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環境汙染，有比打訴訟更好的法律手段嗎？｜話鹿讀冊

面對環境汙染，有比打訴訟更好的法律手段嗎？｜話鹿讀冊

本書為八旗文化《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本文摘自第十三章〈綠色政治理論〉。

私部門的方法

大部分的人都會自然而然認為，與汙染和其他外部性有關的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介入。法學學者指出，強而有力的財產權有時候可以取代政府行動。這一點與管理良善社會的第一根支柱相關，也就是制定一套法律，定義財產權和合約，讓人的互動方式可以確保交易的可靠，以及爭端可以得到公平而有效率的裁決。

有一種私部門方法是仰賴責任法，而不是直接的政府法規。責任法嚴格要求加害者為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負起責任，藉此把外部性內部化。 以責任規定把生產的非市場成本內部化，原則上是個吸引人的方法，但是實務上卻有其侷限。這些規定通常涉及高訴訟成本，而把原來的外部性墊得更高。此外，許多損害基於以下種種原因，而無法對簿公堂：財產權不完整（如與清潔空氣相關的財產權）；或是造成外部性的公司家數眾多（像是流進河流的化學物質）；又或是某些領域的法律限制（像是集體訴訟的限制規定）。

第二種私部門方法則仰賴有力的財產權，以及各方之間的協商。這個方法是由芝加哥大學的隆納德．寇斯（Ronald Coase）所發展出來的，顯示受影響各方自願性的協商有時候可以形成效率結果，通常稱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比方說，假設我是農民，我使用的肥料順流而下，造成你池塘裡的魚死亡。如果你的養魚事業有足夠的獲利能力，你可能會想要引導我減少肥料的使用。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聯合營運經過重組可以產生淨獲利，那麼我們就有強烈的誘因一起努力，就肥料排放的效率水準達成協議。你可以付錢，讓我停止汙染也能夠保持獲利。此外，即使沒有任何政府的反汙染計劃，這個誘因還是存在。

寇斯定理實用地點出，私人議價在處理非個人外部性所發揮的力量。然而，還是有許多不適用的情況。例如財產權定義不清時（如乾淨的空氣或氣候造成的損害），又如交易成本很高時（涉及多方當事人或是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可能就無法迅速而有效率地達成協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要解決外部性有許多方法，而我們要注意的是方法與問題的適當搭配。然而，在更深的層次，所有方法都涉及政府行動。政府行動可能是規管或課稅，兩者都是集體行動。然而，即使是責任法和財產法的制定，也都是政治行動。

例如，一國可能會界定「汙染權」，然後允許市場買賣這些權利。

此處的關鍵在於，政府要負責管理非個人外溢效應（那些對經濟體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民眾可能會咳嗽並死亡，企業可能會繁榮或失敗，物種可能會消失，湖泊可能會失火。但是，除非政府出手、以適當的機制控制汙染原因，危險的情況都會一直持續。

政治是個人偏好的總和

我們已經強調綠色聯邦制的重要性。在這個制度下，綠色政策衝突的化解，必須歸入不同的機構和決策流程。有些是個人層次，有些則是企業，但最重大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行動。這就是綠色政治上場的時候。

政治是指由政治組織所做的決定，或是人民集體行動所做的決定，而通常指的是政府。像是空氣汙染、氣候變遷、基礎知識的生成、許多實體與智識基礎建設的提供等重大外部性，都必須透過集體行動來應對。諸如提高稅收、頒布法規、對不受歡迎的活動課稅、對想要的活動提供補助、決定財產權歸屬以及制定責任法規等，都是政府為群眾決定的行動。

我們可以把政治看成是總成個人偏好的一種方法（參見圖13-1）。假設現在有一個議題，像是硫化汙染物的處理，或是黃石國家公園的保育。民眾對於議題各有看法—有些人內行，有些人外行。然後，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影響結果。有些公民不在乎，於是不投票（以圖13-1 裡的空心圓表示）。有些人透過政治獻金或大批閱聽群眾，發揮超乎尋常的影響力。

政治理論通常認為，決策是由「中間選民」決定的。因此，持中庸觀點、在兩邊中間的人往往會變成選舉裡的決策者。以圖13-1 為例，這是一個要決定贊成或反對的議題。表中顯示5 號選民是中間選民，因為他位於光譜的中間。在直接投票制下，例如加州舉行的有害物質公投（第65 號提案），或是英國的脫歐公投，這位中間選民是關鍵。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政治決策的位階與公民所在的位階之間有一段距離，意即由公民選出代表，代替他們投票立法。假設選民可以投票給UP 黨或DOWN 黨。圖13-1 中，虛線上方的人是支持UP 黨，而虛線之下的人是DOWN 黨的擁護者。DOWN 黨的得票數較高，因而能控制立法機關。由於結果由DOWN 黨控制，於是中間選民從5 號選民轉移到7 號選民，也就是DOWN黨的中間選民。

另一種情況是，或許金錢影響到立法者，進而影響到選舉。

假設圓圈的大小代表金錢影響力，今取金錢影響力的中位數，那麼中位數現在移到8 號選民，而這位選民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更廣大的人口裡，都不具代表性。

圖13-1 也顯示觀點與政黨的「極化」效應，造成綠色政治裡一個耐人尋味的扭曲。如果選民情緒出現擺盪，UP 黨可能會因為5 號選民從DOWN 黨轉向UP 黨而得到更多支持。這樣一個微小的情緒擺盪，卻能讓立法政治翻盤，因為現在當權黨的中間選民從7 號選民變成3 號選民。

此外，極化理論顯示，除非系統有穩定機制，決策可能會劇烈擺盪，因為選舉會讓一黨取代現在的執政黨。

在美國，體制慣性的許多特徵能防止實際政策的劇烈擺盪。

例如，在聯邦司法機構任職的人享有終身職，而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高現任率代表許多國會議員一當就是好幾十年。

此外，美國的法律結構會產生很高的慣性，因為推翻法律必須由國會通過，這表示一黨必須同時控制參眾兩院和白宮，才能推動重大變革。事實上，即使一黨參眾兩院都是多數黨、總統也為同一個政黨，都還不夠，因為在參議院，大部分法律都要得到60% 的絕對多數同意才能通過。許多其他國家也有穩定機制，防止政策因為公眾意見的微小變化而劇烈變動。

 

作者簡介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描述經濟和氣候間相互作用量化模型的第一人。

於1941年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67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回到耶魯大學任教至今，曾擔任當時總統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研究著重於經濟成長和自然資源，以及氣候變遷經濟學。他197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自此之後就不斷嘗試估算全球暖化的經濟成本。為了更上一層樓，他建構結合經濟與科學的電腦模型，來找出因應氣候變遷的最有效率途徑。他的研究主題還有薪資與價格行為、健康經濟學、政治景氣循環、生產力和「新經濟」。

於2018年與保羅‧羅默（Paul M. Romer）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表示，諾德豪斯與羅默的最大貢獻是，設計出能夠解決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問題的模型，這個根本問題就是全球經濟的永續成長以及人類福祉。評委會指出，他們不僅創造了分析模式、促進經濟成長，也對抗了氣候變遷，他們把總體經濟學擴大到全球規模，以解決世界最大難題，他們藉由建構出能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及知識互動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疇。

譯者簡介　周宜芳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職於金融業、出版業，曾任天下文化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譯或合譯有《雜訊》、《激進市場》、《不當決策》、《開拓者》、《誰說人是理性的》、《設計思考全攻略》、《雪球》等，目前累計近三十多種。賜教信箱：yifang.chou@iclou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