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翔甯｜太陽花學運國賠案：雖然我有錯，但你也用不著這樣對我吧？

許翔甯｜太陽花學運國賠案：雖然我有錯，但你也用不著這樣對我吧？

11月12日中華民國退休警察總會長耿繼文號召退警上街，揚言效法太陽花運動攻佔行政院，以突顯台北地方法院對太陽花國家賠償案（下稱「 太陽花國賠案 」）判決中的的矛盾，同時也公開呼籲執勤的「學弟妹」，將來值勤時要記得怠惰與退避，因為如果積極執法，將會面臨與太陽花 國賠 案一樣被求償的情況 。11月27日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對媒體說明：「因為這10人，沒有直接證據，這些人的受傷是因為警察施暴造成的，那就沒有道理不上訴 。」

這個案子（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重國字第6號）從判決出爐當天，就引發媒體與政論節目關注。也有法官投書批評這則判決是「討了政治聰明，荒謬了法學論證 」不過當時多數的媒體與投書，大都基於台北地院的新聞稿所寫，並未能一窺該判決的全貌。如今判決全文已經公布，下載之後長達94頁，本文無意針對太陽花學運本身功過以及本件29名原告的個案逐一評價，但想要透過翻譯本件判決中最關鍵的三段文字 [1]，一窺法官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和大家一起思考國賠制度的意義所在。

國賠案件誰來蒐集證據？要有什麼證據？

在進入判決翻譯之前，我們必須先從一個技術問題開始，柯文哲市長對媒體說，決定上訴的理由是「沒有直接證據」，這句話同時也點出了這份判決的關鍵，就在「證據」這兩個字。

動畫名偵探柯南的日常，就是在他迷昏了小五郎叔叔後，當眾點出兇手，兇手一開始都會質問「證據呢！有什麼證據？」現實生活也是這樣，因為現實生活裡的法官，不可能有上帝視角，因此要判斷任何的案件，都必須仰賴證據幫忙還原事實，而在這個案件裡面，當然就是要證明「這些人的傷是警察暴力所造成的。」

既然知道證據很重要，我們要問的下一個問題就是誰要負責蒐集證據？這在法律上，就叫做「舉證責任」。

我們可以想像，在法庭上可以有三群人：「原告、被告、法官」，那究竟應該由誰負責蒐集證據呢？但法官會幫忙蒐集證據嗎？

按照國家賠償法規定，國賠案件是由民事法院審理。而本件判決當中，法官相當用心地指出，今天如果是在行政法院，法官就會幫忙蒐集證據，但因為今天是在民事法院，我沒有辦法，這樣對原告可能會很不公平 [2]。

既然法官在這個案件裡面，沒辦法幫忙蒐集證據，那我們就只好在原告（陳抗群眾）與被告（警方）選擇一方負責蒐集證據提交給法庭了。通常來說，都是主張權利存在的人要負擔舉證責任。

舉例來說，如果今天我去法院主張我跟朋友爭吵被他痛毆一拳，應該由我負擔舉證責任。試想今天有個人跑去法院告你，你就要證明你「沒有打他」，不也挺莫名其妙的嗎？而且討論由誰舉證之所以重要，那是因為需要舉證的一方，如果舉證失敗，就會吞下敗訴的結果。

但這樣的規定也不是沒有例外，尤其某些原被告雙方地位非常不對等的時候，可能會有所調整。以商品糾紛為例，假設我買了一支手機，回家在充電時爆炸了，我因此受傷，由不具有專業的消費者，證明手機製造有瑕疵似乎太困難；相較下，要求手機廠商提出製作流程證明自己在製造過程沒有過失，似乎比較簡單，專業上也比較可能，這樣的情形叫作「舉證責任轉換」。

在本件太陽花 國賠 案，法官也點出了這樣的地位不對等。並且舉了一則最高法院的前例，該那個前例中，法院認為在國賠案件裡面，要人民負責蒐集證據證明有損害，真的太困難了，為了實現公平正義，所以應該由被告機關多負點舉證責任才是。

但是面對上面這種情況，法院可以選擇的方式，不一定只有轉換舉證責任，還可以選擇一種比較比較折衷的手段：降低證明度。

什麼是證明度？以本案為例，究竟要原告提出被打的影片？或者只要有驗傷單跟證人就可以？這就是證明度的問題了。而本件正是採取了降低證明度的方式，透過證人、驗傷單來認定事實，因此本案雖如柯文哲市長所說的：「沒有直接證據」（應該是指沒有影片的意思），但法院仍然肯定國賠責任的成立。

法院指出：國賠訴訟本質上是民告官的訴訟；過去最高法院雖要求在國賠事件，要求被告機關舉證；但在本案情形，要求被告機關舉證也太沉重，降低原告證明度即可。因此雖然沒有影片，但有證人指認也可以成立國家賠償。

至此，本件判決最關鍵的三段內容，都翻譯完了，法官在本件中就是循著以上這三段論述，一步步判定本案原告勝訴。

國賠的意義是「國家也會犯錯，而且會道歉」

我們常說「打破要賠」，而「賠償」這個觀念代表的是「做錯事情」之後，透過金錢給予彌補的意思。

本件判決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表示：「佔領行政院是非法集會，警察有權驅離，但驅離的時候應該符合比例原則。」也就是說，法院從來就沒有覺得警察不應該驅離，也肯定了驅離的正當性，只是質疑驅離的「方式」可能違法。

我們可以「假設」一個荒謬的情境。我今天因為騎機車等紅燈的時候滑手機，突然間出現三個警察，不由分說地把我壓制在地上，如果是我，一定會想：「雖然我有錯，但你也用不著這樣對我吧？」警察當然應該取締等紅燈滑手機的我，但是不是只有直接壓制我這個手段呢？為什麼法院或者法學院都繪著天秤，正是因為法律有許多這種需要左右衡量的事情，而不是「你有錯在先，我對你做什麼都可以。」

「國家賠償法」這幾個字，從名稱上其實蘊含了「國家會犯錯，而且它犯錯之後，會道歉、會賠償」的意義。而這也是現代國家所應該有的態度——人民並非芻狗，而是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據報導，台北市警察局決定針對本案判決進行上訴，因此這樣的看法會不會被上級法院維持，尚在未定之天。然而，對比地球上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國家暴力，此時再回頭看看這則判決所企圖闡釋的國賠法精神，或許才是我們國家難能可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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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三段文字在原判決「貳、五、（五）」以下。

[2] 事實上，在不同的訴訟中會有不同的情況，在行政訴訟與部分情況的刑事訴訟，法官會參與蒐集證據；反之，民事訴訟則不會。這是因為行政與刑事訴訟，都涉及到「民告官」或「官告民」，這種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情況，法官才有需要參與蒐證，才能夠保障人民不受到不法侵害。而明明國家賠償，就是我被國家傷害了，我要國家賠償我，很像上面那種「民告官」的類型，為什麼是民事訴訟呢？這其實是有歷史原因的，國家賠償訴訟在本質上的確屬於行政訴訟的一種，但由於我國過去的行政訴訟制度不夠完整，當時為了求全，只好先放到民事法院，直到今天行政訴訟制度完整了，也只變成兩個法院都可以審理，並沒有全面的回歸到行政法院裡。就像我們說的，行政法院法官會幫忙蒐集證據，但民事法院法官不會，這可能導致完全不同的判決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