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治癒傷痛，但誰來保護醫者？｜徐書磊

醫療與法律和其他專業工作一樣，都是極需投入並要與時俱進的產業，但由於其工作的特性，無論是醫師、律師、檢察官或法官，他們的工作成果，都會非常直接地影響到患者、原告與被告或是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也因為過往從業人數較少，被認為是傳統社會階級較高的「三師」職業之一，工作的好壞都時常會引起媒體與社會大眾的關注。但在新聞報導形塑的印象之外，從業人員本身，在工作上遇到的困境，或是與其他產業一樣遭遇到的不公，相對地時常被薪資高的刻板印象所蓋過，而未能在社會上建構出關於勞動權益、人身安全和責任義務等完整討論。

其中，在近年來主流媒體的報導中，都可以看到醫病衝突的現場，或是醫療糾紛的訴訟案件被廣泛傳播，在疫情出現後，更加嚴格的隔離與治療程序，也讓原本就已經是高壓環境的醫療場域，蔓延著更高度的緊張氣氛，被患者砍殺、醫療過失、法界仇醫等討論也從專業領域內的討論浮現在社會大眾的眼前。

在疫情趨緩的 2021 下半年，司法你主場的第四場次，我們邀請到了醫療與司法工作第一線的講者們，包含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的張詔程醫師、禾馨婦幼診所的麻醉科主治醫師林賀典以及臺灣高等法院法官廖建瑜，來和觀眾們分享身為第一線的工作者，他們所遇到的勞動權益與職場安全問題，以及前述刻板印象的真實現況。

林賀典：「對一般人來說，科學證據好像很棒，可以讓隱藏在角落的罪犯被揪出來。」

從基層醫療人員到現在醫療機構內的主管職務，林賀典麻醉醫師在職業生涯中，一直在第一線從事相關的工作，透過多年的臨床經驗，他希望藉著這次的活動，讓大家了解醫師在醫療暴力和職場過勞等議題背後，除了醫者的權益保護外，更重要的還是在於保障病人受到治療的品質以及人身安全。

在從事許多醫療行為時，如果遇到辱罵或是攻擊時，常常聽到的說法都是因為患者受病痛所苦、精神壓力過大等，希望醫療人員能夠體諒，導致這樣子的狀況發生時，醫師除了在當下保護自己外，後續是否要咎責，往往都不是那們非黑即白的是非題，因此也希望透過本次的講座，與廖法官討論在面臨病患身心狀況不穩定時，醫療人員在主張權益時應該如何進行較為妥適。

此外，在醫護過勞的問題上，林醫師說到麻醉科其實是較早引進與機組人員相同的組員資源管理（ Crew Resource Management ）機制的，因為麻醉科在下決定的時間，與慢性病等其他醫療行為相較之下，都較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因此會希望透過這樣的機制，讓麻醉醫師都能在清醒且狀況最好的狀態下為患者提供服務，因此和當時在擔任外科醫師相比，工時確實較短。

而在住院醫師普遍工時過長與過勞，和主治醫師亦有慢性過勞的問題，林醫師認為，不是單從法律制度限制工時就能解決，因為工時與收入大多時候是成正比的，若單純只有限制而未從體制上的問題來改善，也沒辦法解決醫療量能不足的問題。

廖建瑜：「法院有時候是欠缺管道，能夠直接與醫界溝通，若能夠進行詳盡的說明以及溝通，將能讓醫療現況有所改變。」

有豐富醫療相關案件經驗和醫療領域法律適用相關著作的廖法官，在這次的講座當中，透過醫療各科別涉訟的比例、醫療暴力相關案件適用的法規等客觀的數據與規範，來和大家說明為什麼自費醫材比例較高的科別涉訟比例亦相對較高、什麼樣的行為態樣在論罪科刑時會被納入考量，希望能藉由審判中的真實經驗，能夠破除大家對於法界對醫界不友善的荒誕印象。

廖法官認為，因為醫療是個高度專業的場域，在審判中要怎麼樣讓法官能夠身歷其境，透過證據、證言的輔助，能夠最貼近醫療現況來做出判決，這是在處理醫療訴訟中十分重要的事件，因為若對於醫療現場不受熟悉，單純以客觀的行為來論罪科刑，是很難符合醫界的期待和審判的專業。

此外關於醫療暴力的防護，法官認為如果在醫療現場遇到暴力等緊急事態時，應該讓醫療人員知道有束帶等安全卻又可以暫時阻止實施暴力行為的病患的方式，其他例如恐嚇或是醫療法中特別規定的情況時，法官也認為醫療人員要對於相關的法規更為熟悉，進而更能透過這些條文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與權益。

而醫療人員過勞的狀況，無論是要爭取勞基法的保障、成立工會與團體協約等方式，都是可以進一步讓醫療人員組織起來，爭取勞動權益的好方式。雖然傳統印象都認為醫師的權限很大，但是隨著醫療體系的細緻化與多元分工，在整個醫療機構當中，個別醫師在權益保障或是整體制度改變的時候，其實力量是較小的，因此廖法官也一再和醫師工會進行溝通與合作，並鼓勵醫療人員可以團結起來，去進一步的改善勞動環境，進而也可以提升醫療服務的品質。

張詔程：「醫護人員會期待法律是不是能夠提供更完善的保護。，讓醫療人員能更安心的行醫，進而也提供給病患更好的服務品質。」

曾擔任臺北市醫師職業工會理事的張詔程醫師，過去與工會也透過多樣的講座、宣導與活動，來推進醫護人員的勞動權益，在本次講座中，也透過個人的工作經驗以及工會協助過的案件，讓大家更了解醫護人員過勞的問題，以及在行醫時，醫護人員可能面臨到的人身安全威脅。

在精神科服務的張醫師提到，過去幾起醫護人員被患者或家屬攻擊的事件，無論對醫護人員人身造成的傷害的嚴重程度為何，在重返工作崗位時，這些醫護人員或多或少會產生在相同醫療場域，未來會不會又遇到相同事件的恐懼，但如同林醫師所說，醫護人員大多也都能體諒患者與家屬的心情，因此如何咎責雖然是保護自己的手段，但其實背後真正的訴求，是要怎麼樣讓這樣的事件不再發生。

最後張醫師認為，無論是勞動環境或是醫療訴訟，案件量的多寡，其實都不是醫界最在乎的，但是醫界時常卻會因為訴訟的判決，會改變整個醫界的醫療方式，但這樣的轉變，不是基於醫療上病患的最佳利益，而是所謂的防務性醫療考量，這樣的趨勢其實會對病患權益造成傷害，但在實證研究上卻無法從數據直觀地看出，因此，希望能夠在更進一步促進基層醫護人員、主治醫師、法律專業人員和社會大眾，甚至是政府的溝通，才能再進一步維護對司法的信賴、促進醫護人員的權益保障，以及讓病患都能持續安心地接受醫療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