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涵茵｜從《無罪的罪人》看無罪推定：在證據之前，請不要把同情誤以為是正義

蔡涵茵｜從《無罪的罪人》看無罪推定：在證據之前，請不要把同情誤以為是正義

「無罪推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刑事審判裡，我們希望檢警應該要有法律上要求之具有相應程度的「證據證明力」才可以定罪；換句話說，如果蒐集到的證據都沒有辦法證明一個人有罪，我們就應該傾向認為他是無罪的。

相較於其他種類的犯罪而言，性侵害的案件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性的隱密性」。我們很難有目擊證人可以證明整件事，再加上涉及性的案件的受害者為了避免二度受到傷害、出於徬徨或羞恥感，或其他理由，往往沒有在當下就前往醫院等驗傷，更使得性侵案件證據是如此地難以提出。此外，關於強制性交罪的要件強調「是否違反對方的意願」——這個要件雖然重要，但是卻很難證明，最主要就是因為很少有人在性交時，會公開、公然的展現在第三人面前，或留下白紙黑字證明整個過程。

2010年，因為最高法院對於性侵女童案件之判決不符合社會期待，而引發「白玫瑰運動」；恐龍法官也是在此時誕生的產物。這場運動帶來的唯一正面效益，大概就是對性侵受害者（特別是孩童）的正視，正視他們的有口難言，正視他們不願面對的反覆傷害。不可避免的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我們對於性侵案件中被指控的一方，幾乎可以說是「有罪推定」；除非被告所提出來的證據是非常明確到如「刻在額頭上」，否則很難從這樣的泥沼中脫身。

《無罪的罪人：迷霧中的校園女童性侵案》這本書裡有這麼一段話非常貼切：「受害者不免講錯或記錯，那麼恐怖的事情發生了，怎麼可能記下所有的細節？例如巧巧但被告卻不同，他們必須記住所有細節否則就是撒謊，例如許倍銘。」在證據不夠充足、尤其又是性侵的案件裡，宣判有罪的法官，背後推著他的往往是一個社會上不斷發酵的輿論，這是白玫瑰運動後憤怒的民意與司法衝突的常態。

我們能夠理解要法官背離輿論的壓力是困難的，但是這恰恰就是我們賦予司法獨立的價值——民主的公民社會，當然還是希望法官能依法審判，而不是依據輿論。如同我們對於消防員的尊敬，來自於他們逆群眾而行的奔赴火場，社會要求他們不能畏懼火的勇氣，也同樣要求法官背負不畏民意怒吼、公平審判的使命，司法給予審判程序中的被告跟受害者的保護應該要是一樣多的，這是刑事訴訟法存在的意義，也是程序正義的實踐。

在讀完這本書後，我仍舊沒有辦法斷言地說許倍銘一定沒有性侵，我只能說因為證據非常薄弱，所以我沒有辦法認定他的罪行。法官在做決斷時是困難的，社會上把我們對於性侵受害者的同情、憤怒全部加諸在被指控的那方；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從社工的訪談、檢察官的起訴、法官的審判，似乎很難逃出社會輿論的壓力或者是自己素樸的正義感。彷彿只要作出有利於被指控者的判斷，司法就會是不公的，法官就會是沒良心的恐龍。

法律不能脫離社會，法律也不能失去溫度，可是我們仍然要記得，當我們在使用法律的時候，永遠都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法律的溫度，應該展現在正確的事實基礎上。我們永遠都不要忘記，當我們以我們自以為是的同情心有意無意地去偏向一方的指控，而忽略證據證詞不足的事實時，非但沒有讓原本的悲劇結束，而是讓司法親手去揭開下一場悲劇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