罪指控,但並未能有效防範犯罪再度發生。而前述事件中,目前也只有四人遭到解僱、兩人被停職。這起事件的處理,與2016年「聯合國中非共和國特派團」(MINUSCA)維和部隊人員涉入性暴力與性剝削醜聞的情況類似──再再顯示國際工作者究責機制的不透明與缺失,而相關的國際法規則也應該盡快確立,以免憾事重演。

結語

鏡頭再轉回那些被拘禁在衣索比亞的聯合國工作人員。儘管位階不如法官,但他們當時確實是為了提供人道救援工作而被逮補,且衣國政府也並未提出實際罪名,因此得以適用「行使聯合國職權時」的特權與豁免權,應毋庸置疑。

而這起衣國事件,也凸顯出「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間的矛盾。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第1項的規定:發生緊急狀態且危及國本時,國家得在「必要限度內…減免履行(derogating)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然而,要正當化這些措施時,仍有兩大限制:

  1. 不得牴觸其依國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
  2. 生命不受剝奪、免於酷刑、免於奴役、不因契約不履行而遭監禁、罪刑法定、被法律承認為「人」,以及思想、良知及宗教自由等權利,不因危急狀態而減少。

在這波大規模清算行動中,許多提格雷人都未能逃過軍方鎮壓,甚至正面對大逃難與饑荒的處境。根據衣索比亞人權委員會(Ethiop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由聯合國和衣國政府共同成立)的聯合調查,提格雷衝突中的各方都嚴重侵犯人權:包括對平民的酷刑、性暴力和種族歧視,而這些行為甚至可能構成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

於是,此刻也就非常需要再次好好思考幾個長久以來的老問題:陷入緊急狀態的國家,如何能在政局穩定與人權保障之間取得平衡?又,對所謂的「國際公務員」與聽命國際組織的各種工作者,應該如何確實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而保護(比如特權與豁免)的界線又應該怎麼劃?才不會讓流離失所的人民期盼了照顧,卻又反過來掉入其他更痛苦的深淵?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 李柏翰)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更新,給您滿滿時事觀點。

註: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966號決議一併通過的《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規約》,該規約第29條除了明訂相關法庭人員的豁免權,也重申1946年《聯合國特權和豁免公約》及1947年《聯合國專門機構特權與豁免公約》等相關規定──確保行使職權時不受妨害與和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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