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臺北地院為何宣判三一八佔領立院案無罪？

王鼎棫｜臺北地院為何宣判三一八佔領立院案無罪？

2014年的3月18號晚上，筆者在立院群賢樓外面，聆聽反對服貿的抗議晚會，當臺上慷慨陳情的同時，後方忽然一陣騷動，大批群眾與警方發生拉扯，原來是打算衝進國會，佔領院會場地；誰也沒想到，這一衝，激起各方對本爭議的高度關注，也活化民眾之後對不同制度的討論，扭轉臺灣至今的政治發展。

而在佔領事件轟轟烈烈地告一段落後，由於活動涉嫌違法，檢方開始介入調查；並在一番蒐證下，起訴了那些率領活動的意見領袖們。兩年匆匆過去，臺北地院終於在今日宣判無罪，指出該次行動沒有違法。又因服貿議題當年備受關心，所以「首謀」們藉由佔領表示抗議的行動為何無罪？也受到支持或反對民眾的高度關切。

大體來說，檢方認定被告們涉嫌「煽惑群眾佔領立法院」、「立法院中山南路正門前發生衝突」及「對議場執行驅離勤務員警妨害公務」，且由於衝突及妨害公務二部分，法院多以證據不足、無法認定犯罪事實（有就有，沒有就沒有的意思）的理由，駁回檢方指控，比較不涉及法律概念的爭辯，所以下文將以佔領行動是否構成「煽惑群眾佔領立法院」為討論中心。

判斷該行為是否成罪，可以參考刑法第306條第1項規定：「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而本條的眉角正在「無故」─侵入行為是否有正當理由，也讓法院在新聞稿裡花了相當篇幅，說明本次行動的正當性。

簡單來說，法院援引了學理上「 市民不服從 」（或稱公民不服從、公民抗命）的概念，說明佔領國會的行動，雖然看似觸犯前述規定，卻是出於維護民主政治的不得已的行為（注意，法院強調是萬般不得已才算數，詳後述），所以不該當法條當中所說的「無故」，最後也就不構成犯罪了。

市民不服從 到底打哪來的？

先來定義一下吧。本概念用來描述，任何人眼見體制存亡，使用公開且非暴力的行為，藉以促使政府變更施政，恢復正常運作的種種活動。

也許有人會質疑，在正常民主法治國家，如已有許多管道─集會遊行、著作出版、法院訴訟等，供人民表達不滿及救濟，站在「遵守遊戲規則」的立場，人民不應該再透過「違法走捷徑」的方式達成改革？

可是從另一角度觀察，若沒有甘地、馬丁路德金恩等人領導不服從運動，今日印度人及美國黑人可能依舊處於次等公民的地位，所以是否應對 市民不服從 投以絕對禁止的譴責眼光？過往引發國內外學界進一步的討論。

其中一種說法即認為，法治國家不能老想透過刑法制裁，強迫人民遵守法制，而是要讓他能自願接受。法律不是只要透過正當立法程序制定就合格（比方說立法院，透過三讀程序制定之），內容也須具備正當性─合乎公平正義之要求！

而 市民不服從 的正當性，即承前所述，若要令人民願意服從體制，令國家長治久安，則必須接受這看似矛盾的事實─必要時，留給人民一絲能對「合法形式所出現的不正義結果」抗爭的餘地。

 

至法律內容是否違背公平正義，自然不能僅憑個人道德作主，要站在正常大眾的角度，以他們都無法接受的想像為準。

而這樣「普遍無法接受的狀況」，如牴觸人人平等，其實多數時候，早已由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法等法令所吸納（尤其基本權清單、或權力分立等概念），所以當判斷「普遍無法接受的狀況」是否發生時，即可從抽象不易說明的概念雲端，站穩至具體實定的法令層次討論。

市民不服從 如何影響法院對刑法的解釋？

本判決既提出 市民不服從 ，旨在改變刑法於個案的解釋適用，自然需提出操作標準及對應說明，才能穩健地融入既有體系，並避免胡亂輕判的嫌疑。在本案，法院即把焦點放在「侵入立院是否無故」與「 市民不服從 」的交互作用上。

也就是說，無故是指沒有正當理由的情形，而 市民不服從 正是用來補足行為的正當性；且由於 市民不服從 ，終究是透過違反法律的行為外觀，來喚醒大眾的注意，與法治國家的運作，呈現高度緊張，因此只能在非常不得已的例外情形下，才能招換此一行為。

所以， 市民不服從 的要件，大致上會長成這樣：客觀上，體制存續已面臨急迫危難，且所使用的手段，除能達成維護體制的目的，更是對全體損害最小的手段，而有其必要；主觀上，腦海裡也必須具備對體制存亡，出於必要維護的認識（完整法院說明請參註腳）

法院基此，大致有下列看法：

本件佔領立法院的行為，被告黃國昌等人既主張並非無故侵入，自應就 市民不服從 ，來加以審酌。

首先，服貿協議影響各行各業甚廣，與個人經濟、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攸關國家未來政治、經濟發展甚鉅，為避免服貿協議於3日後（2014年3月21日）在立法院院會中草率表決通過，其以佔領立法院表達訴求，實際上亦造成立法院無法順利開會，所以這樣的抗議手段，實際上有助訴求目的的達成。

其次，當時已無其他能夠救濟之有效管道。立法院議場縱經民眾佔領，立法委員仍可在院區內之其他地點召開其他等級的會議，並無重大影響或遲滯議事程序的狀況。是「本件佔領立法院議場所造成的危害」，「與其等反對服貿協議輕率送院會存查通過，並主張立法院重新實質審查服貿協議的訴求」，二者相較衡量，損害顯然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的利益。

因此，此意見表達，屬有正當理由的情形，不該當刑法第306條「無故」之構成要件，則此等號召行為，自與煽惑他人「犯罪」之要件有別。」

 

本案判決作成之後

首當其衝，已經有政治人物質疑，此判決一出，將來抗議的人「無論」如何亂來，都不會被判有罪，這樣不是永無寧日嗎？筆者必須再次強調，先不論是否接受 市民不服從 的理論，若要拿這個概念來為行為開脫，其實並不容易。

也就是說，你必須先證明：若不行動，體制存續將面臨急迫危難，且所使用的手段，除能達成維護體制的目的，更是對全體損害最小的必要手段。

這樣說好了，假設一群退休公務員，若要以反年金改革為由，佔領立法院，首先他們要先能夠放下出國旅遊的快樂時光，一起證明年金改革造成了什麼急迫危害，若不改變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了。

其次，也要證明，除了指著學弟妹罵說「你幾梯，我是學長膩」，這樣衝進立法院外，別無其他方法可以挽救他們被砍到「只剩」三萬多的年金。如果這樣都能說服法官，他們才可主張 市民不服從 。

另外，本判決也在臺灣法治史寫下新頁，因為這是第一個肯認 市民不服從 的裁判，具有指標性意義。而未來幾周，在本判決形成相當的輿論效應後，若檢方上訴，高等法院是否能正面否決這樣的理論，即備受關注。

也就是說，到底高院會徹底否定 市民不服從 的理論，或著站在肯定本理論的前提下，指出本案並不符合相關要件，還待我們後續睜大眼睛來看。

附帶一提，筆者真的感佩本判決願意就「抗議民眾對警方喊話」或「抗議民眾掙脫警方拉阻」等行為是否構成妨礙公務，提出鏗鏘有力的澄清（與其說是否定檢警努力，不如說要好好監控起訴品質）；這樣的努力，使民眾的集會遊行自由，免於檢方不當空言起訴的壓力，而能享有更廣泛的保障空間。

像是起訴書僅空泛記載被告向議場外員警喊話，然經法院勘驗現場蒐證光碟，並無從判斷被告的喊話對象，也無從查明在場值勤員警是否有如檢方所言，因被告的言論而心生畏懼。又或著當被告進入立法院而走上臺階時，雖經員警進行阻擋，被告為掙脫阻擋而與警方發生推擠，判決指出，那並非積極攻擊員警身體的「暴力行為」，縱然警方因此而跌倒，也無法一下拉高層次，用妨害公務罪問責。

最後，對照香港議員羅冠聰的臉書，讓我們一起反省並珍惜臺灣得來不易的民主：

太陽花的審訊無罪，香港的大規模檢控進入另一階段。一切都讓人唏噓。但公民抗命者，必然不畏懼司法程序，願意透過犧牲彰顯制度不公。兩地的社運朋友，我們一起努力。

[註] 「 市民不服從 」法院正式版的要件：

1. 抗議對象係與政府或公眾事務有關之重大違法或不義行為；
2. 須基於關切公共利益或公眾事務之目的為之；
3. 抗議行為須與抗議對象間具有可得認識之關聯性；
4. 須為公開及非暴力行為；
5. 適當性原則，即抗議手段須有助於訴求目的之達成；
6. 必要性原則：無其他合法、有效之替代手段可資使用；
7. 狹義比例原則：抗議行動所造成之危害須小於訴求目的所帶來之利益，且侷限於最小可能之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