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

2022-08-10發佈

2022-11-21更新

面對環境汙染,有比打訴訟更好的法律手段嗎?|話鹿讀冊

面對環境汙染,有比打訴訟更好的法律手段嗎?|話鹿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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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八旗文化《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本文摘自第十三章〈綠色政治理論〉。 私部門的方法 大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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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環境汙染,有比打訴訟更好的法律手段嗎?|話鹿讀冊

本書為八旗文化《綠色精神: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永續藍圖》,本文摘自第十三章〈綠色政治理論〉。

私部門的方法

大部分的人都會自然而然認為,與汙染和其他外部性有關的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介入。法學學者指出,強而有力的財產權有時候可以取代政府行動。這一點與管理良善社會的第一根支柱相關,也就是制定一套法律,定義財產權和合約,讓人的互動方式可以確保交易的可靠,以及爭端可以得到公平而有效率的裁決。

有一種私部門方法是仰賴責任法,而不是直接的政府法規。責任法嚴格要求加害者為他們所造成的損害負起責任,藉此把外部性內部化。 以責任規定把生產的非市場成本內部化,原則上是個吸引人的方法,但是實務上卻有其侷限。這些規定通常涉及高訴訟成本,而把原來的外部性墊得更高。此外,許多損害基於以下種種原因,而無法對簿公堂:財產權不完整(如與清潔空氣相關的財產權);或是造成外部性的公司家數眾多(像是流進河流的化學物質);又或是某些領域的法律限制(像是集體訴訟的限制規定)。

第二種私部門方法則仰賴有力的財產權,以及各方之間的協商。這個方法是由芝加哥大學的隆納德.寇斯(Ronald Coase)所發展出來的,顯示受影響各方自願性的協商有時候可以形成效率結果,通常稱為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比方說,假設我是農民,我使用的肥料順流而下,造成你池塘裡的魚死亡。如果你的養魚事業有足夠的獲利能力,你可能會想要引導我減少肥料的使用。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的聯合營運經過重組可以產生淨獲利,那麼我們就有強烈的誘因一起努力,就肥料排放的效率水準達成協議。你可以付錢,讓我停止汙染也能夠保持獲利。此外,即使沒有任何政府的反汙染計劃,這個誘因還是存在。

寇斯定理實用地點出,私人議價在處理非個人外部性所發揮的力量。然而,還是有許多不適用的情況。例如財產權定義不清時(如乾淨的空氣或氣候造成的損害),又如交易成本很高時(涉及多方當事人或是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可能就無法迅速而有效率地達成協商。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要解決外部性有許多方法,而我們要注意的是方法與問題的適當搭配。然而,在更深的層次,所有方法都涉及政府行動。政府行動可能是規管或課稅,兩者都是集體行動。然而,即使是責任法和財產法的制定,也都是政治行動。

例如,一國可能會界定「汙染權」,然後允許市場買賣這些權利。

此處的關鍵在於,政府要負責管理非個人外溢效應(那些對經濟體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民眾可能會咳嗽並死亡,企業可能會繁榮或失敗,物種可能會消失,湖泊可能會失火。但是,除非政府出手、以適當的機制控制汙染原因,危險的情況都會一直持續。

政治是個人偏好的總和

我們已經強調綠色聯邦制的重要性。在這個制度下,綠色政策衝突的化解,必須歸入不同的機構和決策流程。有些是個人層次,有些則是企業,但最重大的外部性需要政府行動。這就是綠色政治上場的時候。

政治是指由政治組織所做的決定,或是人民集體行動所做的決定,而通常指的是政府。像是空氣汙染、氣候變遷、基礎知識的生成、許多實體與智識基礎建設的提供等重大外部性,都必須透過集體行動來應對。諸如提高稅收、頒布法規、對不受歡迎的活動課稅、對想要的活動提供補助、決定財產權歸屬以及制定責任法規等,都是政府為群眾決定的行動。

我們可以把政治看成是總成個人偏好的一種方法(參見圖13-1)。假設現在有一個議題,像是硫化汙染物的處理,或是黃石國家公園的保育。民眾對於議題各有看法—有些人內行,有些人外行。然後,他們表達自己的觀點,並影響結果。有些公民不在乎,於是不投票(以圖13-1 裡的空心圓表示)。有些人透過政治獻金或大批閱聽群眾,發揮超乎尋常的影響力。

政治理論通常認為,決策是由「中間選民」決定的。因此,持中庸觀點、在兩邊中間的人往往會變成選舉裡的決策者。以圖13-1 為例,這是一個要決定贊成或反對的議題。表中顯示5 號選民是中間選民,因為他位於光譜的中間。在直接投票制下,例如加州舉行的有害物質公投(第65 號提案),或是英國的脫歐公投,這位中間選民是關鍵。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政治決策的位階與公民所在的位階之間有一段距離,意即由公民選出代表,代替他們投票立法。假設選民可以投票給UP 黨或DOWN 黨。圖13-1 中,虛線上方的人是支持UP 黨,而虛線之下的人是DOWN 黨的擁護者。DOWN 黨的得票數較高,因而能控制立法機關。由於結果由DOWN 黨控制,於是中間選民從5 號選民轉移到7 號選民,也就是DOWN黨的中間選民。

另一種情況是,或許金錢影響到立法者,進而影響到選舉。

假設圓圈的大小代表金錢影響力,今取金錢影響力的中位數,那麼中位數現在移到8 號選民,而這位選民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更廣大的人口裡,都不具代表性。

圖13-1 也顯示觀點與政黨的「極化」效應,造成綠色政治裡一個耐人尋味的扭曲。如果選民情緒出現擺盪,UP 黨可能會因為5 號選民從DOWN 黨轉向UP 黨而得到更多支持。這樣一個微小的情緒擺盪,卻能讓立法政治翻盤,因為現在當權黨的中間選民從7 號選民變成3 號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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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極化理論顯示,除非系統有穩定機制,決策可能會劇烈擺盪,因為選舉會讓一黨取代現在的執政黨。

在美國,體制慣性的許多特徵能防止實際政策的劇烈擺盪。

例如,在聯邦司法機構任職的人享有終身職,而參議員的任期為六年。高現任率代表許多國會議員一當就是好幾十年。

此外,美國的法律結構會產生很高的慣性,因為推翻法律必須由國會通過,這表示一黨必須同時控制參眾兩院和白宮,才能推動重大變革。事實上,即使一黨參眾兩院都是多數黨、總統也為同一個政黨,都還不夠,因為在參議院,大部分法律都要得到60% 的絕對多數同意才能通過。許多其他國家也有穩定機制,防止政策因為公眾意見的微小變化而劇烈變動。

 

作者簡介 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創造描述經濟和氣候間相互作用量化模型的第一人。

於1941年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在耶魯大學取得學士學位,1967年取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同年回到耶魯大學任教至今,曾擔任當時總統卡特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研究著重於經濟成長和自然資源,以及氣候變遷經濟學。他1970年代初期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自此之後就不斷嘗試估算全球暖化的經濟成本。為了更上一層樓,他建構結合經濟與科學的電腦模型,來找出因應氣候變遷的最有效率途徑。他的研究主題還有薪資與價格行為、健康經濟學、政治景氣循環、生產力和「新經濟」。

於2018年與保羅‧羅默(Paul M. Romer)共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表示,諾德豪斯與羅默的最大貢獻是,設計出能夠解決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問題的模型,這個根本問題就是全球經濟的永續成長以及人類福祉。評委會指出,他們不僅創造了分析模式、促進經濟成長,也對抗了氣候變遷,他們把總體經濟學擴大到全球規模,以解決世界最大難題,他們藉由建構出能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及知識互動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疇。

譯者簡介 周宜芳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後負笈劍橋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曾任職於金融業、出版業,曾任天下文化財經書系主編。現為自由譯者。譯或合譯有《雜訊》、《激進市場》、《不當決策》、《開拓者》、《誰說人是理性的》、《設計思考全攻略》、《雪球》等,目前累計近三十多種。賜教信箱:yifang.chou@i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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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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