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犯罪學》書摘：你知道加強巡邏並不會減少犯罪率嗎？

奇怪的真實

佩特．梅休（Pat Mayhew）和她長期以來的合作夥伴羅恩．克拉克（Ron Clarke）把人生都投注在犯罪研究上。由於對犯罪方面的貢獻，他們在二○一五年獲頒斯德哥爾摩獎（Stockholm Prize）的犯罪學獎。當時我與佩特．梅休隔著一張桌子對坐，我問她如何與羅恩．克拉克一起發現了德國機車竊案的數量驟減。這問題有一部分就是在問她到底關注些什麼。她說：「我們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最常談論的，就是入室竊盜的案件和車輛的犯罪……因為車輛犯罪案件備受矚目，以至於我們必須隨時關注車輛犯罪的狀況。」

但是，有這項發現也是因為她一直相信統計的力量（更甚基於印象而作的推測）。梅休在英國內政部服務的三十年期間，花費了大部分精力在改善和監測犯罪模式，好讓英國和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能對犯罪行為有更深入的理解。她在一九八一年與麥克．霍夫（Mike Hough，現為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 [Birkbeck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犯罪學教授）一起進行英國犯罪調查，該次調查引進了一個計算英國犯罪趨勢的新方式，不再根據警方所蒐集的數據（警方的數據有很大的程度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報案），而是出自一群數量龐大、經過仔細採樣的英國人口，由這群人回報意見（不對外公開）。在那前後，她也一直在整理犯罪資料，並定期檢討，上述資料除了英國之外，也包括全世界的。比如她便完成了對德國機車竊盜案的資料匯編。

她說：「我們與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局（Bundeskriminalamt）一個叫作埃德溫．庫別（Edwin Kube）的人聯絡上，我們發現德國人（不愧是德國人）手上有非常非常好的犯罪數據。」這對於梅休和其他參與共同研究的人來說至關重要，因為許多國家並沒有區分機車、汽車或是腳踏車的竊盜案數據。而且這個細部資料也顯示出，德國的機車竊盜案減少，跟德國整體犯罪趨勢不合。從一九八○年開始，有六年期間機車竊盜案掉了三分之二，不過汽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還是一樣的，甚至還略為上升，從一九八○年的六萬四千件，增加為一九八三年的八萬兩千件，而在一九八六年又跌回七萬件。

腳踏車竊盜案的數量大致穩定，也是類似的模式。德國人沒有突然變得比較守法，只是有些事就是不一樣了。

梅休說：「這還挺明顯的，不是嗎？」 我想：「或許對妳而言是吧。」

梅休還知道英國的機車竊盜案也在一九七三年突然銳減。荷蘭在一九七五年時也有類似情形。不過當我在戰略單位小組初次得知這個研究結果的時候，並無法對此現象有明確的解釋，而且它也大大挑戰了我對於犯罪的成因和解決方式的某些偏見。

改變是起於歐洲國家意識到了道路交通的危險性。交通意外死亡率過高，主要歸因於車禍，同時人們也愈來愈同意要有預防措施，一方面保護自己的安全，一方面也要調控節節上升的意外相關醫療支出。英國在一九七三年規定騎乘機車必須要戴安全帽；接著在翌年，倫敦的機車竊盜案就減少了四分之一。荷蘭也在一九七五年規定騎乘機車要戴安全帽；於是說自己曾經在過去一年碰到機車竊盜案 的人，突然從百分之十掉到約百分之六。德國的情況還更戲劇性。德國在不同階段引進了不同的法律，造成竊盜案減少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七月開始強制規定所有騎乘機車的人都要戴安全帽，幾乎就在同時，竊盜案的數量就慢慢在減少，在一九八○年則是急遽減少，因為政府規定（這項規定從該年開始實施）如果騎機車沒有戴安全帽，被抓到的話會當場罰款。

在這些統計數據的背後，代表的是數千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道德選擇，儘管改變的原意並不是為了影響犯罪之類的。以前會偷機車的人現在不偷了，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沒有安全帽，他們被抓的機率將會大幅提高。有趣的是，根據比較仔細的德國資料顯示，這些人也沒有因此就決定去偷其他類型的車輛，藉以維持他們的興奮感，或是賺點外快。

為什麼我認為這個案例如此重要而它又如何引發了我的想像呢？它看起來與「英雄與壞人」觀點完全不符合，而這些現實生活中的罪犯到底又有多大的行惡決心呢？其實不需要多大的動員，就可以讓你在物色一輛無人看管的機車時，記得帶上一頂安全帽，不過看起來很多想要偷車的人都做不到。從這個案例中我們得以問：我們需要竭盡全力將違法者定罪、施以處罰，才能夠減少犯罪嗎？機車竊賊所受到的處罰並沒有改變，犯罪率下降並不是因為他們現在要被關的時間比較久了。真的需要全能英雄和十惡不赦的壞人對抗嗎？警察在犯罪事件的減少上的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過有趣的是，他們通常不是透過戲劇性的追緝才達到這個目的，反而是因為日常執行一些「真正的」警務工作中所謂的「苦差事」，如此每天取締交通違規才達到的。

「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又如何呢？有人會假設，若社會條件沒有什麼巨大的改變，犯罪就不可能減少，但這個想法已經被推翻了。這幾年來，德國在福利制度或是財富分配上並沒有重大改變，然而我們卻不能忽略這段期間機車竊盜案減少了三分之二這個事實。即使這些犯罪者「是為了維持生計而被迫犯罪的」，但是他們也沒有增加其他型態的犯罪數，以彌補失去的犯罪所得。

雖然真實的世界複雜無比，但我們還是可以、也確實必須發展出新的思考方式，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行為中最糟糕的面向。所以我會利用本書，希望能夠說服你相信三個重要的事實。

1. 機會具有的力量

首先，光是思考人類的動機，其實不足以理解犯罪。你可能也發現了上述兩種關於犯罪的主要描述，都不脫這種嘗試。「英雄與壞人」觀點就只想要靠著加重刑罰，以威懾制止潛在的可能犯罪者。

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則想要藉著改善大多數弱勢者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例如提供工作或是更多福利就能消除他們違法的動機。如果能夠理解到底是什麼在驅使我們行動，這當然很重要，而且很令人心動。不過在現實世界中的我們，通常就是直接受到身邊環境的影響。二○一一年倫敦發生暴動的時候，我住在倫敦東區一個靠近沙德韋爾（Shadwell）的地方。沙德韋爾是整個城市裡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它安靜的座落在城市邊緣，有許多中層的建築物散立於各處，其中的居民就是這次二○一一年倫敦暴動中的核心年輕族群。但是這裡沒有暴動。並不是所有貧窮、憤怒的年輕人都會發起暴動。幾乎所有受創嚴重的地區都有一些很有吸引力的商業區，這讓我在暴動當晚感到十分惱火，因為沙德韋爾幾乎完全沒有這些。或許是有些沙德韋爾人跑到別的地方去製造了事端，不過大部分沙德韋爾人並沒有額外去做這些，或說他們甚至不曾參與其中。

這就是我所謂機會的力量。我們一定都有一個所謂的臨界點，過了這個臨界點之後，我們就無法阻止自己做出一些不被允許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所面臨的誘惑和挑釁，通常也和我們天生對守法的渴望一樣重要。其實，幾乎所有人都很容易墮落，我們尤其可以從倫敦暴動中看到很多這類的例子，在當時，一般正常守法的公民也跟著幫派分子一起搶劫，還有更令人煩惱的，是在歷史中某些醜陋的時刻，甚至還可能所有人聯手大屠殺。不過，比較正面的來看，即使是最反社會性格的人，也可能因為他們碰到的環境而完全被壓抑下去。單獨一人住在沙漠裡的殺人魔，不可能會犯下連續殺人案，就像是沒有車的鄉下盜賊，犯案次數一定比同樣住在城市裡的盜賊少。如果犯案的機會看起來很不顯著、或是很不吸引人，這極可能影響重大，上文的機車安全帽便是如此。

考慮機會的力量同時透露出另一種可能性，那也是我們很少考慮的。我們知道貧窮不一定會增加人們偷竊的動機（並因此導致犯罪），反而可能會因為值得偷的高價物品比較少，造成比較低的犯罪率。所以我們也可以試著想想看：如果把兒童留在學校裡會減少他們觸法的機會，或許不只是因為他們受了教育之後有比較好的工作前景，也可能是因為他們不受監督的時間減少了，比較難惹出麻煩。

我認為二十和二十一世紀所發生的犯罪率變化，最合理的解釋包括特定的經濟、社會和科技的變遷，這些都足以徹底改變我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會碰到的犯罪機會。我其實認為婦女解放一事，對搶劫的發生率不減反增；科技變遷是行凶搶劫增加的背後原因；而電動遊戲並沒有讓兒童沉迷於暴力，說不定還減少了青少年暴力。我也必須指出我們（為了保護人身和財產）的個人行徑，對於犯罪率的 影響力之巨大，並不亞於任何政府政策。

2. 理性的限制

第二點我想要說的是，在談到犯罪的時候，我們不應該過分高估邏輯的支配力。我們對於犯罪的兩種主要態度，背後都有一個共通的假設：人們會計算有多少誘因，並且會很快反應。「英雄與壞人」觀點認為只要我們讓犯罪無利可圖，就沒有人會犯罪了。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則主張只要我們讓多數人擁有穩定、有足夠吸引力的工作，就沒有什麼人會想要、或是需要犯罪了。兩者都借用了經濟學那看起來很吸引人的理性邏輯。

蓋瑞．貝克（Gary Becker）教授在一九九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獎理由是他「將微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拓展到非市場經濟領域的人類行為之中」。貝克領獎時，談到了他開始研究犯罪行為的決定性時刻：「我在一九六○年代開始思考犯罪的問題，開端是我有一次開車去哥倫比亞大學，為一名作經濟理論的學生口試。當時我遲到了，所以我必須很快的決定是要把車停進停車場，還是冒 著被開罰單的危險，違規的把車停在路邊。我衡量了一下被開罰單的機率、罰金的金額，以及把車停進停車場的支出。最後，我覺得值得冒點險，於是就把車停在路邊了。（我沒有被開罰單。）因此我發現這真的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所以我開始比較有計畫性的投入這個領域。」

貝克最後達成的結論，在一九六八年首次出版，他認為犯罪者在本質上很像他。或者說——他在稍後又指出：「經濟學的方法認為人的行為都是出自理性，利益和成本決定了他們的行為，他們會衡量所有倫理和心靈等各個方面，再決定要採取什麼行動」。

貝克發表的論文和他的其他許多描述中都有一個潛在的假設，認為犯罪其實就是其他形式的工作的替代選項。貝克認為許多人之所以「成為犯罪者，是因為考量到犯罪（和合法工作相比）能夠獲得的金錢報償——他們也要考慮可能被逮捕和 被判罪，以及刑罰的嚴厲程度」。他切中要點的同時採用了「英雄與壞人」和「受害者與生存者」觀點，因為「可以找到哪一種合法工作，以及法律、命令和刑罰，當然都是犯罪時要作的經濟考量的一部分」。他也同時採用了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方案，雖然相形之下比較強調後者。例如：他認為對初犯的寬大量刑，是在「鼓勵」青少年犯罪。

關於犯罪的成本和利益還有許多可以再商議的部分（尤其是對某些特定類型的犯罪），不過我認為如此關注動機，是過分誇大了我們能夠作出好選擇的能力。經濟學家的經驗法則是人們都會做出「有效的」決定，不過在此我想說的是，大部分犯罪的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它們不管從哪一個面向來看，都稱不上是理性的。 如果我們從倫敦暴動中挑一些個案來看，儘管理性決定之下的搶劫是存在的，不過更多的情況則是不那麼理性的例子。有一個青少年把他自己的照片貼在社交網站上，慶祝他第一次在特易購（Tesco）偷了一大袋印度香米。有無數暴民攻擊警察，也有數不清的人冒著被關的危險，偷了一些經濟價值極低的東西。二十三歲的尼可拉斯．羅賓森（Nicholas Robinson）從一家被洗劫一空的利多超市（Lidl）偷了六瓶礦泉水，這讓他聲名大噪（但是屬於奇怪的名聲）。他後來被判刑六個月，在宣告之前，他的律師告訴坎伯韋爾治安法院（Camberwell Magistrates Court）他「在當場就被抓了」，而且「羞得根本抬不起頭來」。

不只有犯罪（這種具有破壞性或是自我毀滅性的錯誤）才不總是理性的。在很多時候，犯罪才是「合理的」，但是人們卻選擇守法，這時候也可以看到理性的限制。想想有多少次，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違法。是理性讓你決定放棄這些機會嗎？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你根本沒有考慮過違法這個選項，而且，如果你決定做了違法的事，你會覺得這是不道德的行為，還會想自己竟為了利益而做出傷害別 人的事？

忽略了犯罪有不理性的面向——守法也是——讓我們過度把重點放在經濟上的利己主義，而忘了人們會選擇犯罪，其實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周遭的環境決定的，還有到底他們認為什麼是可以接受的行為，而什麼是不能接受的。我們可以先放棄人類是利己而且理性的假設，我們應該做的，是更進一步的釐清各種犯罪中究竟各有多少程度的理性計算。我們將在下文討論到，其實理性的方式可以阻止不理性的行為。我們也將會看到，讓某些族群更有能力抗拒不理性的誘惑，或許是一個有效減少犯罪的方式。

3. 小事情的妙用

第三點，我希望大家注意到小事情的重要性。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是對的。首先，一點小變化就可能有很大的效果。我們已經討論過如何改變一件事的結果，因為像是在西德，光是一個人如何衡量偷機車這件事，就可能對犯罪造成極大的影響。不過類似可以影響的事情還有很多。細節的影響之所以重大，其中也包括去理解人們在什麼時候最願意改變。舉例來說，我們知道當吸毒者的朋友剛發生藥劑過量的問題時，最容易說服他接受治療；或者囚犯剛出獄的第一週則最危險。

有些犯罪就像是會傳染一樣，以像是幾何級數的速度散播開來，直到開始減少，這似乎跟專研病毒爆發的研究會提出的模式很類似。與幫派有關的暴力犯罪最容易出現這種模式，一個非計畫中的意外事件，就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報復舉動，以牙還牙的行為也會逐漸升級。但是這也表示如果我們可以阻止一件類似的犯罪，就可以預防更多。這甚至可以適用於連續殺人案。雖然人們傾向於（毫無根據 的）認為殺人犯「天生就是殺人犯」，不過連續殺人犯幾乎大部分都是由意外事件造成的。像是亨利．李．盧卡斯（Henry Lee Lucas）、傑佛瑞．丹墨（Jeffrey Dahmer）和愛德蒙．肯培（Edmund Kemper）這些連續殺人犯第一次犯下謀殺時，都是因為承受了（各種不同的）極大壓力，然而接著，殺人或是逃過偵查的快感，讓他們在心理上感受到興奮，於是想要尋求下一次，接著就造成了悲劇性的結果。

李察．庫可林斯基（Richard Kuklinski）是一位美國職業殺手和連續殺人犯，被宣判了五起謀殺罪，但是他宣稱自己殺的人不下一百人，他用一種緩慢而平穩的語調，描述了他第一次殺人，聲音裡幾乎不帶任何情感。「我在酒吧裡和人起了爭執，然後就打起來了……我隨手抄起一根撞球桿打他。大概打太多下了。他就死了……不過，連我自己都有點驚訝的是，我先是感到很難過，但是接著過了 一會兒，我開始有了其他別的感覺。我不再感到難過了。我是有難過，（但是）多少也有點滿心想著我殺了人……」小事情所誘發的行為，足以影響我們行事的可能性，並且讓我們重新形成自己的個性，在未來增加、或是減少我們犯罪的機會。

另一個說小事情有妙用的理由，是因為大變化可能會造成出乎意料與變化無常的結果。如果要解決的問題極為明確，但是我們的解決方案卻很粗略、只有大方向，那麼我們就必須極度小心。大膽的政策通常起不了什麼作用，這種例子不計其數，如：美國在一九六九年試著檢查所有通過墨西哥邊界的車子（不過這對於毒品交易沒有什麼影響，只是耽擱了合法的貿易活動）；強制判決（Mandatory Sentencing）政策（這讓監獄中塞滿了低犯罪風險的囚犯）；以及大型的都市再生計畫（這類計畫一直以為金碧輝煌的建築物就比較安全，但其實並不見得）。 重要的永遠是小事情，大型改革很少會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但是我們將會發現：其實大部分政府都很不理解、不知道怎麼處理這樣的世界。在過去的七年間，我在英國政府研究所工作，主持一些研究計畫，考察政府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我理解到在最佳的情況下，政府其實可以做得很好。不過我的研究成果也告訴我，如果我們是真心想要解決犯罪和其他複雜的社會問題，現在的政策制定和公共部門的管理方式都需要做一些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