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運動的下一步？終局之戰還是時代革命？｜話鹿讀冊

反送中運動的下一步？終局之戰還是時代革命？｜話鹿讀冊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邊際危城：資本、帝國與抵抗視野下的香港》

中文版序言〈沉著地為明天做好準備〉

 

2019年6月初，我剛好在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教授一個有關中國與香港威權韌性和民主運動的研究所密集課程，中間也到香港做了兩個有關香港金融與美中關係的講座。那時有關逃犯條例的爭議正在白熱化。台灣課程的學生，和香港的聽衆──包括學生、學者和各國駐港領館人員，都問我對於各界正在動員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的看法。我那時回應，反逃犯條例，可能會有大規模「和理非」遊行，但遊行過後，修訂可能仍會通過，很快大家就習慣淡忘。當時跟很多香港的朋友討論，也有類似的看法。

後來爆發了6月9日的百萬人大遊行和612立法會外的衝突，運動的升級出乎大家的意料，其餘的已是歷史。在2020年人大通過《國安法》和隨後的大鎮壓之後，再加上從武漢輻射全球的大瘟疫，香港已經變成大家不再認得、人們爭相出逃的危城。2019年6月初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安逸，好像已經是一個世紀前的事情。

長時段歷史中的香港

由2019年夏天劍橋大學出版社聯絡我，問我是否有興趣寫一本有關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專書，到英文版在香港主權移交二十五週年前夕的2022年春天正式出版，香港的陷落與我的書寫同步。這是一本很難寫的書。

寫這一本書是我多年的心願，從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唸本科，到留學美國再回中大任教的十年，再從2005年離開香港回美國到現在，我一直都關注和收集有關香港政治經濟發展的資料，時而在公共知識的領域發表評論，時而發表特定題材的論文。但一直以來，香港並非我的主要學術研究與寫作範圍。從研究十八世紀清帝國的抗議活動、中國近三十年崛起對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衝擊、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勞工力量與通貨膨脹的關係、全球美元霸權的根基與發展效應，到美中關係惡化的企業根源，我都一直保持著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批判距離。香港是我出生與成長的故鄉，對之愛恨交纏。與香港維持這樣一個批判距離，份外困難。

在2020和2021年，當香港的自由和自主在加速瓦解時，我壓抑住情感，從長時段與全球比較的角度，冷靜地審視香港自十二世紀始的歷史和現狀。寫到結尾時，雖然各界有關香港的評論已經變得越來越悲觀，但我卻在歷史的嚮導下，找到樂觀的理由。

告別浮躁

一直以來，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城市，買賣投機股票，一個下午便轉手幾次。炒賣房產，很多時候一個物業還未完成交易便被轉手套利。在連手錶廣告也強調「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的速食氛圍下，很多香港人思考問題的時間參照都不會太長，浮躁短視。但世界各國爭取自由的事業，都是漫長的起伏，缺少一點耐性也不行。1956年布達佩斯反蘇起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後，到了1989年，施害者才需要面對轉型正義。1947年二二八之後四十年，台灣才開始走出恐怖與壓制。有些地方的不義，不用等太久便能矯正，但我們哪能心存僥倖？

而當台灣、匈牙利、捷克等地天亮之後回頭，我們都發現在那些高壓年代，總有內斂沉著的人們，在各種不被察覺的角落追求自由。不論是隱蔽的讀書會、偷聽自由世界的電台廣播、抑或是地下搖滾，都讓大家能在思想和意志上準備轉變機遇來臨的一天。

中共進入習近平體制之後，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袖一人。集體領導與培養接班的黨內機制消失。習的長壽固然會鞏固一切政策的持續性，但也增加了一旦最高領導死亡將會帶來的不確定性。歷史上的終身領袖個人獨裁體制，都會在獨裁者壽終正寢時出現危機。危機最後會帶來更大的自由，還是更大的壓制，難以事先預測。但為改變的機遇忽然來臨時作好準備，卻是必須。

經歷過自由浪潮的年輕人，忽然要潛藏低調甚至身陷囹圄，是痛苦和壓抑的。但肯定的是，時間在他們一邊，他們都能活得比獨裁者長，只要不自殘自棄，保持健康，終會迎來轉機出現的一天。

很多人說「唔好死」、要同獨裁者「鬥長命」。這不是被動地不作為。在這或長或短的等待之中，保持清醒頭腦、磨練觸覺增長知識、鞏固主體意識，不消沉不投降，十分重要。在香港內外的朋友，現在要追求的，恐怕不是消耗最後一分精力的冒險硬碰，或只能帶來一刻滿足的鎂光燈，而是電影《十年：本地蛋》那個不幸言中的荒誕極權社會裡，隱蔽地發亮的地下圖書館。保持身心安康，確保清算施害者的一天到臨時自己仍能精力旺盛，乃是我們的集體責任。

中國的新疆化與香港的不確定

北京近年重手打壓私企，不惜讓本來已經減速的經濟進入更大險境。但就算在國安法訂立之後，北京仍未能下定決心為堵死香港的「國安漏洞」而犧牲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例如在2021年初，北京輿論，都將中國反外國制裁法延伸到香港，說成是定局。該法一旦在香港實施，香港的跨國公司便要在遵守美國等地法律制裁港中官員，和遵守中國法律無視西方制裁之間，做出不可能的選擇。最後中國政府在香港金融界的遊說下，於去年夏天宣布暫時擱置將該法伸延到香港，繼續研究。

在2022年初，中共喉舌強調香港在應對疫情時，一定要實施中國大陸式的強硬清零。一時全民強檢、封城好像不可避免。一些中共官員學者，甚至將香港是否進行大陸式封城，說成是香港官員是否願意走中國道路，是否仍懷戀西方殖民主義的指標。但最後上海進入長達兩個月的極端封閉管理，香港的封城卻不了了之。特區政府還在商界壓力下，縮短旅客從外地到港強制隔離的時間。2019年有論者認為習近平將把香港新疆化。但當外媒說上海在封城時已經「被新疆」時，北京連在香港強推封城的決心也沒有。

國安法之下，香港失去的自由，比所有人原先想像的都多。但香港相對於其他被中國強行同化的邊區（如1959年後的西藏），甚至中國大陸，都因為北京還沒下決心完全摧毀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充滿變數。

哲學家史賓諾莎曾告誡：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經歷了過去兩、三年集體創痛的香港人，都難以避免百感交集情緒波動。但轉機遲早會來，問題只是快還是慢。要為遲早都會來的轉變契機做好準備，前瞻未來的可能狀況，理解、回顧、和反思香港為何會走到現在的處境，必不可少。對於台灣朋友來說，要更警覺和聰敏地應對中國因素，從香港的過去吸取教訓也是必不可少。如果我這本書可以為大家的這些努力做出一點貢獻，我便心滿意足。

 

孔誥烽

2022年6月4日

 

作者簡介　孔誥烽（Ho-fung Hung）

美國社會學者。早年就讀聖若瑟英文中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及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主要研究範疇是政治經濟學、民族主義和社會理論。

譯者簡介　程向剛

華裔學人，現居美國馬里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