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台灣女力圖鑑？看見殖民職場下的她們｜話鹿讀冊

第二章〈不讓鬚眉的女教員〉

雲林北港的蔡素女（1903年出生）、嘉義朴子的邱鴛鴦（1903年出生）、宜蘭羅東的陳愛珠（1914年出生），她們都是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知識女性，曾當過公學校女教員，是臺灣教育界的女先鋒。

雖然傳統時代就有專門在家中教授詩文的女教員；第一章也提到，基督教長老教會設置的女學校曾培養女傳教士和少數女教員，她們可稱為是臺灣最先取得學歷的女教員。但由殖民政府培養的公學校女教員，則是臺灣最早而正式的女教員。儘管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任教的時間都相當短暫，蔡素女僅兩年、邱鴛鴦4年、陳愛珠是8年。

而令人好奇的是，在受教育女性不多的日本殖民時期，她們如何獲得這份被認為最適合女性的教書職業？蔡素女、邱鴛鴦、陳愛珠先後在1991到1992年接受我訪問，我較容易掌握她們與教學的關係，因此本章以她們三人的口述歷史為起點，再逐一展布。

成為女教員的先決條件，是要受過教育和經過師資的培養，從女子教育史看來，全世界各地女子學校剛起步時，除基督教學校收容貧困家庭的女童外，有能力上學讀書的女童主要來自中上家庭，日本殖民的臺灣也不例外。

不過，日本在臺的殖民教育有種族差異，初等學校分成專供日籍女學童就讀的小學校和容納臺籍女學童的公學校。至於臺籍女學生可就讀的中學－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高女）沒有完全開放給臺籍女學生，而高女附設的師資班又是培養女教員的主要管道，由此可見，臺灣女學生想成為教員簡直緣木求魚。

在這樣的環境下，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是怎麼走過這段教育歷程呢？蔡素女來自書香門第，父親後來改行經商、邱鴛鴦父親也是商人、陳愛珠父親則當過區長和街長，與殖民政府關係較好。雄厚的家世背景讓她們有讀書的機會，但她們都只能就讀公學校，學習內容不如小學校的日籍學童。

此後，她們都繼續升學，進入聲名卓著的三高女，只不過，這是一所以臺籍女學生為主的高女，無論學制或課程內容都不同於專供日籍女學生就讀的高女。在別無選擇下，即使她們必須遠離家鄉，負笈三高女就學，也甘之如飴，更何況，她們有機會成為臺灣的菁英女性，又能榮耀鄉里。

除不公平的殖民教育政策外，家長是否鼓勵繼續唸書，也是影響女教員產生的關鍵因素，其中「重男輕女」觀念是最大的阻力。從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的口述，可以看到她們的父母對女兒教育的不同態度。蔡素女與邱鴛鴦同年出生，雖然邱鴛鴦較晚入學讀書，但兩人一路就學都不成問題，也順利地考上高女，蔡素女更是深獲家人支持。

然而陳愛珠則在忐忑不安中，進到三高女，據她表示，她父親思想較封建，認為女孩子唸太多書會嫁不出去，因此，她的兩個姐姐都只讀到公學校。從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陳愛珠對能否深造頗為茫然，一方面是當時宜蘭還沒有設置女子中學，要唸高女就得到臺北，另一方面是，她擔心父親不同意，但結果卻出乎意料，她回憶：

「我沒有和父親商量，也不敢向他哀求，只是把填好的報名表，悄悄放在他桌上，想不到他居然蓋了章，默許我到臺北唸書。」

高女其實是成為教員的前哨教育，要具備教員的任用資格，還必須通過考試或高女的師資訓練班。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分別就讀三高女的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這三科名稱不同，性質則相同，都是在培養師資，修業年限全為一年。她們三人中，邱鴛鴦矢志當老師，所以欣然就讀講習科；蔡素女和陳愛珠原本都打算到日本留學，卻陰錯陽差地進入師範科和補習科，最後走上教書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師資班是免試升學，而願意就讀的女學生並不踴躍。邱鴛鴦記得和她同期畢業的講習科同學有31人，陳愛珠也指出進補習班的只有20人：

記得有一百五十人和我同時進入第三高女本科就讀，畢業時包括轉學生在內，共有一百四十七人，進補習班的只有二十人。

蔡素女、邱鴛鴦和陳愛珠的口述歷史，揭開我對臺灣女性取得教員職務有初步認識，但仍有許多問題，令我好奇，因此，透過文獻檔案、報刊和其他教員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等史料，對公學校的臺籍女教員做深入研究，首先究明女教員的來源與培養；其次分析女教員的人數、任用資格與薪資待遇；並進一步觀察女教員的分布及職務異動；另外，針對女教員的教學工作，探討她們的教學與訓育活動、研習會參與、教學態度是否合於殖民政府與社會的期望；最後檢視女教員對教育、家庭與社會的影響。

女教員的來源與培養

殖民政府統治臺灣的首要政策，是改造臺灣人的思想與行為，教育成為必要手段。但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對臺灣的社會風俗乃至教育、文化等方面相當陌生，因此1919年以前，總督府採漸進主義，一切教育措施都處於摸索與試驗階段；1919年之後，由於兩次〈臺灣教育令〉的頒布，整個教育體制才有重大的變革，除確立臺灣人的教育制度之外，且以師範教育和普通教育為主。然而，總督府對女子師範教育採行何種政策？是否積極培養臺籍女教員？教學的內容又是甚麼？此處以1919年為界線，分析1919年前後臺籍女教員如何產生。

一、附屬女學校的設置與代用教員的產生

為改造臺灣女性，殖民政府統治臺灣後，對新式女子教育的推動不遺餘力，特別是初等教育，而臺灣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相應配合，鼓吹女性讀書；但當1898年專供臺灣學生就讀的公學校陸續設置後，出現缺乏女教員的問題。

特別是殖民教育是採新式教學，與傳統教育完全不同，導致許多學校對女老師的聘用無所適從，有的學校聘請日籍女教員應急，有的學校認為日籍女教員與學生之間有風俗和語言上的隔閡，堅持聘請臺籍女教員，例如，1900年和1902年臺中葫蘆街公學校和新竹公學校，分別聘請懂得詩書和女紅的大家閨秀，而不是受過新式教育的女性，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新竹公學校聘用當地望族鄭如蘭的孫媳婦，理由是：

「詩禮素諳，節義久著，且於文字一途，亦十分精通，女紅諸事亦十分靈巧，非庸常婦人比，以之為師，當必為諸女生徒所樂從。」

事實上，1897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公立女學校－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的女子分校（以下簡稱附屬女校），是這時期臺籍女教員的主要來源。從附屬女校創校的宗旨，看到該校主要在傳授手藝及普通學科，是兼具初等、中等與家庭教育的綜合女子學校，師資培養其實不是附屬女校的教學目的。但由於附屬女校是最早容納臺籍女學生的學校，又是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先驅學校，該校的課程設計或教學方法，成為其他女學校的範例，畢業生更被各地公學校爭相延攬，因此，附屬女校順理成章是培養女教員的搖籃。

1919年以前，附屬女校一直附屬於國語學校，並曾多次改制和易名。女教員主要來自該校的甲組（1897-1898年）、手藝科（1898-1906年），雖然1906年總督府准許該校停辦初等教育，並以實施本島女子師範教育兼技藝教育為宗旨，計劃設置師範科、師範速成科和技藝科，使該校具有培養師資的實質地位，但師範科和師範速成科均未開辦，僅設置接續手藝科的技藝科（1906-1919年）。令人好奇的是，來自甲組、手藝科、技藝科的非正式師範生，她們的素質如何？來源又如何？

以學生素質來說，附屬女校初設時，為吸引女性入學，對入學者的年齡與知識程度沒有嚴格規定，凡是8到30歲的臺籍女性均可就讀，其中甲組又稱年長組，專收15歲以上女性，其中不少是已婚女性。改制為手藝科和技藝科之後，除降低入學年齡之外，入學資格也跟著改變，原本甲組、手藝科的學生不需要任何資格，技藝科則規定要修畢公學校4年或具同等學力。

而隨著該校本科（相當公學校6年制學生）畢業生升入手藝科就讀、各地公學校畢業生也多到手藝科深造，手藝科學生的入學資格必須是受過6年初等教育的女性。另外，該校受限於班級人數，無法容納不斷增加的報名者，於是1912年實施資格審核；1915年更增列入學試驗，凡是資格符合的人，得再參加筆試，應考科目大致是日語和算術兩科，並以公學校高年級生為優先錄取對象。入學生的素質明顯地不斷提升。

以學生來源來說，受地緣與女子就學風氣尚未開放的影響，早期附屬女校的學生多數來自士林士紳家庭，但人數不多。為廣增學生來源，該校曾於1904年向中、南部地區徵求學生，這一年手藝科出現了14名外地生，分別來自埔里、臺南、桃園、大嵙崁（即今大溪）、暖暖及嘉義等地。此後，每年都有非士林地區的學生入學，她們有不少是經由地方選定保送，或由地方捐資助學。

1907年，學生來源更為廣泛，幾乎普及全島。如此一來，原本畢業生任教地區多限於北部地區，自從有外地來的畢業生之後，女教員的分布由臺灣北部延伸到全島各地。

在各界期待下，附屬女校如何造就這群學生成為老師？該校初創時，甲組或乙組的必修科目包括修身、日語、習字、裁縫、編物、造花和唱歌，但從實際運作觀察，因手藝教學掛帥，甲組只傳授日語、裁縫、編物和造花，而後三科還占了三分之二時數。1898年，甲組改名手藝科，修業年限3年，雖然加增修身、日語、算術、習字、唱歌、讀書等科目，裁縫、編物、刺繡等手藝科目仍是重點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年，公學校的修習科目包括修身、國語、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及體操等，沒有性別區隔，但第二年，「有關公學校女子教育」的規定中，明訂公學校女子課程比照附屬女校；其中手藝科特別強調家政、育兒方式的教導。

手藝科改制技藝科之後，技藝科安排兼有師範教育和技藝教育的折衷課程。從1906年與1909年的兩份課表看來，普通科目明顯增加，除了減低裁縫的教學時數之外，另增列與公學校教學有關的科目，如教育、漢文、家事和手工等科。其中教育一科包括教育大意和教學法，這是師範教育必備課程，顯示這時的課程設計不僅配合公學校教育，且具有師範教育的雛形。但隨著技藝科停辦，具師範性質的課程僅實施13年。

在師資方面，這時期附屬女校規模小，該校歷年教員人數從未超過15人，1908-1911年間，每年僅有1名專任教員，隨著學校編制的擴大與教學的需要，1916年專任的合格教員增為6人。為配合課程的編排，早期多聘用裁縫、造花、編物或刺繡等方面的教員，特別偏重臺灣手藝，因此教員多為臺籍女教員。附屬女校有畢業生之後，開始聘任成績優異的校友，可惜這些女教員都沒有合格教員資歷，僅是代用教員。

除了師資之外，為配合教學，並呈現教學成果，不但利用每一年的畢業典禮，展示學生的手藝成品；1909-1915年間，每年必舉辦一次技藝品展覽會。由於展覽會是開放給各界參觀，對正盛行手工教育的小、公學校深具示範作用，且提高該校的知名度，讓畢業生更受到各地公學校的歡迎。

以訓育活動來說，附屬女校時期，大致是採漸進輔導的訓育方針，早期以鼓勵出席、陶冶心性和精神訓練為主。訓育的方式則是一方面透過課程教導，例如修身科以及家事、裁縫等藝能課程；另一方面，經由典禮儀式、講演或每日朝會進行陶冶。其中手藝科學生的輔導，特別強調養成速成的日本婦女，且注意移風易俗和風紀。

綜觀前述，附屬女校對女子師資的培養是由無意而成有意，為配合各地公學校的師資需求，該校對學生素質、學生來源或教學、訓育等活動不斷力求改進。儘管附屬女校培養的只是代用的手藝教員，但與來自其他管道的女老師相較，出身該校的女教員曾受過新式女子教育和粗淺的師範教育，她們的素質是受肯定的，也因此成為當時公學校的主流教員。不過，畢業人數十分有限，資料顯示，1899-1918年度的畢業生，合計不過358人。再加上，這群畢業生並不是全部從事教職，公學校師資不足的問題，始終不曾解決。

為此，有些地區舉辦講習會培養師資，1917年臺南廳曾舉辦「雇教員講習會」，凡是6年制公學校畢業、操行學業俱佳，且經校長推薦、廳長選定的女性，都可參加講習，講習時間僅8個月，講習結束就可取得公學校雇教員證書。這種速成的師資培養方式，明顯是為了應急，她們程度當然比不上附屬女校出身的女教員。不過，這是漸進主義時期，總督府所設計的另一種培養臺籍女教員的方法。

二、高等女學校附設師資班

1919年之後，隨著教育體制的明確化，臺籍女教員的培養也顯著變化。總督府正式委託教育機關培養女教員，大致有三個來源：一是先後在中等以上女學校附設師範科、講習科和補習科；二是在臺北第一師範學校設置女子演習科；三是在各地師範學校附設教員講習會。此後，公學校臺籍女教員大為增加，但憑心而論，無論出身普通學校或師範學校的女教員，她們的程度固然較前提高，但仍比不上受過正規師範訓練的男教員。

關於附設於中等以上女學校的師資班，在1922年以前，僅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以下簡稱臺北女高普）設有一年制師範科，前面提到的蔡素女就是從師範科畢業。

臺北女高普的前身是附屬女校，對臺灣師範教育來講，該校的師範科算是開臺灣女子師範教育的先驅。1922年以後，臺北女高普改稱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即前述的三高女），該校的師範科則改名為講習科。同一年，為便利中、南部學生入學，彰化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彰化高女）也附設一年制講習科，加入師資培養的行列，此後，公學校臺籍女教員的來源不再只是三高女。

為遵循〈臺灣教育令〉的規定，師範科或講習科學生的程度都比過去要高。師範科必須是3年制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畢業，講習科則是4年制高等女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也就是，這兩科學生具有9到10年的普通教育經歷。在學生的來源上，以三高女為例，大多來自本校畢業生，並以優等生為錄取的先決條件。至於學生的出身地，由於地緣關係，彰化高女的學生主要出身中部地區，而三高女學生的出身地，並沒有因為彰化高女的設置，而失去中、南部的學生來源。

以1923年和1925年為例，除花蓮、臺東、澎湖之外，各地區均有女學生北上就讀三高女。不過，受「日臺共學制」的影響，講習科原本只招收臺籍女學生，後來開始接受日籍女學生。反觀日籍女學生就讀的高女師資班，卻沒有開放給臺籍學生。無庸置疑的是，總督府對女教員的培養，充滿差別待遇與種族歧視。

在教學上，除增加臺灣語之外，其他科目沒有增減，臺灣語的增設，顯然是方便日籍女學生，因為公學校教員不但負責教學，還需要聯絡學生家長，藉此融合臺、日人感情。同時，教育實習（即教學實習）列為教學重點，三高女和彰化高女分別以龍山公學校和彰化女子公學校為實習場所。教育實習的方式和過程相當正式，邱鴛鴦和林彩珠回憶，在龍山公學校實習期間，先將「教生」（教育實習生）分成幾個小組，大體上每2到3人一組，每一組由龍山公學校老師擔任指導，並進行教育實習。

通常由指導老師先做各科示範教學，示範時，同一組「教生」排坐於教室後端觀摩指導老師教學，教學完畢，再進行討論，由指導老師說明示範學科的教學方法和教具使用等。指導老師的示範過程結束後，便安排教生演示，凡「教生」演示的過程一樣得進行檢討與指導。由於示範教學並不是每天或每一堂課都有，因此未有示範教學時，「教生」仍須在教室內旁聽，並得實習教室管理等。這段實習過程均列入學生成績考核之內，並做為日後分發學校的依據。

在訓育上，特別重視教員品德的培養，同時，為加強管理，實施一律住宿制度，以培養樸實勤勉和躬行實踐的習性。此外，為廣增見聞和達成同化目的，三高女曾以師範科第二屆畢業生為示範，舉辦赴日修學旅行活動，後來因為日本盛行社會運動，為恐影響學生思想，之後就不曾舉辦。不過，1924年，邱鴛鴦就讀的講習科，仍選擇日本作為畢業旅遊。

上述的教學與訓育活動是比照正規的師範教育，但坦白言，在僅有一年的修業期間，並不容易達到實際效果，因此所培養的也僅是速成師資。惟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培養方式，可暫時解決部分公學校的師荒問題，因為師範科或講習科畢業生，必須義務服務一年。此外，畢業生可不經檢定手續，就具有正式教員資格，她們的地位明顯的高於手藝科或技藝科出身的女教員。

本文摘自商務印書館《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作者簡介　游鑑明

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訪問研究員。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與性別史研究、口述史學。著作有：《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躍動的女性身體：近代中國女子的運動圖像》、《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等六本專書，也於中國大陸出版《摩登大觀園：當二十世紀中國女性遇到媒體》等三本專書；另發表五十多篇學術論文。曾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國婦女史論集》、《無聲之聲（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 -1950）》，與國外學者合編《重讀中國女性生命故事》等四本專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