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修改罷免，調整初選是否更加重要？｜白目觀點

比起修改罷免，調整初選是否更加重要？｜白目觀點

每次到了選舉的時候，總是有人大喊「藍綠一樣爛」或「ＸＸ選區擺顆西瓜都會上」等靡靡之音，上述說法的本質，其實都是對民主選舉制度的質疑。

會產生這種質疑，其中原因可能是：人們覺得怎麼選都是這些人，換湯不換藥。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否出在政黨候選人的產出機制，壓抑了其他更好的候選人（註一）？

先別說「不分區立委」及「僑居立委」一定要政黨推薦（政黨規模必須依法達到條：現有立法委員五人以上、最近一次總統選舉，該黨候選人達該次選舉有效票總和百分之二以上）才能登記角逐，至於各區域的民意代表及行政首長，獲得政黨推薦，對於那些候選人的成敗，更是重要。

與其選後罷免，不如一開始就挑出好人選？

既然政黨推薦，在選舉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那麼各政黨如何產出推薦人選就相當重要。

但毫無疑問的，當各政黨進行初選時，除非本來就是熱衷政治的人，否則台灣民眾普遍鮮少關心各政黨的初選──包括各政黨產生候選人的機制，然而這樣的現狀是不健康的。

畢竟從成本來思考，像是罷免制度的存在，著重在民主的「事後修復」，是一個在定期改選下，讓人們少忍幾年的工具；但如果可以一開始就可以「選賢與能」，未來虛耗甚或可能付出的社會成本都能降低很多。

附帶一提，罷免制度是否為民主不可或缺的機制，答案其實是個問號。

因為並非每個老牌民主國家都存在這種制度，可見此制度是否有其必要性，以及運用如何，還是端看各國在民主路上碰到了啥問題，還有決定資源的安排有比較大的關係（詳見報導者調查）。

因此，除了選了不滿意可以換掉以外，若要深化台灣民主，也許可讓各黨可以預先建立：讓參選者可以預見的公平機制；畢竟，唯有好的初選機制，再加上後續的正式選舉攻防，我們才更有機會有效地降低後悔的風險。

常見的初選方式─以民進黨為例

民主國家常見的候選人產生機制，包括了公民初選、黨內初選、選區幹部投票、黨中央決定制、利益團體決議制等模式。

以現在中華民國的執政黨─民進黨為例，公職候選人的產出機制是依照該黨《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作為預設的規範。

該條例會個別分配由哪些黨內機構辦理各級選舉的初選（如：民進黨中央黨部辦理總統、立委、直轄市及縣市長公職候選人提名），並規範可以做為初選候選人的積極條件（如：加入時間達兩年）、負面條件（如：不得有表列的犯罪前科、雙重國籍）等。

以總統、立委、直轄市及縣市長為例，按照該條例第 3 條、第 9 條規定，前開公職候選人，由中央黨部先以溝通協調方式產生提名人選，無法達成協議時，再依據民調辦理初選。而民調方式則進一步依據相關民調辦法進行。

目前民進黨適用的，仍是2011年修正的《第一、二、三類公職候選人提名民意調查辦法》。

以2019年期間，賴清德與蔡英文的初選為例，當時為何雙方發生程序爭議？就是因為該條例就民調對象的設定，僅原則分別依序按照「有共識之初選候選人」、「主要對手政黨已正式提名者」、「非同黨現任」三種情況辦理，而就挑戰現任同黨者（就是當年的蔡英文）的情況則漏未規定；另外，同條例僅規定以「民調執行日期首日十二個月之前發行之住宅電話簿」為抽樣母體，而蔡英文總統希望另外納入手機民調，也就產生相關爭議。

此外，為了因應個別選舉，在前開「母法」《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有不足的情況，就會另外提出特別版本的提名辦法。

像是在2014年、2018年的直轄市縣市長、縣市民意代表選舉中都有這樣的情況。那些耳熟人詳的條款包括了像是：「現任優先」、「青年民調加分」。不過以結果論來說，前述條款的存否，對於該黨在2014年、2018年的選舉斬獲是否有直接關聯，似乎要打個大問號。

像是支持「現任優先」的常見理由是：為了維持黨內團結，還有「挑戰同黨等於否定執政現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與其說是否定現狀，不妨認為：挑戰者肯定現任做得很好，只是覺得自己更優秀，以黨內民主來說，實在不該加以限制；況且，兩屆選舉（2014年、2018年）都有現任優先條款，但選舉結果上卻相當不同。

總結上述，與其鄉愿認為「政黨初選」是破壞團結，或是聽從各政黨意見領袖在那邊大聲疾呼和諧、團結、現任優先等帶風向式的說法，本文認為：既然政黨政治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那對選民的最好的安排，就是希望各政黨內可先行透過競爭篩選出最佳的候選人，並透過黨內初選的相互對抗，讓各候選人的資訊可以進一步揭露在陽光之下，而不用像是和稀泥般地接受各政黨禮讓、現任優先或是「喬」出來的候選人，或許才是民主之福。

此外，近年在「新政治」的氣象上，不乏主流政黨與新興政黨共同舉辦初選民調，或是主流政黨「禮讓」其他政黨等相較傳統政黨政治的作法。但是不論推派人選過程中的合理性（註二），結果上也會產生問責的難題。

舉例而言，由民進黨所推薦的民進黨籍人選若產生弊端，在問責及政治責任上，民進黨將難辭其咎；但是若是他黨或是無黨籍人士，此時是否應由民進黨承擔政治責任，則將是討論上的難題。

民主是可能死亡的

2020年到2021年以來，一連串的罷免風生水起，除了政治上的攻防、互噴口水、相互漏氣輸不起，台灣作為一個解嚴以來不過三十多歲、尚稱年輕的民主國家，為了不要讓台灣的民主英年早逝，有待於台灣人民的自省吾身，畢竟民主是會死亡的。

這點我們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委內瑞拉的查維茲，這些透過選舉、聯盟，剽竊國家的例子都清晰可見。

而把視角拉回台灣，近日台灣政治人物陸續因為過往過錯被揭發、無法說服選民接受，進而產生負面結果。那些因為民主機制運作所得到的經驗，不僅可以讓選舉人可以理解選民手上那票的意義，也可以讓各政黨往後再推出候選人時更加引以為戒。

一個前置、公平競爭的初選機制，或許更有助於篩選出更好的候選人。

而民主不會因為一次的罷免結果就成為最黑暗的一天，又或者是走向末日，但想要捍衛民主絕非僅憑藉口號，必須深刻反省與檢討，試著確實改革後續決策及相關機制的設置。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　江鎬佑）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更新，給您滿滿時事觀點。

 

註一：按照目前的選舉規定，依據所要競選的職位（總統、縣市長、鄉鎮市長、民意代表）設有不同的國籍、選舉區域限制、年齡規範之外，並沒有其他限制登記的條件。而候選人只要在程序上繳交相關表件，並繳納保證金，以表彰候選人對選舉的嚴肅態度的保證金之後，就能參選。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扣掉保證金的部分（尚有爭議），在台灣作為候選人的門檻似乎不高，但從現實來看，沒有政黨奧援的候選人，是很難當選的。

註二：如果同樣情況發生在金控或是企業──小金控整併大金控會被質疑為是否有弊案，但是政治領域上則鮮少有此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