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科大事件：跨國人口販運為何多在私立大學發生？｜彭銘得

近年，經不少媒體深入調查報導，才發現某些台灣私立大學的國際學生，因為來台就學產生的沉重債務，被迫接受薪水低廉的勞力工作，跨海追夢就化作血汗勞動。

像是檢方於2022年10月，就以「人口販運」等罪名起訴中州科大相關人等，這也是台灣高等教育首次面臨《人口販運防制法》的法律問題（註一）。在過去，台灣涉及人口販運或強迫勞動的案例，多與跨國婚姻與移工政策有關。須知人口販運是聯合國所強調的國際重大刑事犯罪，與恐怖攻擊及毒品販運並列重點打擊對象（註二）。何以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會與人口販運產生交集？為何出事的學校多是私立大學？有什麼跡象可循？

從大學普及化與技職體系升格談起

從 1980 年代開始，諸多國家都走上了大學普及化的政策，以英國為例，甚至還有Post-1992 一詞來敘述 90 年代後「出現」的 50 多間大學。

這一波高等教育的擴張有許多因素，簡單而言，一方面是大眾認為大學教育不該是資產菁英階級的特權，另一方面是政府相信「知識經濟」模型，想透過高教普及來促進產業升級。當然，就算政府有心，要一夕變出那麼多大學也有困難。實務上，許多新設大學都是原有的技職體系學院升格而成；以英國為例，許多 92 後新大學的前身都是類似台灣的技職體系（polytechnics）。

雖然台灣的高等教育脈絡與歐美諸國不同，但 80 年代末期以來，台灣的高教擴張政策也可以放在這個國際潮流下理解（註三）；特別「知識經濟」的論述，迄今依然是金科玉律。

然而從零開始建立一所大學並不簡單，因此相似的策略也在台灣重現：讓技職體系升格科技大學。由於許多技職體系都是私立機構，因此許多新升格的大學自然就是私立大學。換言之，台灣大學的普及化，實際上是讓私立技職體系升格來達成的。在教育改革之前，國立大學學生的比率高於私立大學學生；而在教改之後，私大學生的比例即反超國立大學學生。

但將私立的技職體系升格為科技大學，就能從此達成「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駱明慶的經典論文《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已有精彩分析，階級透過文化資本來自我複製的機制，比想像中更有力，也更難透過單純讓大家念大學來消除。

事實上，教改運動當下的有志之士，也設想到這樣的發展。因此，升格私立大學同時也要求提升私大接受教育部經費的比例作為配套，以國家資源增進私大系統的教學品質。不過，隨著炫目的國際大學排名，撩動台灣人追求國際關注與台灣之光的補償心理，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也隨之淹沒於百大、頂大、拔尖的豪雲裡。

面臨生存危機，私校的起心動念

為了幫少數明星大學衝國際排名，為數眾多的私校本來就難分到國家預算的大餅，只能依靠學生學雜費當主要收入來源（另一方面，教育部以保護學生為由限制「私」校學費上限，又是個值得深思的主題了）。同時，隨著出生率逐年下滑，學生人口也逐漸減少，許多原私立技職體系的學院們陷入營運危機。

儘管有人認為，就讓私校逐步退場，光榮完成他們的歷史性階段任務，也可順勢解決長久以來公、私立大學資源分配不均的尖銳議題，但私校經營者不見得如此配合大局、順應天命。因此，私校經營者也積極從中國、東南亞華語等社群，挖掘任何想透過高等教育階級翻身的有志青年。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下，國際學生比率也是各種教育評鑑與大學排名的正面指標。積極招收「國際學生」，於是成為私校「紓緩財政困難」並「提升評鑑排名」的有效策略。

看見背後的高教價值危機

如同前述，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兩個系統，一直到了90年代之後，因為廣設大學而合流。在那之前，職業教育與高等價值分屬不同的價值與任務。相較於原高教系統的大學，始終存有高深學術與經世濟民的矛盾，技職系統則純粹是應用入世導向。因此科技大學面臨的困境，多少也給原高教系統的學術型大學一點警示。此即，大學存在的正當性是什麼？

建教合作、產學接軌、學用合一、就業力育成等等修辭，不只適用於職業教育，今天也逐漸變為指導研究型大學的鐵則。當矽谷、科學園區成為大學經營的典範，研究型大學被期待成為企業育成中心，帶動地方產業發展，讓學生畢業即就業。這些修辭，既應用於職業教育，也應用於高等教育；既瀰漫於歐美，也廣泛見於台灣。

如果扣除外籍生、詐欺、簽證、債務等因素，我們可以回頭看看台灣，像是建教合作計畫。我雖然沒有在私立大學就讀過，但也有不少就讀私立大學的朋友。朋友們提及建教合作的課程經驗，評鑑不外乎：廉價勞工、無腦流水線操作、打雜小弟/妹等，少有正面評價。

建教合作被描述為學用合一，實務導向，但也一直有剝削廉價學生勞動的批評。近年來，實習生的勞工地位與待遇也成為勞權爭議焦點之一。剝削外國學生固然是國際羞恥，剝削本國學生當然也不可取。甚至可以說，就是部分台灣業主剝削本國學生成習慣，才「不小心」一視同仁地剝削了外籍生，釀出這一系列國際人權醜聞。

而這許多憾事的背後，都與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潮流有關──讓高等教育趨近於市場經營模式，也鼓勵更多學生透過跨國水平移動來達成階級的垂直移動。當然，存活需要考慮麵包，追求國之利益或個人利益，本身不是大問題。大有問題的是商業利益成為高等教育經營的首要指標。

那麼有人會問：學生透過文憑改善自身待遇，學者透過研究榮耀自身，為何大學還該被視為一種公共財（public good）呢？大學之所以承載許多美好神話，是因為過去大學聚集了許多有想法的師生，透過多元思辨引領社會思潮；許多造成社會長遠影響的社會運動，都有大學的影子。因此人們相信，雖然大學師生透過大學資源滿足自身利益，但知識分子與公民意識的影響終究會利益大眾，這就是大學的大眾性，也是大學不可取代的地方。

只是，當短期的產業升級能量與商業利益成為大學的主要目的，高等教育也逐漸遠離它的大眾性。畢竟，大學不是唯一的研發機構，論商業模式與職業養成，大學也不是最有效率的組織，而知識分子與社會對話也不是非要聚集在校園不可。如果大學不再是公共財，則國家為什麼非要維持大學存在不可？這就是中州科大事件，對高等教育釋放出的正當性警訊，也是冰山一角下值得我們看見的危機。

【本文作者】

彭銘得

Goldsmiths 社會學博士。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一：此次外籍學生的爭議案件之所以構成人口販運的要件，是因為涉及詐欺、債務威脅與強迫勞動。校方承諾的獎學金與英文教學沒有實現，而出國與就學衍伸費用也遠遠多於當初所議定，讓學生還不起，接著更以取消學生簽證要脅學生服從，最後僅支付低廉的薪水。以上種種發展，以報導可見的資料來說，大致符合了人口販運與強迫勞動的定義，相關人等被檢方以違反人口販運防治法起訴，有其緣由。

註二：2021 年，美國國務院人口販運防治辦公室（Office to Monitor and Combat Trafficking in Persons）所發布的年度報導（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TIP report），也點名台灣大學的國際招生策略頗有疑慮。在 2022 年最新一期 TIP report 中，又再度強調因為寬鬆的國際學生簽證，讓許多來自經濟後進國家的學生，例如斯里蘭卡與史瓦帝，在台灣陷入強迫勞動的困境。

註三：請參筆者後文，Relocating the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 how hav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experienced Neoliber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