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CEDAW 看有毒的男子氣概｜許珈熒

2022 年司法院與法律白話文運動攜手策劃一系列「司法人文沙龍」講座活動，希望透過跨領域的對談，激盪出不同觀點，進而拉近司法與民眾的距離。首場人文沙龍「未來的模樣：元宇宙怎麼去？」圓滿落幕。接著第二場以「是男生就不准哭：從 CEDAW 看有毒的男子氣概」為題，邀請到著有《有毒的男子氣概》一書，臺灣師範大學專案助理教授盧省言老師，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郭銘禮法官，與擔任主持人的司法院何友倫秘書，帶大家從歷史經驗及法庭中，探討性別氣質的刻板印象，如何意識並主動改變、走出框架。

盧省言老師： 有毒的男子氣概 死守的刻板印象

盧老師開場解釋「有毒的男子氣概」（toxic masculinity），指的是身為當代男性，卻活在父權體制中，對於兩性有著深根蒂固的刻板印象。認為女性要在家洗衣煮飯、臣服於男性霸權之下；男性則要養家、展現「男人該有的樣子」。但是什麼是「男子氣概」？所有生理男都具備男子氣概嗎？盧老師引用最早研究男子氣概的學者 R.W. CONNELL「霸權、共犯結構、從屬及邊緣四種類型」 ，說明大部分的男性都臣服於霸權男子氣概，只有特定男人能成為社會中所謂「有男子氣概的男人」，並且「一個生理男拒絕或接受該社會對男子氣概的定義，決定他在社會中的地位」。

而「有毒的男子氣概」其實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在特定歷史、時空、社會下對男性的社會實踐。換言之，男子氣概是不斷變動的概念。盧老師以古希臘時期為例，希臘半島城邦林立，各個國家戰爭無數，當時定義男性最好的方式，就是要驍勇善戰、戰無不勝。到了 17、18 世紀，英格蘭開始盛行彬彬有禮的文化，男子氣概的元素涵蓋了階級、禮儀和紳士的概念。它發生於同性間原始體力的較量，或者透過展示騎士精神贏得女性芳心。由此可知，當有一群主宰的男性，就有另一群邊緣，甚至受到壓迫的男性。

父權體制從何而來？從無秩序進入有秩序的社會

有人類學家表示，父權體制建構於有秩序及法律的社會，所以當人類從無秩序進入有秩序，從部族到國家、採集到農業社會，使得血親團體中的青壯年男性擔任保護的角色，有秩序進而成為支配的核心。同時，古希臘時期崇拜火神，並將父親與火神的地位並駕齊驅，作為抵禦野獸侵襲、照明或炊煮的主力，生理差異及工具分工助長了父權體制與支配的概念。

從「支配」的歷史發展過程而言，其實從宗教到法律都不斷在灌輸男性支配的觀念。盧老師引用中世紀宗教法 Decretum Gratiani, 1140，中世紀夫妻皆由神指定，為的是榮耀上帝並繁衍繼承人。在當時，性無能不僅是離婚事由，甚至深信不疑女性有「精子」、性高潮才能懷孕，生兒子是男性精子戰勝女性精子，反之則否。性行為成為衡量男子氣概最方便的方式，從性高潮到小孩性別，更決定了男性是否可以支配女性的標準。除此之外，陽具崇拜亦加深生理上的支配，由年長男性教導年輕男性成為支配者，並認為男性之間的愛才是「純粹的愛」，以此作為貶低女性的概念。不過同時間法律卻表達出對於男性間過度愛戀行為的焦慮，進而將異性戀的地位提高。

當代男性如何看待一個男人？

場景回到當代，盧老師引用衛報 2017 年調查報告指出，早從希臘、羅馬時期就存在的「一家之主」（Peterfamilias）概念，直到如今「仍有 70% 男性認為自己要在經濟上支撐家庭」。另外，「有 42% 的男性青少年認為需要藉由暴力作為情緒出口」。

盧老師做出小結，「我們現在讀的人類歷史，是以人類之名，但其實就是男性史，看著男性統治者、上層階級如何宰制社會」，盧老師從歷史角度爬梳父權體制與支配的發展過程，並於最後提出警示：當野獸不再侵襲我們時，是否還要緊抓著支配、刻板角色不放呢？

郭銘禮法官則針對 CEDAW，亦即 1979 年聯合國決議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縮寫為 CEDAW）為觀眾闡明婦女及女性人權，並舉國內、外的案例引以說明。

郭銘禮法官： 服用有毒的性別歧視 解毒需遵守 CEDAW

如 CEDAW 人權公約第二十八號一般性意見相當值得參考，它指出社會上對於生理差別所生的社會文化意義，不僅產生男女階級關係權力，也導致權利分配有利男性、不利女性。並且社會上有「生理性別歧視」，也有「社會性別歧視」，男女被社會所建構的認同、屬性和角色制約。與盧老師所探討的支配歷程相互呼應。

因此國家被賦予「尊重、保護、落實」的義務，前者是指國家應節制權力，不可以侵害人民受 CEDAW 保障的權利，再者是國家應保護男女不受第三人歧視，最後則是促使國家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落實實質的性別平等。郭法官並分享 CEDAW 人權公約第二十八號一般性意見其中一段話：「性別平權固有的概念就是讓全人類無分性別都能自由發展個人能力、追求職業生涯並做出決定，不受刻板印象、既定性別角色與偏見的限制。」

有趣的是，郭法官以影集《俗女養成記》、《非常律師》作為探討性別歧視的案例，嘉玲大姑受傳統男女任務定型的限制，而陳嘉玲必須被傳統社會文化對於適婚年齡女性行為模式支配；米爾生命公司人資部長以丈夫為對象實施留職停薪，進而逼迫女性選擇擔任「賢內助」的角色。

郭法官接著以美國 1976 年案例 DEGRAFFENREID v. GENERAL MOTORS，說明判例中容易被忽略的「交叉歧視」。本案被告公司不雇用黑人女性，裁員也是以黑人女性居多，所以原告主張她們作為黑人女性受到歧視，法院卻分別從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各自單一的角度認為無歧視，且不允許原告將兩個歧視因素合併為一個訴訟上的主張，郭法官認為在這個案例中面臨的問題是「有色人種女性本身就是一個分類（category）」。

交叉性是指，社會邊緣人或群體所經驗到的多重形式歧視，可以用來理解一個人的社會和政治身分，如何連結作用並產生不同模式的歧視與優惠。法官指出，交叉性的檢視或可為法官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就像黑人女性所經歷的歧視不是黑人男性、白人女性所遭受的歧視的總和，而是另外一種歧視，有時必須以不同方法處理。

兩位講者生動且豐富內容與談下，相信現場及線上的觀眾對於性別氣質中的刻板印象，有更清晰、更完整的認知，同時也能更暸解社會學中「有毒的男子氣概」，從歷史經驗看見父權體制及支配的概念是如何形成，並在法律與判決中，遵循 CEDAW 的指引，甚至走在人權的前面。

如同郭法官以永誌媽媽的話代結語：「孩子們要做自己，不要怕，你們不要哭，哭會顯得我們懦弱，我們沒有錯，我們要向著陽光，去爭取我們的權利。」試圖以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呼籲民眾主動發現，並放下有毒的性別刻板印象，正是舉辦司法人文沙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