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

2022-07-19發佈

2022-11-21更新

韓國人亮眼經濟與民主背後,竟是用勞工鮮血堆砌的成就?|話鹿讀冊

韓國人亮眼經濟與民主背後,竟是用勞工鮮血堆砌的成就?|話鹿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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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左岸文化出版《朝鮮半島現代史: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本文摘自第七章第五部分〈韓國人如何改寫獨裁、民主規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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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左岸文化出版《朝鮮半島現代史:一個追尋驕陽的國度》,本文摘自第七章第五部分〈韓國人如何改寫獨裁、民主規則〉。

 

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金融危機最讓人覺得反諷之處,或許在於韓國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竟發生在韓國選民要把異議人士金大中送進總統府之時。他在前幾任獨裁者統治下吃過的苦頭,和世上任何政治領袖相比毫不遜色。

但這絕非偶然,因為數十載獨裁統治一如高成長經濟,是韓國的一大特點,而金大中體現了對此一獨裁統治英勇不屈的抵抗精神。弔詭的是,這個日益成熟的公民社會,成了華府和國際貨幣基金得以在韓國大展身手的重要機制。為何如此?

因為金大中的當選,使得長年批評「政府─銀行─財閥」狼狽為奸的人掌握了權力,也就是和這位新總統一樣長年受害於此一體制的人擁有了權力。全球經理人擔心金大中當選(他說不定是激進分子或「民粹主義者」),華府則長年支持讓他吃足苦頭的獨裁者,因此,金大中的當選讓人覺得相當諷刺。華府、華爾街的消息靈通人士公開表示,金大中是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方的錯誤領導人:有個美國外交官告訴記者:「我們可能陷入一種處境:就在金融處於非常時期,需要南韓企業忍受痛苦、大幅縮編之際,金大中掌權……幾乎沒有人認為他能利用公權力克服這一危機。」其實,就真正改變韓國體制來說,放眼檯面上的政治領袖,沒有哪個人比金大中更適任;他在漫長的政治生涯裡所主張的改革,與國際貨幣基金的改革類似。

金中大絕非激進派,勞工非其主要票源,原因有二:首先,至一九九八年為止,勞工依法不得參與政治活動;其次,多年來金大中維護中小企業利益遠甚於維護勞工利益(而且在韓國的麥卡錫式政治環境裡,支持勞工當然沒有政治前途)。但他明顯比此前的領導人更支持勞工的要求,勞工喜愛他甚於過去歷任獨裁者。

但由於過去五十年嚴峻的反勞工環境,這對於勞工處境的改善幫助不大。韓國勞總是數十年來唯一合法的工會──因為它是由官方控制、迎合企業主利益的工會,控制手段則是已故的詹姆斯.韋斯特(James West)所謂「將勞工拒於門外的統合主義」,政府、企業集團、銀行沆瀣一氣,把勞工徹底排除在外。

一九七○至一九八七年,外資企業的工會是否得到承認,由政府說了算,政府禁止罷工和未獲認可之工運人士活動──藉此「安撫不安的外國投資者」。另一個大型工會是民主勞總,一九八七年後其成員遽增,但一九九八年初才被認定為合法。如今這兩個工會都有約五十萬會員,但韓國勞總建立在由上而下受到控制的企業工會基礎上,每個企業只准存在一個工會,從而打破了不同產業間的橫向團結。施行數十載的《工會法》禁止「第三方」(凡是非受雇者或非管理者皆屬之)介入職場,禁止工會從事政治活動,從而使工會支持特定政黨之舉為非法。凡是工會都必須得到勞動部認可才合法。

儘管如此,南韓仍是個工運很發達的國家,連白領銀行員都繫上一模一樣的頭巾上街遊行,頭巾上寫著「打倒國際貨幣基金託管!」,嘴裡喊著整齊劃一的口號。一九八○年代在喧囂的校園孤軍奮戰的學生,這時與民主勞總的藍領工人一同奮鬥。

但一九九八年一月,金大中總統一舉改變了勞工在體制裡的地位,預示了影響深遠的政治轉型即將到來:在他的指示下,韓國史上頭一遭,勞工領袖與商界、政府領袖會面,以擬訂公平公正的政策,因應國際貨幣基金危機,這種「高層談判」是勞工至當時為止所取得的最大政治成果。經過艱困談判,金大中讓勞工方面同意大規模資遣,如此一來會使失業率提高到危機前的三倍之多,儘管只是從百分之二增加至百分之六(就西方標準來看不算高的失業率);失業率最終達到百分之八,但二○○一年時已再度降至低於百分之四。工會則得到回報,取得合法存在的權利,以及參政、提名候選人參選的權利。於是,工會左右、制約了改革進程,而非試圖摧毀該進程。

當選後不久接受訪問時,金大中把金融危機歸咎於軍事獨裁政權,說這些政權對人民說謊,只把心力用於發展經濟,在這過程中危害民主,導致「政商勾結」。他說要化解此一危機,就必得改革政商關係、吸引外資、然後增加出口。他的財閥改革方案是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的三項要求的:消除子公司相互擔保貸款的現象、降低負債權益比率、改善透明度。

但政府最初揚言拆解財閥,不久就打消此念頭,轉而計畫打破政府與企業間的關係。金大中不只一次指出,他沒有改變財閥規模或目標的打算,反倒推動一筆「大交易」,財閥在其中交換彼此的子公司,以專注於核心事業:例如三星的汽車廠會轉給現代,現代則把其半導體事業轉給三星作回報。但這場經濟危機的深重,最終代替金大中完成了他想要做的事:由於連體質最優的財閥,壞債都高得嚇人,例如大宇因此破產,創辦人金宇中擔心遭起訴而逃到國外;現代集團在重拾獲利能力,以及遷就強大工會上依舊非常不順;似乎只有三星在相對受傷較輕的情況下走出危機。

其實,這場金融危機讓大財閥沿襲已久、草草打造的信貸結構受到極大壓力,在政府不出手的情況下,就有許多財閥解體。

金大中決定不拆解財閥,這不讓人意外,因為它們攸關韓國發展,而且晚近許多西方跨國企業掀起合併潮,以提升全球競爭力之名追求「巨大化」。但金大中也無法輕易除掉這些企業,因為它們也是封建產業莊園,類似杜邦(Du Pont)公司在美國德拉瓦這個小州裡維持數百年的地位──亦即在各方面滿足其員工所需。典型的「現代」工人開「現代」車,住在靠從「現代」借來的錢買下的「現代」公寓裡,得到「現代」醫院的健康照護,靠來自「現代」的貸款或獎學金讓孩子受教育,在「現代」的食堂用餐。這種極端的統合主義,「現代」多年來派至中東的龐大營建團隊裡,或許最能清楚看到;每個工人會穿著「現代」T恤和帽子、提著「現代」的包包出發,會在「現代」的宿舍裡吃住,會使用「現代」的工具和設備,在沙漠裡建造「現代」的城市。

韓國財閥在韓國打造了由家族操持的大型世襲企業莊園,稱之為資本主義,其作法就和金日成在北韓打造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世襲家族──國家,並稱之為共產主義沒有兩樣。因此,韓國的改革者除了在財閥體制裡施為,除了集中全力打破這些企業、政府、大銀行之間的關係,沒別的路可走。

金大中治下,民主改革進展迅速。金泳三完全未著手改變觸腳遍及韓國全境的國家安全企畫部,唯一的作為就是把它交給自己的盟友掌管。這個機關一九九○年代中期根據《國家保安法》起訴了數百人,包括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半夜被捕的工運人士朴正烈(Park Chŏng-yŏl,音譯)。當時,十名男子衝進他家,把他押至一間沒有暖氣的小房間,接下來二十二天,拷問者在那裡毆打他,往他身上倒冷水,讓他一天只能睡三十分鐘,逼他供認是北韓間諜,但他根本不是北韓間諜。有個政府官員告訴記者,這類舉措有其必要,因為「我們發現整個社會已被北韓意識型態影響」,還說「南韓境內有四萬多名北韓特務」。

後續調查證實,國家安全企畫部在大選前夕,有計畫地將金大中抹黑為親共分子,接任的該部官員也把一九七三年綁架金大中的中央情報部幹員名單交給記者。一九九八年二月,《時事週刊》(Sisa Journal)將國家安全企畫部的整個行政架構首度公諸於世,說該部有七萬多名職員(和許多編制外的幹員、間諜),年預算八千億韓圓左右(約十億美元),出身西南部的高階官員少之又少(七十名最高階官員裡有三人,五十五名局長裡有一人)。

中央情報部控制八個學術機構,包括向外國學術機構提供補助,並發行著名英語刊物的數個機構。金大中的新政府將國家安全企畫部的「國內」部門員額裁掉一半,把其他部門員額裁掉一成,將二十四名最高階官員和許多較低階官員解職,並把該機構的業務重心轉離國內事務,轉向北韓。有個最高階官員說,國家安全企畫部「會重生,以符合國際經濟戰的需要」──貼切點出當時國際經濟的特點。

因此,金大中在任期間使經濟、政治體制,以及下文將提到的與北韓關係,都有了重大改變。南韓的外匯儲備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將近一千億美元,亦即差不多相當於台灣、香港、中國得以在一九九七年使其貨幣免遭擠兌的儲備水平。不到兩年,韓國恢復高成長率(一九九九年超過百分之十一、二○○○年百分之九),儘管二○○一至二○○四年美國經濟反轉向下,使韓國成長率降至百分之五到六。韓國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強固且充滿活力,不再受軍方威脅。於是,流動性危機、國際貨幣基金改革、華府掌控東北亞發展模式的欲望、韓國的民主化這幾個因素匯聚在一塊,起了奇怪且弔詭的作用,使得韓國在政治、經濟上的穩固程度,比一九九七年前的任何時候都要高出許多。

金大中及其過從甚密的盟友推盧武鉉接掌總統之位,震撼政界,因為他不是韓國政治菁英的一分子,沒沒無聞。他出身平凡,靠自學通過律師資格考,一九八○年代替許多異議人士和工運人士辯護,勇氣過人。他與政壇上的任何要角都不同,妻子出身被列入政治黑名單的家族(她父親是南朝鮮勞動黨黨員,死在獄中)。盧武鉉的競選對手李會昌是法官出身,舊執政黨的堅定支持者。似乎人人都認為李會昌會贏,包括二○○二年李會昌訪問華府時予以款待的布希政府。

但十二月選舉揭曉,盧武鉉勝出,然後,二○○四年,他的黨(我們黨)拿下國會過半席次,從而讓他直到二○○八年任期結束都有穩固的政治基礎。金大中和盧武鉉就此實現了政治徹底轉型,使韓國徹底擺脫自一九四八年起一直支配該國之菁英的掌控。

令人遺憾的是,這一民主勝利在華府未得到全面歡迎,因為那似乎是新一波「反美」浪潮的一部分。常被美國司法部說成是韓國代理人的共和黨人理查.艾倫(Richard Allen)寫道,盧武鉉的當選,造成美韓關係上「令人困擾的轉變」。

韓國領導人此時似乎已「踏入中立區」,甚至在當前的核子僵局裡建議華府、平壤雙方都讓步:「此一自私舉動可說是嚴重的背叛」。艾倫說,或許應撤走美軍,「因為傷害可能來自兩方,即北韓以及手段暴烈的南韓抗議者」。還有些美國人不解,當「北韓拿核武威脅」時,韓國人怎能批評美國?五角大廈某官員主張:「那就像教小孩騎腳踏車。我們一直跑在南韓身邊,替它抓穩把手五十年。總有一天得放手。」在漢城的另一個美國軍官談到盧武鉉的當選,說「這裡(亦即美軍基地)的確有股哀悼的氣氛」。這種既任性易怒、又倨傲得令人不快的心態很引人注目,但不知為何,表達這類想法的人似乎未曾注意到,引述他們話語的記者有時亦然。

媒體以「反美」一詞描述漢城民心的不滿,不符事實而且不恰當。較貼近事實的說法,應是這全都是因為布希政府提出的政策火上加油造成的;其實應該說「反布希」,而非「反美」,因此韓國的反應和其他許多國家並無二致。

二○○一年八月、二○○二年十二月我在漢城觀察示威遊行時,打定主意一旦有人問我來自哪裡,即答以來自紐西蘭。但根本沒人問我這檔事。二○○二年下半年,盧武鉉當選前的一段期間,漢城每到週六夜就會舉行人數眾多、氣氛莊嚴、令人贊嘆的燭光守夜活動,許多美國人和西方人參與了這些活動。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我看到數萬年輕人、帶著年幼小孩的一家人、彩繪身體、掛著標語牌的抗議者,以及手持燭火、小心不讓其被風吹滅的少許中老年人,在被風吹得鼓起的白色橫幅下緩緩前進,橫幅上的標語要求美國支持南北和解,改革「駐韓美軍地位協定」,把軍事基地搬出漢城。那是嚴肅但又令人愉快、令人感動且莊嚴、井然有序的示威(得益於示威者和維持秩序人員的努力)。這些示威的非暴力基調,大不同於一九八○年代中期(暴力)反對美國政策最激烈時所見。

結論

經由數十年無數人的犧牲,如今南韓的政治不再讓其民主友人反感,且最終產生了讓所有韓國人都能引以為傲的民主。但為此付出了哪些必要和非必要的代價?美國人一般來講支持那些與他們有同樣理想的威權統治受害者,但對同樣受害於威權統治、理念不同者,則默不吭聲,因此,以金善明的遭遇結束本章,或許有助於我們解開上述疑問。一九九五年八月,他如南柯一夢步出牢房,由於在牢裡蹲了太久,靠另一個長期政治犯,比他早出獄的金錫亨教導,他才學會如何打電話,如何開電視;其他人語氣和緩地告訴他,他九十三歲的老母認為他二十年前就死了。金善明是誰?

一九五○年十月,整個朝鮮半島烽火連天時,美國情報官員抓到支持北方的南方人金善明,把他交給韓國當局。他們指控他從事間諜活動,他否認;但他不願放棄其對平壤的政治效忠。獄吏威脅要把他處決,對他用刑,逼他招供;為了逼他就範,他們還處死他的父親和唯一的姊妹。

他仍不就範,獄吏就把他關進小小的獨居房,一關四十四年。不准他和別人講話,不准會見親人或讀書報,常挨打,靠「吃不飽的獄中伙食」捱了過來,但因他不願「轉向」,不願放棄對北韓的政治支持,還是出不了獄。「獄警會把吃的拿給我看,例如滿是肉的湯,然後只給我湯當晚餐。他們會說,『想要吃的,就乖乖改變你的信念』。」他二十九歲入獄,七十三歲出獄,仍不改其志。

金泳三政府釋放他,大概是因為關了世上服刑最久的政治犯會有損顏面的緣故。與此同時,還有二十四個北韓同路人關在獄中,每個都已服刑至少二十年。讀者應該會想問,這是否僅是兩次大戰之間日本控制思想、要頑抗分子「轉向」之技巧的不幸遺緒,還是南韓在此之前許久就已習得此作法;我們是否能把「民主」的冠冕,送給一個繼續在做這種事的政權?

 

作者簡介 布魯斯.康明思(Bruce Cumings)

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朝鮮半島現代史、二十世紀國際關係史、美國和東亞關係、美國對外關係、東亞的政治經濟等,是研究東亞冷戰與韓國發展的重要研究者。曾多次前往南北韓,親身經歷過韓國的街頭運動,他的著作也在社會運動狂潮裡,以地下形式廣為流傳。

第一部著作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即獲得費正清獎,以及Quincy Wright Book Award(對國際研究有貢獻者)。另著有North Korea: Another Country、Dominion from Sea to Sea、《朝鮮戰爭》(左岸)等書。

一九九九年獲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二〇〇七年獲得金大中獎,亦榮獲福特基金會、麥克阿瑟基金會等獎助。近年,以學者身分參與濟州島的「四・三事件」轉型正義工作,二○一七年榮獲「濟州四•三」年度和平獎。

文章常見於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the New Left Review,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and the Nation。

譯者簡介 黃中憲

政大外交系畢,專職筆譯,譯有《戰後歐洲六十年》、《太平天國之秋》、《帝國暮色》、《意外的國度》、《大分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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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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