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獄起山陽：新進士之死｜鄭小悠

冤獄起山陽：新進士之死｜鄭小悠

嘉慶十四年剛一開年，山東登州府即墨縣的閣里村就多了一位痛不欲生的新寡李林氏。兩個月前，她的丈夫、年僅三十七歲的知縣李毓昌在蘇北賑災時死去，當地官員說是精神恍惚，自縊身亡。李毓昌的屍體和遺物由叔父李泰清運回家鄉，一家人扶棺痛哭，慘不忍聞。

世事如此難料。僅僅大半年前，李林氏還是十里八鄉最令人羡慕的婦女—上年五月，丈夫李毓昌苦讀成名，殿試高中。李毓昌是那個年代讀書人的理想典型：承平之世，清白之家，力行學文，克勤克儉。他是個大孝子，祖父癱瘓，不能動彈，他和堂弟縛竹為椅，每天抬著老人在庭院裡活動，幾年下來，毫無怨言。他讀書極為用功，無事從不出門，同鄉鄰里都「罕睹其面」。乾隆五十九年，年僅二十三歲的李毓昌鄉試中舉，可算是少年早達，奈何接下來的會試之路不大順利，一耽擱就是十四年。皇天不負苦心人，到嘉慶十三年戊辰一科，李毓昌考中進士。在家做孝子的他終於有機會為國做忠臣了。

自殺？還是被自殺？

考中進士的李毓昌很快獲得知縣的職銜，被分配到江蘇任職。雖然沒能選翰林、留閣部，但江蘇是富裕省份，離老家山東又近，這樣的安排對李毓昌來說，也算是中上之選。不過，大清王朝沿續到嘉慶一代，已經一百七十多年，官場上人多缺少，進士出身雖然具有優勢，但也很難一下子得到實缺。於是和當時大部分新進士一樣，李毓昌得到知縣的身分，卻沒有馬上到某縣任職，而是聽從本省布政使楊頀的臨時差遣，到剛剛遭遇洪水、受災嚴重的淮安府山陽縣查勘賑濟。

在清代，淮安府是個很特別的地方。一方面，它是黃河、淮河、運河的交匯之地，作為南北交通樞紐，是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兩大衙門所在地，商業無比繁華，風氣極盡奢靡。另一方面，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淮安府屬各縣，又是備受黃、淮兩大河肆虐的地方，大洪災、大瘟疫頻頻降臨，官方組織的修堤曳船、大工大役更是無日不有，人民生活不啻水深火熱。如康熙二十年一場大澇，黃河數處決口，淮安城被淹，時人喟嘆道：「桃源之民以十分計，水災去其七，蝗災去其二，僅得遺民一分。而歲修夫又去一分之三，衙門廿餘皆有役，又去一分之一二，送銀鞘、解逃人、曳撥兵船又去一分之四五，然則桃源猶有民哉？抑豈無民，但無歇肩之民耳！」嘉慶十三年的洪水雖然沒有康熙二十年那樣大，但也波及了蘇北三府十四縣，以致田禾淹沒不能播種，糧食歉收，農民亟待政府救濟。

飽讀聖賢書的李毓昌一入仕就接手這樣的差使，立時責任心倍增，工作態度十分認真。他於當年九月來到山陽，隨後親自下鄉勘察災情。據山陽縣跟隨他的書辦說，李毓昌堅決踐行精準賑災，毫不理會那些勘災活動中私相授受的慣常做法。譬如當地富戶陳茂想請他吃飯，借機虛報受災戶口，侵吞賑濟款。李毓昌當即嚴詞拒絕，說：「我不比別人，總要見一戶才給一戶的票，斷不肯聽情。」按照楊頀的分工，李毓昌的任務是勘察山陽縣內四個鄉的受災情況。然而才剛查了兩個鄉，查出極貧、次貧的災民三千餘戶、九千餘口，他就被叫回淮安城裡，從此有去無回了。

十一月十八日，李毓昌的叔父、武秀才李泰清剛好到江蘇辦事，順路過淮安探望侄子。本以為侄兒初入仕途、志得意滿，哪知一到李毓昌的臨時住所善緣庵，就見內裡死氣沉沉，僕人李祥等人腰間繫著白布帶子。李泰清趕忙詢問，被李祥告知，李毓昌到山陽上任後，精神恍惚、言語顛倒，像是瘋了的樣子，到本月初六，就自己在屋內上吊了，事後山陽知縣王伸漢、淮安知府王轂都帶仵作前來驗過，現在已經備棺成殮。李泰清驚懼之下，忙隨李祥進屋，就見一具棺材停在暗室之中，棺材板已經釘死。李泰清當即痛哭失聲，並未想到開棺細看。念及侄兒的棺木壽衣都是山陽知縣王伸漢幫忙置辦，李泰清稍作料理，便到縣衙致謝。這位王太爺很是周到，告訴李泰清，自己與毓昌素來相好，不但將壽衣壽材的費用一起擔了，還備下運柩回籍的盤纏一百五十兩，請李泰清務必收下，算是表示自己的同僚之情。李泰清拿了銀兩，雖心疑王伸漢過於殷勤，到底沒有多想，只將李毓昌的靈柩、遺物運回即墨老家，將噩耗告訴侄媳林氏。

一家人哀號數日，才想起檢點遺物，為死者燒些袍褂衣服。然而一開箱子，林氏和李泰清就發現，李毓昌的皮袍前面有一道血跡，兩袖口外也有血跡，馬褂面襟上更有大血塊一片。二人大驚失色，懷疑不是自縊，隨即拔釘開棺，解去壽衣，見李毓昌渾身黑青，再照《洗冤錄》用銀針探試，果然是中毒枉死。與此同時，李毓昌在江蘇的舊識、現在即墨縣衙做事的沈廷棟偷偷告訴李泰清：李毓昌原來的僕人李祥、顧祥、馬連升，都經山陽知縣王伸漢舉薦得了美差，王伸漢與令侄不過尋常同僚，竟然如此關照他的僕人，其中必有問題。

利欲薰心的府縣與顢頇昏聵的大僚

幾經商議，已經年近六旬的李泰清決定跋涉進京告御狀，為既無子嗣又無兄弟的可憐侄兒申冤報仇。狀紙送到都察院後，經頗有理刑經驗的左都御史特克慎看過，認為茲事體大，有上奏的必要。而嘉慶皇帝一見奏摺，便覺得其中「疑竇甚多，必有冤抑」。他馬上下旨給山東巡撫吉綸，將李毓昌屍棺提到省城，詳加檢驗，又命兩江總督鐵保迅速將淮安知府王轂，山陽知縣王伸漢，李毓昌舊僕李祥、顧祥、馬連升等人抓捕，押進京城，交刑部審問。嘉慶皇帝對這些凡事顢頇、最擅敷衍的大員們嚴厲警告：「若不細心研究，致兇手漏網，朕斷不容汝輩無能之督撫，惟執法重懲，絕不輕恕！」

皇帝雷霆怒下，兩江大員不敢怠慢，很快將涉案人員悉數拿獲，押解到部。刑部使出看家本事，連夜熬審，幾天工夫，就問出了案件的大概情形—新官上任的李毓昌竟是被山陽知縣王伸漢聯絡自己的僕人李祥、顧祥、馬連升三個，裡應外合毒害致死的。

王伸漢是陝西渭南人，捐納為官，尤其懂得借勢取利之道，一見天災，就想發財。在與回到淮安城的李毓昌談論山陽賑務時，王伸漢屢次要李毓昌多報災戶：「譬如已經查過的兩個鄉，實際受災九千口，那麼不如報上一萬多口，多出的賑災款，你我可以分潤；再者勘災辛苦，你老兄是新科貴人，何必親自下鄉？剩餘未勘的兩個鄉不如讓我手下的典史去代查，同藩司大人回稟是你查的，也就是了。」李毓昌是正人君子，當然不能認可王伸漢的話。二人爭執兩日，李毓昌負氣而回。他心知王伸漢貪婪成性，必然已經有了以災為機、害民肥己的舉動，遂要求山陽縣書辦交出全縣戶口總冊，準備仔細核對。不但如此，他還寫下了一篇揭報，將王伸漢的所言所行記錄下來，準備向藩司楊頀檢舉。

李毓昌居心甚正、執見甚明，奈何半世讀書，新來乍到，實在缺少城府，也沒有識人防人之心。他準備呈給楊藩司的揭報，一旦遞交上去，王伸漢不但發不得財，連官帽也保不住—欲做這樣斷人前程的大事，必得極慎密才好。然而李毓昌舉動並不背人，擬寫揭報的事，全叫僕人李祥知道了。這李祥是個又貪又狠的小人，因跟著李毓昌沒有油水，早與王伸漢有所來往，受他好處，此時一見又有得錢的機會，便將李毓昌揭報之事告訴王伸漢。王伸漢又驚又怕，惡念頓起，遂與自家僕人包祥商量了一條毒計。

先是，王伸漢與此次由省委派的勘災官員數人都有祕密交易，涉及賑銀兩萬三千多兩，已經可以算作數額特別巨大，一旦被李毓昌告發出去，後果不堪設想。於是，王伸漢讓家僕包祥於十一月初五日到城裡藥鋪買了砒霜，並聯絡李毓昌家僕李祥、顧祥、馬連升三人，謀定於初六日夜間毒死李毓昌。十一月初六日，是當年的冬至大節，王伸漢以此為由請勘災官員們到縣衙門吃酒，散席時已到二更時分。李毓昌帶著酒氣回到住處，隨手要茶解酒，李祥將砒霜放在茶中，待李毓昌毒性發作、腹痛難忍時，又叫進在外守候的包祥、顧祥、馬連升三人，拖臂抱腰，拿布纏住口鼻，一通撕扯之下，用褡包將還沒有斷氣的李毓昌吊在房梁之上，裝作自縊。如此折騰，自然少不了鮮血四濺，不但李毓昌身上，據善緣庵的和尚證實，事後李毓昌臥室多處都有血跡，連床頭燈匣子內的燈紗都被染紅了。事實上，這樣血腥殘忍的殺人現場，顯然破綻百出，只要檢驗官吏稍有良心，是絕不難發現其中疑竇的。

次日一早，李祥假裝不知，進入李毓昌房內，高呼主人上吊了，隨後到山陽縣衙報案，引王伸漢以及同城的淮安府知府王轂一起前來，隨行還有山陽縣衙的仵作。王轂遠遠看了一眼屍身，便到外頭坐下，不聞不問。仵作按照驗屍的程序，先喝報「腦後八字不交」，隨後揭開胸前衣服、脫去一隻襪子看了看。等再驗到口內、口角處有血跡時，王伸漢便命仵作停止工作，用水將血跡洗去。既然本縣老爺發話，仵作不敢不聽，將屍體草草處置，在屍格單上填報自縊完事。驗屍既畢，王轂打道回府，王伸漢問李祥要了李毓昌的貼身鑰匙，翻出李毓昌的帳簿、家信，特別是準備呈給藩司的揭報文稿，通通帶回衙門，付之一炬。

照理說，上司差遣的勘災官員無故橫死，是天大的事，王轂身為知府，近在同城，怎能任由屬下官員如此肆無忌憚、蒙混過關呢？可以想見，其人亦非善類。王轂素性刻薄貪狠，人送外號王老虎。昔年在山東德州任知州時，曾辦過一案，時人記載：

淮安知府王轂，本來是個貪婪的酷吏。之前在德州擔任知州時，有兩個小男孩兒，甲十三歲，乙十二歲，在學堂裡雞姦而戲，被外人看見嘲笑。兩家的父兄羞憤不已，以致於到衙門互相控告，而州官王轂竟然坐實了罪名。按照律例，男子姦淫十二歲以下的男孩或女孩，不論強姦還是和姦，都以強姦論死。姦淫十二歲以上的男女，如果是和姦，就只處以比較輕的杖刑。於是，兩個孩子中，乙被薄責放回，甲則被判處絞監候的重罪關進監獄，而瘐死獄中。幾年以後，乙長大成人，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甲家父兄記起前恨，又到官府控告，說此人當年有雞姦前科，我家的孩子已經按律問罪，此人怎麼能以被汙之身參加科舉考試呢？乙聽說後羞憤難當，竟然自殺而死。甲乙兩個孩子當年正是性知識懵懂的時候，相互嬉戲而已，不能以成年人的標準衡量其行為。兩家父兄被旁人的嘲諷所激，一時之怒，控訴於官，是想平息流言，並不是要讓官府坐實此事，對兩個孩子治罪。如果為官者心存忠厚，就該判定兩個孩子嬉戲打鬧，並無雞姦實情，交父兄各自領會教育，豈不皆大歡喜？而王轂天性刻薄，竟然定幼童以死罪。當時擔任德州糧道的孫星衍目擊此事，甚為不平，後來聽說山陽賑案敗露，王轂被處以死刑。孫星衍就感慨道：哪怕沒有山陽的事，只論德州一案，王轂這樣的酷吏也早該死了！

王轂與王伸漢同為捐納雜佐出身，又同在山東任過職，素來交厚。此次王伸漢殺人滅跡之事，先向王轂告知，並許以重賄。王轂答應替王伸漢擔當，遂在驗屍時佯作不知，事後又幫王伸漢作偽證，瞞住上司。後來嘉慶帝稱其「同惡相濟」，實不冤枉。

為了安撫一眾同謀等人，避免事情敗露，李毓昌死後，王伸漢馬上將李祥、馬連升二人推薦到淮安通判、寶應知縣兩處衙門當差，又給欲回老家的顧祥送上銀錢，請他們四散而去，各謀高就。然而天理昭彰，報應不爽，王、李等人百密一疏，竟沒有將李毓昌帶血的袍褂銷毀，反而放進行李箱中，讓李泰清帶回了老家，最終促成了這件潑天大案的徹底反轉。後人為了烘托大案的神祕性，多將此事附會於鬼神，稱李毓昌枉死後，被上天封為山東棲霞縣的城隍，他托夢於同鄉荊某，讓荊某到自己家去，告訴妻子林氏開棺驗看，開棺後數日，荊某亦卒云云。

事實上，僅與淮安知府王轂達成攻守同盟，不過是王伸漢殺人滅口得以實現的第一個環節。如果王朝地方行政系統的既有監督機制能正常運轉，李毓昌的冤情不出兩江範圍就應該被揭發出來，不必等到花甲叔父進京告御狀再行申雪。可惜，在這件事情上，兩江大員好似公堂木偶，面對漏洞百出的呈報文書，只知應付過關。譬如李毓昌被害僅三四天後，布政使楊頀就因公事路過淮安，也曾就李毓昌自縊一事召李祥等問話，被與王伸漢事先套過口風的李祥當場糊弄過去。自己派下去賑災的官員說死就死了，僅憑僕人巧言幾句，就置之不問，楊頀之昏聵草率可見一斑。此外，按照定例，職官自戕，地方官理應將相關情形詳報本省按察司訪查確否，再報之督撫覆核奏結，程序儼然，只要一人認真，就很難蒙混過關。然而時任江蘇按察使胡克家、江蘇巡撫汪日章、兩江總督鐵保三人，都如同擺設。其中，鐵保上年聽聞此事，本來心存懷疑，準備讓王轂等人將李毓昌僕從帶至省城詢問明白，而一經王轂回稟說李僕數人已經回鄉，便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想，用印完結了。

來自皇帝的焦慮

對於江蘇官場的糟朽敗壞，進而思及其餘各省大約莫不如此，嘉慶皇帝又恨又氣、又憂又愧，不由感慨：李毓昌是新科進士、現任職官，受上司委派而來，這樣的人身死不明，地方官大員們尚且含糊蒙混，不為究辦，換了小民百姓含冤負屈，更有誰能盡心推鞫，為他們昭雪冤屈呢？可見天下之大，草菅人命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啊！「朕知人不明，誤用汝輩，誠朕之咎。不知汝等尚有何顏上事天子，下對萬民！」

更有甚者，嘉慶十四年六月，刑部已經將案情的來龍去脈審問明白、上奏定罪，到了當年七月，鐵保忽然上一奏摺，稱此案撲朔迷離，江蘇方面雖加緊徹查，但毫無端倪。他甚至一面牽引鬼神之說作為案由，一面懷疑是冬至宴席上的飯菜有毒，進而拷訓廚子、查問同席之人。氣得嘉慶皇帝對這位書法大家、八旗名進士破口痛罵：

昏憒糊塗已極！是其於案情關鍵亦全然不知，折內空陳焦急之語，猶欲再為體訪實情，豈不可笑！鐵保從前在司員及侍郎任內曾經屢獲愆尤，棄瑕錄用，自補放兩江總督以後，不能敬慎辦公，一味偏聽人言，固執己見，辦河工則河工日見敝壞，講吏治則吏治日見廢弛。甚至有不肖劣員藐視法紀，逞其貪戾殘忍，全無忌憚，致釀成如此奇案，而彼猶夢夢不知，可謂無用廢物！不但不勝封疆重任，亦何堪忝列朝紳！

對於這幾個將他臉面丟盡的無能廢物，嘉慶帝一改平日較為敦厚寬容的作風，在尚未處理正犯之前，就下旨將兩江總督鐵保革去一切職銜，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江蘇巡撫汪日章革職回籍；按察使胡克家革職，留河工效力；布政使楊頀暫免革職，留河工效力。此外，本次淮安賑災官員共有十人，除李毓昌因為不肯同流合污而慘遭毒害外，以同知林永生為首的六人均與王伸漢串通分肥，「向垂斃之饑民奪其口食」，查明後抄家流放，並聲明「遇赦不赦」，永遠不准放還。只有教諭章家麟一人不但未經得銀，且「核對所開戶口，毫無浮冒」，奉旨升任知縣，以資表彰。

對於正兇，此案的處理更是嚴厲已極，一改傳統法律運作中一命抵一命的慣常做法，以六命抵一命。王伸漢冒賑銀兩萬三千兩，入己銀一萬三千兩，已屬法無可貸，更兼謀毒李毓昌斃命，著立斬，其子收禁，滿十六歲後發往烏魯木齊。王轂知情受賄，得銀兩千兩，絞立決，原籍家產一律抄沒。李祥、顧祥、馬連升以奴殺主，俱淩遲處死。包祥處斬。其中，李祥謀害主人，從中聯絡，實屬惡貫滿盈，著刑部官員將其押解至李毓昌墳前，先刑夾一次，再行處死，死後摘心致祭，以洩憤恨；包祥首先設計，狠毒至極，亦著刑夾一次，再行處斬；顧祥、馬連升二犯先重責四十板，再行處死。

對於李毓昌這樣出淤泥而不染的孤忠之士，嘉慶帝深為哀悼，數次為之泣下，內裡亦頗有以他冤情的申雪，知朝政尚有可為之處，而略覺安慰的隱衷。他給為官不到一年的李毓昌加賞知府銜，並以知府規格賜葬賜祭，親撰〈憫忠詩三十韻〉，命山東巡撫備辦石料，立碑以志，得使循吏清風，永垂不朽。又以武秀才李泰清來京呈控，大白奇冤，賞給武舉功名。再者李毓昌並無子嗣及親兄弟，皇帝特別關心他的立嗣問題，以及遺孀林氏的生計，當得知李氏家族為他過繼族侄李希佐為嗣，林氏奉養有人後，則又下旨賞給李希佐文舉人，准其來年一體會試，使李氏家族能夠繼紹書香，世代為國盡忠。

冒賑與吃賑：賑災官吏怎樣發國難財

應對災荒、撫恤災民，是傳統中國政府的一項主要政務，基於其在政權合法性確立、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保障等諸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清王朝吸取歷代經驗教訓，在救荒問題上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化流程，主要包括報災、勘災、審戶、賑濟、蠲免幾個步驟，即先由遭受災荒的地區上報受災區域、受災程度，由中央或本省派出官員，對報災地區進行實地勘察，核實受災程度、受災人員，為賑災的範圍、力度提供資料支援，最後由中央或本省根據上報情況向該地區調動、發放賑災物資，或是減免當年稅賦。這一套制度看起來嚴謹完備，但執行制度的畢竟是人，是從中央戶部到地方州縣的大小官吏，而捏災冒賑這樣的行為，正是他們在執行國家救濟政策、實行賑災的過程中做出的。到李毓昌生活的嘉慶年間，這種行為已經成為賑災中的普遍做法。天災人禍相伴而生，看不慣忍不得的，彷彿只有李毓昌這樣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齋秀才而已。

捏災冒賑的花樣很多，幾乎每個環節都可能出現問題。比如報災環節多是以無捏有、以輕捏重，希圖多得賑恤。當然，也有少數官員，出於某些原因，會做出匿災不報的舉動。譬如雍正帝統治後期很強調天人感應，何處有大旱大澇，他就責備當地督撫，說他們為官不正，使上天降下災禍。雍正十一年，河南大澇，時任河東總督的田文鏡為了免於這樣的指責，就將重大災情隱匿不報，導致大批災民不但無從獲得政府的幫助，且要照原額納稅，以致衣食無著，群起逃亡。

勘災環節則有多報花戶、私售災票的弊端。根據制度安排，勘災官員要親自下鄉，按照保甲系統的戶籍登記，逐戶核查，發現受災嚴重的百姓，就分為極貧、次貧兩等，發給災票作為憑據，將來可以憑票領取賑糧賑銀。但在實際執行當中，不肖官吏不但不屑於親自下鄉，且經常無限度地多開多報受災戶口，騙取賑災款。李毓昌案中王伸漢行的就是這樣套路。另外同樣是多災多難的淮安府，乾隆十年黃河決口時，阜寧縣勘災官員曾浮開災民三萬兩千多口，比王伸漢的胃口還要大得多。至於私售災票，是指受災地區的鄉間豪紳、官吏親屬為了多得賑款而虛冒戶口，花錢購買大量災票，窮民孤寡反因為無錢行賄而拿不到應得的災票。對於這些勘災中的陋規惡行，清人有許多詩文予以反映，或曰：「青錢入手始書名，大半空名入鬼籍」、「三百錢報一畝災，無錢痛哭仍空回。」

到了賑災環節，更有侵蝕賑銀、盜賣賑糧、以次充好、克扣短少等種種弊端。總之，名為救民，實多害民，國庫發十、災民得一而已。清朝官場上將這樣的做法稱為「吃賑」。到乾隆末年，「吃賑」幾乎已經成了約定俗成的做法，只要不吃得太狠，上司也不過睜一眼閉一眼。很多時候，一地有災，督撫大員往往同時指派許多候補官員前往辦賑，其中一層不可言說的意思，就是給他們提供一個肥差，使其從中得利。如李毓昌案中，只山陽一縣，由省城派出勘災的官員就達十名之多，參與冒賑並與王伸漢分肥的就有六人，而李毓昌自己的僕人也因為得了美差卻不能分肥，起了怨恨主人之心。更有甚者，督撫大員還慫恿、參與甚至親自指揮冒賑吃賑。乾隆末年震驚天下的甘肅冒賑案，就是以陝甘總督勒爾謹坐鎮、甘肅巡撫王亶望為首，由蘭州知府蔣全迪組織實施的，全省上下涉及官員一百多人，涉案金額逾千萬兩白銀，可以算作中國災荒史上的第一大案。

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生產方式的時代，天降災荒，本已嚴重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和生計，而當天既災於前、官複厄於後的情況普遍化、常態化時，人民的苦難、社會的動盪、國家的安危，自然就可以想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