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那些縱容綁架與性暴力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們｜白目觀點

驚！那些縱容綁架與性暴力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們｜白目觀點

記得我們之前聊過的衣索比亞提格雷（Tigray）危機嗎？根據蘋果日報指出，連在台灣衣索比亞籍的留學生，都希望能尋求台灣政府的庇護。

提格雷是衣索比亞北方的一個州，從2020年11月開始，衣索比亞政府軍與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爆發激烈衝突。最可怕的是衣國聯合鄰國厄利垂亞（衣國東北方）針對提格雷地區進行斷糧行動，並阻斷人道救援行動與相關物資，使得提格雷地區猶如人間煉獄，目前已有數千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數百萬人需要援助，至少40萬提格雷居民面臨飢荒。

就在衝突爆發一年後，最近又有了新發展——衣索比亞政府於11月2日宣布進入為期六個月的緊急狀態；，就算沒有搜查令，也允許警察恣意搜查並拘留嫌疑人。據聯合國瞭解，迄今已至少有上千人被拘留在衣索比亞各地城市，其中大部分是提格雷人，而拘留所壅擠與惡劣環境也有違害人權之虞。

不過（來到本文重點了！）在這波大規模搜捕行動中，甚至抓走了70幾名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及與聯合國合作的承包商。衣索比亞政府表示，就算是聯合國、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或非洲聯盟的僱員，也要為在當地犯下的不法行為負責。隨後，聯合國秘書處積極斡旋，並發出照會，不過衣索比亞政府拒絕說明具體罪名為何，只表示他們「涉嫌參與恐怖活動」。

其實早在9月底，衣索比亞就驅逐了七名聯合國人道行動的官員，認為他們「干涉國內事務」。

而這次被拘留在阿法爾州（Afar）北部地區薩馬拉（Samara）公路上的工作人員，大多是運送救援物資的卡車司機和地勤人員，所以拘捕行動也是砍斷物資戰略的一部分。11月18日，聯合國宣布，大部分被拘留的聯合國工作人員與卡車司機已獲釋，但仍有五名聯合國工作人員和一名家屬被關押在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äba）。

遙望土耳其的國際法官拘禁事件 

前述事件，不禁讓人想起，一樁筆者之前追蹤的案子──2016年，國際法庭法官阿卡（Aydin Sefa Akay）法官拘禁事件。

2016年7月，土耳其政變失敗後，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隨即宣布戒嚴，也發動大規模徹查行動，超過萬人被當局停職、開除、拘捕，甚至遭到酷刑。

當時土耳其社會瀰漫一股草木皆兵的氛圍，軍公教、學術、傳媒等具影響力的領域皆受到嚴密監控。2016年9月21日，土耳其政府以涉嫌參與政變（未遂）逮捕了阿卡法官，而他也成了國際法庭歷史上第一位被捕的法官。由於他是種族滅絕罪上訴案件（針對前盧安達規劃部長尼格拉博多瓦爾，Augustin Ngirabatware）的承審法官之一，這起逮捕也讓審理程序被迫中止。

而此舉等同公然侵害了阿卡法官身為聯合國公務員所應享有的「外交豁免權」，因此聯合國國際刑事法庭機制主席梅龍（Theodor Meron），透過聯合國法律事務辦公室，「要求安卡拉當局立即釋放阿卡」。但面對國際刑事法庭機制（IRMCT）各種形式的溝通，土耳其彷若充耳未聞；這也成了二戰後，首起國家直接挑戰聯合國外交豁免權的事例（註）。

這起逮捕事件，不只侵害該名法官的人身自由，更影響到其承審案件的進行，當然也造成被告「接受公平且不延遲審判」的權利受損，進而傷害國際法治的獨立與威信。

甚至在當時，有關阿卡法官的拘留案，既未公開程序也不允許探監，安理會施壓也沒用，都被土耳其已讀不回。2017年6月，最後更在安卡拉第16高等刑事法院舉行的聽證會上直接判處阿卡法官7年6個月的刑期；雖然判決後，當局立刻釋放他，不過他目前仍處於「完全禁止出境」的狀態。 

再遙望世衛工作人員的犯罪事件

不過，國際組織工作人員的特權與豁免也不應該被濫用。

2018至2020年，剛果民主共和國爆發伊波拉疫情期間，多位世界衛生組織的員工與助人工作者涉嫌性虐待當地約80名婦女與女童，令全世界震驚譁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委託進行之獨立調查，發現大約在80起婦女（13至43歲）受害案件中，曾有21名世衛轄下的在地與國際工作人員涉入；於多件強暴與利用權勢性剝削等指控下，更有29人懷孕，也不乏犯罪人強迫婦女墮胎的情況。

大多數受害者為經濟狀況不穩定的年輕女子；而參與伊波拉救援工作的工作人員，即要求受害者以性行為換取受僱機會，而最年輕的受害者也逃不了強制性交的悲劇。

固然理論上，當地犯罪應接受當地懲罰，然而實際運作上卻很困難。一來，受害者大多為資源有限的人，而犯罪人一旦被遺返回國，司法程序就很難展開；再加上國際工作者的豁免權和外交考量等因素，也會使受剛果政府與司法機關傾向「大事化小」。

換句話說，國際組織被賦予的能力本來就有限，要它能針對員工進行嚴懲似乎不太可能；有時甚至還要考慮員工「國籍國」的態度。

二來，涉及損害賠償的部分也很難決定該如何進行（如國際組織是否應先代為賠償？）。

三來，這些犯罪的調查與起訴管轄權歸屬也難有定論（犯罪行為發生地、犯罪人國籍國、受害者國籍國），尤其在犯罪人離開行為地之後，將愈發困難。

事實上，早在2019年，世衛組織就收到多起性犯罪指控，但並未能有效防範犯罪再度發生。而前述事件中，目前也只有四人遭到解僱、兩人被停職。這起事件的處理，與2016年「聯合國中非共和國特派團」（MINUSCA）維和部隊人員涉入性暴力與性剝削醜聞的情況類似──再再顯示國際工作者究責機制的不透明與缺失，而相關的國際法規則也應該盡快確立，以免憾事重演。

結語

鏡頭再轉回那些被拘禁在衣索比亞的聯合國工作人員。儘管位階不如法官，但他們當時確實是為了提供人道救援工作而被逮補，且衣國政府也並未提出實際罪名，因此得以適用「行使聯合國職權時」的特權與豁免權，應毋庸置疑。

而這起衣國事件，也凸顯出「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間的矛盾。依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4條第1項的規定：發生緊急狀態且危及國本時，國家得在「必要限度內…減免履行（derogating）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然而，要正當化這些措施時，仍有兩大限制：

1. 不得牴觸其依國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
2. 生命不受剝奪、免於酷刑、免於奴役、不因契約不履行而遭監禁、罪刑法定、被法律承認為「人」，以及思想、良知及宗教自由等權利，不因危急狀態而減少。

在這波大規模清算行動中，許多提格雷人都未能逃過軍方鎮壓，甚至正面對大逃難與饑荒的處境。根據衣索比亞人權委員會（Ethiop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由聯合國和衣國政府共同成立）的聯合調查，提格雷衝突中的各方都嚴重侵犯人權：包括對平民的酷刑、性暴力和種族歧視，而這些行為甚至可能構成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

於是，此刻也就非常需要再次好好思考幾個長久以來的老問題：陷入緊急狀態的國家，如何能在政局穩定與人權保障之間取得平衡？又，對所謂的「國際公務員」與聽命國際組織的各種工作者，應該如何確實提供必要的法律保護，而保護（比如特權與豁免）的界線又應該怎麼劃？才不會讓流離失所的人民期盼了照顧，卻又反過來掉入其他更痛苦的深淵？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　李柏翰）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更新，給您滿滿時事觀點。

註：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1966號決議一併通過的《國際刑事法庭餘留機制規約》，該規約第29條除了明訂相關法庭人員的豁免權，也重申1946年《聯合國特權和豁免公約》及1947年《聯合國專門機構特權與豁免公約》等相關規定──確保行使職權時不受妨害與和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