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跟騷法，悲劇是不是就能避免？| 白目觀點

如果有跟騷法，悲劇是不是就能避免？| 白目觀點

最近屏東發生假車禍、真擄人的命案，兇嫌犯案前還曾騷擾死者，引發討論。

2021年4月8日晚間，屏東警方接獲民眾報案發生車禍，但抵達現場之後，卻發現相關車禍的當事人都不在現場。警方詢問了目擊者與附近居民，才知道肇事者已將受傷的被害人載離現場，但是當進一步到各醫院探詢就醫情況的時候，卻遍尋不到傷者。

經過一連串的調查，還有調取許多監視錄影器之後，終於在加害者家中附近的空屋找到可疑拖痕，藉此發現被害者。

如果故事停在這邊，許多人應該只會認為這是一個單純的凶殺案，腦海中大概就浮現：車禍過程中，因為糾紛，進而殺害對方的故事情節，但在悲劇之後，警察發現加害者跟被害者之間竟然毫不陌生，過往加害者就曾騷擾過被害者，而且被害者也有報警紀錄。

這不禁使人想起近年在台灣發生過的其他類似案例，包括發生在台大──被稱作「台大宅王」的情殺案件，以及前幾年發生在世新大學的持刀傷人案、還有另一個發生在高雄，因為女兒被騷擾，由父親憤而持刀殺死騷擾者的故事。

這些故事看似毫不相關的獨立個案．但事實上卻是暗地緊緊相連，因為在每個案件裡，那些被害者都曾經被跟騷，也甚至都對外尋求過協助，這些一個個看似可以避免的悲劇，到頭來卻反覆發生在你我身邊。

刑法緩不濟急，家暴法制無用武之地

如果重回這些悲劇再思考，法律是不是毫無用武之地呢？

這次，我們必須遺憾地說，許多現行法在這個故事裡，確實是無用武之地。

以《刑法》或是《性騷擾防治法》來說，即便加害人在先前有若干涉及恐嚇罪或是強制罪的行為，甚或是有性騷擾的行為，這些種種的不法行為，都必須等到跑完「提告、偵查、判決、判刑」等程序之後，才會產生刑罰，才能產生預防與制止被告犯罪的效果。

緩不濟急是這些法律共同的問題。

而也許有人在這個時候會想起家庭暴力防治法，但遺憾的是，在屏東這個案例裡，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並非家庭成員，也未曾有過親密關係，所以並不能適用家庭暴力防治法。

因此，反覆檢閱現行法，可以發現這個案例裡，可以快速發揮作用的終歸僅有《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的規定，也就是不可以「沒有正當理由地跟追他人」；本條的法律效果是新台幣三千元或申誡，然而這樣的法規範，明顯無法應付每年將近四、五千件的跟騷案件。

跟騷法制如果上路，有哪些挑戰

由於現行法的不足，相關團體及立院也開始著手立法，各草案間雖然有內容上的差異，但基本上的制度設計大抵有類似的內容如下：都是先定義跟蹤及騷擾行為，再讓被跟騷者向警察或司法機構要求警告令及防制令，其中警告令的功能明顯是用來解決現行制度緩不濟急的問題。

客觀上，被害者一旦有被跟騷的情況，隨即可以向警察申請警告令，取得警告令之後，警察機關就要負起開始調查的責任，必要時還須在被害人或相關人等的住居所實施必要的防衛措施。以上警告令的核發單位，是由第一線的警察機關負責，相關警告令的設定還附有時效，若需要進一步的規制，則另外可以使出防制令。

也就是說，除了警告令，還可以讓司法機關進一步核發防制令，讓原本的警告令失效。

用比較容易理解的方式來說，新法的設計是希望仿照類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護令」，達到保護人民的需求。

不過一如所有規範在設置初期，難免會有一些立法上的疑慮，可以統整為幾個方向。

其一是關於跟騷的定義，定義的明確性不僅令人擔心打擊範圍過廣，更在避免第一線員警適用法規時的無所適從，其二是實施上的負擔，法律一旦實施，意味著除了第一線員警負擔的業務勢必增加，一些因應新法所需配套的醫療、諮商與心理輔導，甚至法律協助也都要同時上路，否則急於立法外，行政措施無法配合也只能會是美中不足。

杜絕還是從觀念做起

法律的制定時常以血淚鑄成，鄧如雯案促成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彭婉如命案催生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在這個悲傷的命案發生後，活著的人們是不是可以不愧對她的生命，還有待各位對此法案的關注。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江鎬佑）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晚上更新。

首圖來源：Someone is following you… | …looks like from a spy movie… | Flic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