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憲法審查，襲來！｜王鼎棫

裁判憲法審查，襲來！｜王鼎棫

最近司法改革喊得震天價響，相關制度調整，與民眾訴訟權益息息相關，不知各位讀者是否知悉？其中有項提議，就是開放「裁判憲法審查」的訴訟類型，讓人民有機會針對違反憲法的裁判，向大法官提起救濟！亦即，過往人民提起訴訟，若用盡審級救濟（比方就損害賠償訴訟，從地方法院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判決確定），縱認裁判見解有違反憲法的疑慮，考量現行制度最多三級三審，無法無限增生，也只能摸摸鼻子接受訴訟結果。近日，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議題之一，正是議決是否要打開這樣的大門，讓人民可另持違憲裁判向大法官聲請不服，讓後者用憲法高度檢視各類裁判！

本制度原型乃發想於奧地利，在德國發揚光大。德國基本法第93條1項第4-1款規定，聯邦憲法法院得審理，國民因權利受公權力侵害所提之「憲法訴願」（概念與我國略有不同，意涵更廣；即如法律、條約、行政命令、行政處分等標的外，尚及於各式裁判）。該國當年為何引進此一制度？乃反省戰前威瑪憲法時期，法院受納粹影響，導致護法機能不全，人權保障並不徹底；而戰後出於維繫憲法秩序的期許，於是讓憲法法院負起排除公權力違憲侵害的重責大任。

引進裁判憲法審查有必要嗎，想想下面案例

國內不乏反對見解質疑，現行民、刑事法院或行政法院的審級制度，不就是為廢棄違憲裁判而生？現實的狀況是，各級法院若真能平實依據憲法精神，解釋個案所爭執的各種法令，也就不會衍生令當事人辛苦續行釋憲的種種狀況。也就是說，多數時候，一般法院不喜歡引用憲法概念作為判斷，審級制度自未如反對說認知地順利運作，違憲解釋法令的判決，在各個故事中，並未獲得終審法院糾正。

1. 兩岸重婚案─夫妻分離兩岸60年，無法離婚又不准再婚，合理？

故事是這樣的，鄧先生1940年間，在中國福建省與陳小姐結婚。後因國共內戰，鄧先生不得已逃至香港，後前來台灣定居。在當年兩岸風雨飄搖之際，眼見可能再也無法返家，鄧先生便動了二度結婚的念頭。1960年4月，他與吳小姐結婚，並寫了封信給元配表示：「共匪禍國殃民，致使我們遭受妻離子散之苦…鄧、陳兩家原是姻婭至親，大家各有互相幫助之處…在迫不得已情形之下，只得再做結婚打算，這是時代的悲劇」不料新舊家庭相安無事多年，陳小姐一日忽然提起了重婚撤銷訴訟（舊法時代，重婚僅會被要求撤銷，不會直接無效），由於證據確鑿，鄧先生一路敗訴；1987年，在最高法院的民事判決定讞後，鄧先生決意提起釋憲。

在鄧先生的心中有這樣的疑惑：禁止重婚的法條，在本案所維護的，不過是數十年隔海分居、名實不符的紙上婚姻而已，為何最高法院仍要拿這樣的條文判他敗訴呢？

司法院釋字第242號，是如此回應鄧先生的不解：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甚或音訊全無，生死莫卜的情況下，若發生重婚事件，乃有不得已之因素，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若仍對於此種長期共同生活之後婚姻關係，適用民法第九百九十二條之規定予以撤銷，其結果將致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嚴重影響後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屬之家庭生活及人倫關係，反足以妨害社會秩序，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牴觸。也就是說，大法官認為，在考量時代脈動及人權精神下，禁止重婚的規定不應適用於兩岸隔離所生的重婚案件。

2. 記者跟追案─不跟追怎麼追蹤事實，一跟追就被社維法開罰，記者好難當？

時光悠地來到2008年，這次的釋憲聲請人是某日報記者王先生，主跑娛樂演藝新聞。當時他為拍取照片，二度跟追某集團主管及其身為藝人的新婚太太；兩人不堪其擾，曾委託律師二度郵寄存證信函以為勸阻，但王先生仍於同年9月7日整日進行跟追，丈夫一氣便決意報警處理。

經臺北市中山分局調查，即以聲請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為由，裁罰鍰新臺幣1500元。記者王先生感到不服，覺得自已正在履行採訪職務，也立即依同法第55條規定聲明異議。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無理由駁回。

記者王先生認為，法院僅機械性地認定，他的追訪行為侵犯了夫婦二人於假日外出休憩的隱私，並未顧慮其作為媒體，若認有大眾關注的資訊時，縱對方不願接受採訪，仍有追究查證的必要；此禁止規定，對於他的新聞自由及工作權，實為一大傷害，故再向大法官提起釋憲。

大法官罕見地召開憲法法庭之後，即在2011年的釋字689號指出：社會秩序維護法禁止跟追的規定，雖在保護個人免於身心傷害，及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不受侵擾的自由。然顧慮憲法第11條保障新聞採訪自由及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的精神，新聞採訪者若認特定事件屬大眾關切，具公益性及新聞價值，如須以跟追方式採訪，並非社會通念所不能容忍，即具正當理由；於此狀況，即不應透過前述規定予以處罰。

3. 小結

前述案例數量固然不多，不能直接證立違憲判決竄流的結論；可是，在裁判憲法審查尚未開放的情況下，釋憲的標的仍限制在「抽象的法令」，如此就無法排除，在法令健全的前提下，現時仍有許多違憲的裁判見解，因當事人未能成功就法令本身聲請釋憲，而被淹沒於眾多「不受理」的決定中，因此裁判憲法審查仍有存立的必要性。

像是2013年發生的華光社區案，一群因歷史共業而坐落於國有土地生活的人們，在政府未依憲法或兩公約標準，進行安置的情形下，即遭受迫遷。然當政府作為原告向法院起訴後，其法律爭議又僅涉及不當得利或拆屋還地等民法規定；在該等法令本身並無太大違憲疑慮的前提下，儘管審理過程欠缺對「居民安置」甚或「適足居住權」的關心，卻仍然難以符合人民聲請釋憲的要件，無法招喚大法官，將憲法精神落實在具體個案（衍伸閱讀：同作者，華光社區的迫遷安置，難道是種恩賜，而非權利？）。

大法官不適合裁斷個案見解嗎？想想制度初衷

首先，有質疑認為，依憲法相關條文，大法官並無刑事、民事及行政、懲戒案件的審判權，讓大法官審查該等裁判見解可能有違憲疑慮；是若要實施本制度，須修憲為之。然此一見解可能忽略，綜合憲法第77條及第79條，其從頭到尾只說：「大法官有解釋憲法之權」，依此邏輯，難道大法官現行針對法令進行違憲審查的狀態，也有問題？

實則，大法官之所以可以審查法令的合憲性，正因其被賦予解釋憲法的角色。換句話說，大法官的職責，即在掌握憲法意旨，判斷國家各種行為是否合憲，保障人民基本權利免於國家各式權力的恣意侵害，所以前述審查不僅得就立法權及行政權作用為之，更應及於司法權的行使才是。

其次，質疑指出：大法官對特定領域的法令也許並不熟悉，如何使該等法令依循憲法精神，具體適用於個案，可能比不上最高法院長期專精該領域的法官。此外，依司法院組織法第4條規定，大法官並非均由實任法官、實任檢察官所組成，律師、教授及研究法學而富有政治經驗者亦可擔任之，是大法官若能審查個案，將引起民眾對政治力介入之疑慮。

對此質疑，可對比德國憲法訴願的運行。第一，因其能發揮保障基本人權及維護憲法秩序之機能，在創設幾十年後，仍為該國國民心中廣泛支持的公務機關。第二，依該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2條以下規定，聯邦憲法法院設兩庭，各8位，合計16位大法官。其中各庭，少則可能僅有三位大法官來自聯邦最高等級法院，其他大法官也僅需具備德國法官法所定擔任司法官之資格；所以從該國法院運作經驗可知，其是否能善盡裁判憲法審查的職責，與其成員是否皆屬現任法官，並無直接關連。

更何況，回到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大法官解釋案件，尚得請求通知聲請人、關係人及有關機關說明，必要時甚至可以舉行言詞辯論；是透過此等程序協助，應足以減緩大法官對特定法令不夠熟悉之風險。

說了那麼多，政府有沒有義務來作呢？

其實更重要的是，若肯認此制度的正當性，其他消除案源等配套都好談，因此政府必須認知其有建立此等制度的義務。簡言之，依照憲法保障訴訟權的精神，政府必須提供人民完整的救濟制度。

一般認為，憲法第16條保障訴訟權的意義在於，令所有憲法權利，在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的不法侵害時，皆能享有救濟途徑，由司法機關作成終局裁判。

也就是說，當人民的自由權利受到違憲裁判侵害，且現行審級制度不能有效加以排除時，若不提供裁判憲法審查，則憲法保障基本權的規定，將形同具文；尤其，法院救濟管道為國家所獨占，開放與否完全由國家掌控，人民並不得求之於社會。是為提供人民無漏洞的訴訟保障，政府應使救濟途徑多元，以便對抗來自公權力的各種侵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這邊倡議裁判憲法審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