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

在談話中我再次追問，告訴葛歐克．塔姆我仍然不十分理解他何以會有殺妻的念頭。「一般說來，犯下這種罪行對自己人生造成的後果不是比離婚的後果更嚴重嗎？」 塔姆沉默不語。片刻之後他又說了一次：「我已經說過了，我也覺得跟我太太離婚有點卑鄙。」

葛歐克．塔姆從小就堅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並且照顧自己的需求。在他外婆死後，在某種程度上他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他是否曾經權衡過個人的風險，心想離婚無論如何都對他不利，而巧妙的殺妻在他想像中卻有可能讓他得以脫身？

葛歐克．塔姆述說他如何從好幾個醫生那兒取得鎮靜劑。「我想用那些藥片自殺。」他用席格弗里德．阿姆雷德這個假名，自稱是自費病人，起初去找在科隆開業的精神科醫師看診，後來也去杜塞爾多夫找。他向這些醫生述說他編造出來的故事，說他在一樁控告一家航空公司的大型訴訟案中是附帶起訴人，因為他太太幾年前在一次墜機事件中喪生。說他由於這整件事和內心的傷痛非常緊張不安，因此在接下來這幾個星期急需要一些鎮靜藥物。

這段話中有兩點引起我的興趣：第一，塔姆在這個編造的故事裡就已經讓他太太死了。妻子的死亡顯然符合一種自然而然的想像。第二，我覺得值得玩味的是他說他覺得從科隆一位醫生那兒取得的藥片太苦，不適合拿來自殺。 他把藥片弄碎，但由於味道太差而馬上又吐了出來。我問他為什麼要把藥片弄碎，他說吞嚥藥片對他來說一向很困難。也就是說，對於厭世的葛歐克．塔姆來說這些藥片不合他的口味。還是毋寧說這些藥片太苦了，所以無法大量攪拌在食物中而不至於改變食物的味道？

他告訴我在另外幾位醫生那兒的情況比較順利。他們開了一種藥給他，具有消除恐懼的強效，但也會使人感到疲倦和暈眩，劑量高時會明顯降低反應能力。這種藥物在液體中很容易溶解，包括口中的唾液。去看過幾次醫生之後他就收集到足夠的藥片。按照葛歐克．塔姆自稱在犯案當天攪拌進那鍋西班牙蔬菜湯裡的藥片數量，換算起來約相當於兩百毫克的「煩寧」鎮靜劑。難怪蓋碧．塔姆很快就感到疲倦，也幾乎無法再抵抗。

精神鑑定醫師的任務不在於評估犯行，也不在於思索犯罪動機，而只在於檢查坐在他面前、被指控犯下一樁罪行的被鑑定人在犯案時是否患有某種程度的精神障礙。例如，這個犯罪嫌疑人在犯罪之時是否有思覺失調症或憂鬱症的症狀？是否有智能不足的情況？還是說這個犯罪嫌疑人屬於「人格違常」，亦即具有與正常情況相去甚遠的特定人格特徵，使得他在生活的許多方面一再受挫？

因此，在這個案例中，關鍵性的問題在於葛歐克．塔姆到底有多憂鬱，還有這份憂鬱是否導致他犯下罪行。此外還要檢查他是否有人格違常。由於他讀完了中學，因此就可以排除他有智能不足的情況。

我問起葛歐克．塔姆在遭遇自殺危機時的內心感受。凡是下定決心要離開人間並且採取具體行動的人，在事後都很能夠描述這個陰暗而壓力重大的思想和情感世界。

葛歐克．塔姆卻無法描述。他仍舊聲稱他之所以想要自殺是由於自覺將來會承受不了。然而這份感覺卻並未表達在他的情緒上。我問起葛歐克．塔姆他所經驗到的情緒，問起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動力，問他能做到哪些事，有哪些日常的例行事務是他無法再完成的。真正經歷過憂鬱階段的人能夠十分生動地詳述他們是如何失去了活力。每天早晨他們都覺得日子就像一座無法攀越的高山，清醒的每一刻都是種折磨，而睡著的每一秒都是解脫。他們能夠描述失去感覺令他們多麼痛苦。憂鬱症患者並不悲傷，相反地，悲傷是憂鬱者會很樂意與人交流的感受。葛歐克．塔姆無法具體描述這種感覺，儘管他的表達能力很好，有能力做出細膩的敘述。

在做精神鑑定時，務必要一併考量到被鑑定人有多少能力來描述所經歷的事，來表達自己的感受和所處的狀態。亦即，假使情況相反，如果被鑑定人無法好好描述一些事物，這並不表示他說的不是真話。 我仍然沒有理由相信葛歐克．塔姆真的患有憂鬱症。他其實是感受到壓力，因為他對自己的未來懷著後果嚴重的想像。考慮要離婚、分手或以另一種形式結束婚姻關係當然都會對人造成壓力，除非這個人完全沒有感情。然而，主要是「殺死妻子是否比較好」這個念頭的首次出現打破了禁忌。這種念頭起初會由於打破了到目前為止主宰其人生的道德觀而使當事人苦惱。他會自問：我是怎麼了？我要如何擺脫這個念頭？而如果這個念頭愈來愈強，愈來愈具有吸引力呢？那麼此人就會開始苦思要如何把這個念頭付諸實現。心思渙散和苦苦思索並不等同於憂鬱。（2編註：雖然我國衛生福利部所使用之官方名詞為「人格障礙症」，但臨床上仍較常以「人格違常」、「人格疾患」或「人格障礙」稱之。）

葛歐克．塔姆走進了一條令他進退兩難的死胡同。可是他殺死妻子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

我再次更仔細地追問。起初我又問了一次「多發性硬化症」的患病過程和他太太目前的症狀。她的雙手會麻，但是她本質上沒有改變，沒有小便失禁的問題，也沒有癱瘓的現象。然後我問他對妻子的感覺有什麼樣的發展，也問他當時如何面對診斷結果。

「在你太太身上診斷出這種疾病時，你當時的感受是什麼？」
「那種感受很糟。我們兩個都哭了，我們的整個生活都成了疑問。」
「什麼成了疑問？」
「如果我太太成了殘障，我們要怎麼生活下去。我們兩個都不得不想到我的大姨子。我們知道多發性硬化症意味著什麼。」
「醫生是怎麼向你們說明的？」
「唉，事情發生得那麼快，他們並不會詳細地跟你說明。醫生說用可體松治療會有改善，而這種治療也的確幫了很大的忙。可是我們知道這種病是一陣一陣的，你無法預知病情的發展是否會很嚴重，還是你剛好運氣好。在那段期間我們常常哭。」
「你曾經想過或是跟你太太商量過，想在她病得很重的時候讓她『解脫』嗎？」

葛歐克．塔姆用力搖頭，但卻哭了起來。最後他說，不，他們從來沒談過這個，反倒是他曾經向妻子發誓要照顧她終老。

因此目前也沒有理由認為葛歐克．塔姆之所以殺死妻子是扮演著「死亡天使」的角色，像是在醫院或養老院裡醫護人員殺死病患的聳動案件，或是像家人長年照顧患者的悲慘案例，當親屬已經無力再支撐下去，但卻曾承諾要永遠照顧家人，到最後自覺有義務要不計後果地守住承諾。從檔案以及對葛歐克．塔姆所做的檢查中，能確認的就只是他愈來愈耽溺於想像中，想像他將得和一個年老體衰的女人共度晚年，而他受不了這種想像，至少根據他自己的陳述是如此。他一再敘述他的苦苦思索、睡眠障礙、心煩意亂，但是這些症候的出現，在時間上與他對妻子的日漸厭倦直接相關。不過，如同前面說過的，當一個人認真考慮要殺死自己的妻子，他會無法集中精神是很容易理解的。至於身為司法精神鑑定醫師的我所要釐清的問題，答案很簡單：在葛歐克．塔姆身上並沒有在犯案之時可能減輕其責任能力的精神障礙。 葛歐克．塔姆頭腦聰明、朝著明確的目標努力、工作勤奮、能夠維繫友誼、在思考形式或內容上並未表現出任何障礙、在動力和衝動控制上都沒有改變，能夠長期維持職場工作，簡而言之：葛歐克．塔姆就和你我一樣。

然而，在此案中，所有參與審判程序的人都不免納悶，為什麼葛歐克．塔姆會在結婚十九年之後就這樣把妻子給殺了。典型的殺人動機一向是貪婪。直到審判時才發現，死者的親屬提到蓋碧．塔姆有一份人壽保險，保險金額雖然不會帶來大筆財富，卻能顯著緩解財務狀況。也許葛歐克．塔姆之所以努力描繪出自己承受不了日後必須照顧病妻的假想情況，是因為他想賦予殺妻行為一個「較為人性化」的動機，以此自欺，也可能是想欺騙公眾。我們人類有一種傾向，會用有時十分牽強的理由將自己的錯誤行為合理化。

葛歐克．塔姆向警方做出了十分詳盡的供詞，但是在我面前卻說他不再記得實際的犯行經過。很顯然，非不得已，葛歐克．塔姆不想再一次詳細報告犯行經過。很難想像他真的記不得，因為犯行的經過十分複雜，花費的時間很長，分為好幾個步驟和階段，包括縝密的計畫準備階段、歷時數分鐘的殺害行動，和相當繁瑣的善後階段，包括試圖毀屍。想像自己記不得殘忍的事物，這種想法比較符合外行人的想像，對精神鑑定醫師而言起不了作用。被鑑定人在接受鑑定時不想針對歸咎於他的犯行本身發表意見，這種情形偶爾會發生，而且被鑑定人也有權利這麼做。這也跟被鑑定人無須進一步加罪於自身有關，因為精神鑑定醫師也是證人，如果被鑑定人做出自白，鑑定醫師就也必須加以報告。

因此，在這個案例中，要撰寫鑑定報告時必須以檔案中那份詳細的供詞做為基礎。如果法庭要從一個完全不同的犯行情況出發，那就必須向鑑定醫師提出相關事實，亦即新的其他情況，能讓鑑定醫師據以做出臨床精神醫學上的評估。以葛歐克．塔姆的情況來說，犯行經過長時間的準備，在策劃時分成小步驟，執行時包含許多細節，因此可以描述為一種經過控制的行為。

在長達幾小時的交談中，葛歐克．塔姆一再流淚並且痛苦地啜泣。他當然早已明白自己鑄下了大錯，主要傷及的人是他太太和他岳父母，但其次損及的則是他自己。他為了他讓自己陷入的處境而哭，尤其是他對殺妻一事做過如此周密的準備。

在我對他做的鑑定檢查中，他所做出的最後一個回答也與這一切判斷相符。我問他會怎麼形容自己，他說：「我不喜歡衝動行事。我是個深思熟慮的人。」

我在鑑定報告中做出明確的結論：葛歐克．塔姆沒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礙，而且在他犯下罪行的那個時間點也沒有。相反地，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那些井然有序、本身合乎邏輯、逐步進行準備的行為和過程，以及他不斷在心裡衡量該不該做，在在顯示出塔姆先生控制情緒與行為的能力完全沒有受損，而辨別對錯的能力原本也就完好無傷。以他的人格結構、智力和社會能力，他有各種可能的途徑做出別種行為來處理他的婚姻問題。他沒有在任何方面顯現出由疾病所導致的「能力顯著降低」。就這一點而言，此案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很容易回答，因此也無須把被鑑定人送進司法精神病院。

各位也許會問，會犯下這種罪行的人是否一定是有病。答案是：並非如此。上述這個案例就相當清楚地闡明了這一點。我們必須小心，不要見到一樁嚴重的罪行就馬上猜想那涉及某個「精神不正常」或是「有病」的人。大多數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人並不會犯罪，只有特定的精神疾病會提高暴力犯罪的風險，尤其是在酗酒或吸毒的情況下；稍後我會向各位敘述兩樁這類案例。然而，我們絕對不能把精神疾病和危險性相提並論，甚或和犯罪行為相提並論。相反地，精神疾病患者必須面對內心感受及情感平衡的改變、專注能力及注意力的減損、還有動力及動機強度的改變；思考方式和控制衝動的能力可能會受到程度不一的損害。患有精神障礙的人有權得到協助，也有權獲得專業治療。此一治療的任務也包括辨識疾病可能隱含的危險性，並且認真看待。 對於那些由於精神疾病或嚴重精神障礙而犯下罪行的人，司法精神病院就執行了這項任務。但是，聲稱精神健康的人有病卻不是精神鑑定醫師的任務。這樣做等於是危險地濫用了精神醫學、危及法治國家。

司法精神鑑定醫師的任務也在於在不受罪行嚴重程度的影響下做出診斷。亦即，精神鑑定醫師必須能夠描述一個人在犯下一樁重罪時，他的「控制能力」或「識別能力」(在比較少見的情況下)由於哪種精神疾病、以何種方式遭到減損，即使這樁罪行引起了民眾的憤怒乃至仇視，即使就連略微暗示犯罪行為人的責任能力受限都會激怒大眾，而這份怒氣會發洩在精神鑑定醫師身上。 這種情形尤其會發生在鑑定醫師證明那些對兒童施加嚴重暴力的犯罪者患有精神障礙時。凡是患有嚴重精神疾病或是人格發展徹底偏差的人都有權接受治療，也需要接受醫治，否則就無法降低隨著精神障礙而來的危險性。如果司法精神病院無法藉由專業的治療來降低一個人的危險性，那麼司法精神病院就會替此人準備一個戒備森嚴的生活空間，有助於保護民眾免於遭受嚴重罪行的侵害。因此，司法精神鑑定醫師在做出鑑定時要始終本著知識與良知，不把公眾的期望納入考量。但是精神疾病不能成為一面可任意使用的免死金牌，用來解釋局外人無法理解的犯罪行為。這永遠要視個別的案例而定。

塔姆一案由於處理屍體的方式相當駭人而深植在我記憶中，因此我向各位敘述了這個案例。但我之所以敘述此案也是因為它印證了我的信念，亦即我們每個人基本上都有犯下殺人罪的可能，只不過每個人的處境和必須跨越的門檻有所不同。葛歐克．塔姆舉止得體，彬彬有禮，談吐文雅，不是個粗魯的人。儘管如此，他的行動有計畫、冷靜、果決，以擔心自己無法照顧妻子老後可能會有的身體殘障為由，來將他的殺妻行為合理化。

葛歐克．塔姆後來由於謀殺罪而被判處終身監禁。

書籍資訊

本文摘自《告訴我，你為什麼殺人：司法精神醫學專家眼中暴力犯罪者的內心世界》一書。

作者娜拉‧塞美 Nahlan Saimeh 於醫學院畢業後完成精神醫學及心理治療的專科醫師訓練。專業領域是司法精神醫學。作者以現實社會常見的暴力犯罪案例，取代犯罪心理學科普書中常出現的離奇極端的連環凶殺題材，寫法冷靜、踏實而不浮誇，多了專業人士的審慎，少了獵奇報導的譁眾取寵，並簡明易懂地闡釋刑事法律中責任能力的概念及其之於精神鑑定工作的重要性，並以實例解說精神疾患對能力程度判定的影響，釐清大眾對於精神障礙者犯罪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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