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

2022-07-25發佈

2022-11-21更新

為何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何這是回憶與遺忘的艱困鬥爭?|話鹿讀冊

為何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何這是回憶與遺忘的艱困鬥爭?|話鹿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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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春山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本文摘自〈記憶的艱難〉。 本文作者:林傳凱,服務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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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何這是回憶與遺忘的艱困鬥爭?|話鹿讀冊

本書為春山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本文摘自〈記憶的艱難〉。

本文作者:林傳凱,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致力於釐清戰後台灣社會抗爭史。

 

回望九○年代至今,包括兩岸兩座紀念碑的「一份名單,兩種表述」,或是臺灣社會一度對「冤、錯、假案」的偏執、對「抗爭者」角色定位的掙扎,仍然透露了戒嚴時期留下的一系列症狀,表明在臺灣社會探究白色恐怖,注定要面對一連串「記憶的艱難」。

這些艱難包括什麼?第一,環繞兩岸各自表述所形成的對立敘事,是一種模糊了眾多個案輪廓、或只凸顯部分個案才得以成形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藉此把環繞異質受難者的多重記憶,盡可能壓縮化約到單一形象,才能夠以「冤、錯、假案的人權受害者」或「投身革命的烈士英雄」來全稱。但是這樣的大敘事,必然先化約與壓抑了多重的詮釋版本,也會導致在大敘事外的個案被視為「異質」,進而斥為毋須平反、毋須評價、甚至毋須記憶的「異例」。

第二,過去的檔案,當然是國家視角下的書寫。即便不需要過於極端地認為這些檔案必定屬於「全然的虛構」——畢竟建立在偵防、保防、訊問、自新、自首等制度下而破獲的案件,經常怵目驚心地掌握了許多當事者無法想像的日常言行等「證據」——但終究必須意識到仍舊存在國家的編碼系統、辦案旨趣,勢必與當事者的主觀體驗與詮釋有所出入。至於一九九○年代後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當政治犯開始「說話」時,難道國家的影響就不存在嗎?不,影響依舊在。一九九○年代後,臺灣社會一度受限於以平反「冤、錯、假案」為目標的「補償制度」。在當時未根本地評價戒嚴時期的「叛亂」定義是否合宜下,導致當事者在自述時,若要對抗國家長年的「叛亂敘事」,只能援引當時最具正當性的冤、錯、假案敘事自我描繪,或是選擇繼續沉默,因而左右了敘事的走向。國家,在不同時空中,仍以不同方式影響著記憶。

第三、許多渴望「歷史真相」的人們,經常在「真相/實然」與「倫理/應然」的面向間感到掙扎。例如,早年的許多歷史書寫,很渴望藉由「政治犯當年的理想」來證明今日特定「政治主張」或「政治計畫」的正當性——當年的政治犯支持左翼或共黨,我們今天也該支持左翼或共黨;當年的政治犯支持臺灣民族主義,我們今天也應該支持臺灣民族主義。首先,過去的人們的信念,與今日人們的信念該是什麼關係?從來就不該是如此簡化的機械論或決定論的因果推導。甚至,這裡面有一種怠於思索或刻舟求劍的傾向。當年的人們在當時的時空奮力找到政治行動的解答;今天的人們,卻以數十年前人們的思考,跳過當前積累的複雜思辨,直接拿死者的信念作為自我信念的擔保與指南。恰恰是這種欲望,導致當前的敘事者,經常有意無意地修剪或嫁接歷史敘事的內容——少一點雜質、多一點純粹的連續性,也許會讓自己當前的政治關懷更有「正當性」。這種「以死者為生者理想背書」的做法,在今日臺灣仍很常見。這可能導致一種危險——我們的政治理想愈純粹,允許「被記憶」的政治犯形象,也就愈單一。

第四,也是本書最深刻的關懷,即便是一九五○或六○年代白色恐怖同一事件的直接或間接經歷者,他們對事件的記憶與詮釋也未必相同。本書可以看見,當年地下活動中同一支部或小組的當事者,對於活動情況的瞭解、經歷,乃至於事隔五、六十年後的詮釋都經常呈現分歧。同時,由於許多抗爭當時採取祕密組織的型態,親友也未必瞭解政治犯究竟參與了什麼。但是當政治犯死去,為了填補悲傷而沒有明確資訊的「空白」,家屬經常也發展出各自不同的記憶版本。這樣的情況,導致在當代重建記憶的過程更常陷入真相的迷霧。本書的某些章節就可見,倖存的難友與家屬、同一家族的後代之間,對「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常常有截然不同的分歧記憶。

本書的誕生,便是從這種「記憶的艱難」為起點

起初,我們手中唯一的材料,便是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政治犯遭槍決前寫下的遺書與書信。當年,政治犯於等候判決時所寫的書信,大多能寄回家中。唯獨槍決前夕寫的遺書,卻被國家系統性地沒收,從此塵封為「檔案」。一直到一甲子後,有政治犯家屬偶然發現囚禁在檔案櫃中的遺書,並在家屬與民間推動的「歸還遺書運動」下,國家才勉強將遺書複本或原件歸還家族。不過,時間已經相隔一甲子,當年的收信者不是早已辭世,就是垂垂老矣。此時,無論是那些殞命在新店溪畔或安坑山腳的政治犯,或曾經對此惦念不已的倖存者,泰半老邁而無語。這些遺書,也就成為了無法送達、也無處送達的孤本。遺書無語,卻成為我們這群後人理解他們生前朦朧面容的少數材料。

當然,國家所累積的檔案中,還包括當年審訊、判決、執行過程中留下的各種資料。隨著政治檔案徵集的推進,這些資料的規模日益龐大,尚稱完整。為數眾多的政治案件,也成為重建當時事件「圖像」的另一種主要資訊。一九四九年宣布戒嚴後,剛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中央,就開始以殘存的情治、警政、戶政制度,試圖在島內各地搜捕可能的反抗分子。到了一九五○年夏天韓戰發生後,美國決定重新奧援國民黨政府,派第七艦隊進到臺灣海峽,使其統治日益穩固。此後,無論是真心想改革家鄉處境的抗爭者,或純粹被國家羅織罪名而入獄者,一律冠上叛亂罪名,透過監控、祕密審訊、誘使被捕者相互出賣或以「求生欲」為餌等手段,形成以筆錄為中心的各類「證據」,進而轉化成一張張奪人性命的判決書。以各類口供、自白為中心的檔案,是國家視角所建構的「犯罪實據」,不但是判決的根本,也是證成約四十年的白色恐怖必要性的正當性基礎。

實際上,在檔案並存的這兩類文書——被沒收的遺書,與國家書寫的判決資料間,存在不易跨越的鴻溝。一邊是當事者留下的訊息,有理想的餘音,也有對家人的難捨愧歉;一邊是當局的紀錄,藉此證明這些人如何罪大惡極,須以極刑懲治。當年的兩種對立位置——抗爭者與執政者、無力者與掌權者,其相對的視野與價值觀,就透過這兩類文書,複雜而矛盾地揭露在今日的讀者眼前。

如果政治案件發生之初,並存於檔案中的文本,就存在彼此視野上的對立或矛盾。那麼,當槍聲響起、政治犯仆倒刑場後,記憶並未因此中止,依然有許多不同版本的記憶,繼續在往後的數十年間不斷滋生、分岔、迴響,並在滯悶的戒嚴年代中,寂寞地在時間長流中反覆刮寫、增補、刪減、扭曲,甚至添加了「想像」的元素。這些記憶的分娩者,包括政治犯同案而倖存的難友,以及他們未能告別的家屬、親友們。

遺書既然被沒收,對親友來說,這就是一場突如其來、沒有告別或沒有畫上句點的莫名悲劇,並成為往後人生中反覆追問並試圖解答的謎題——他為什麼被抓?為什麼槍殺?有人陷害他嗎?背後的黑手是誰?在一切資料都是禁忌的年代,這些提問注定是沒有回聲的自問自答,只能以囚禁於恐懼心靈中的猜想來進行推斷。另一方面,家屬自身的苦難,也成為這些記憶版本的重要養分。作為「匪諜家屬」的汙名、長期的監控/排除/打壓,這些存活者的受害經驗,同樣滲進了對於記憶版本的建構。只要受難家屬還在世間、還在呼吸,這些記憶便會隨之牽動,具有與時俱變的特質。

必須強調,對於政治犯家屬來說,「詮釋空白」是極痛苦的歷程。重視的人莫名死去,甚至連屍體也下落不明,更不曾知曉最後的訣別也被國家沒收。一切的記憶,就只能從有限的、禁忌的、公共拒斥的、街坊流傳的碎片中,盡量組構出自己能理解、也能勉強說服自己的「來龍去脈」,好讓「莫名」的悲劇變成「可理解」的悲劇。這些故事,甚至潛藏在一種抵禦汙名的渴望——「國家說我的親人是叛國的『匪諜』」,「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親人怎麼可能是恐怖的『匪諜』?這麼好的人,一定不可能沾到國家口中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因為他不是共產黨,所以他不該死,家人也不該承受這樣的痛苦,這就是國家犯的極大錯誤。」藉此,家屬對於悲劇的凶手是誰?意圖為何?如何評價凶手?都可以立基於這樣的記憶版本,作為支持自我的支柱,並且讓所有在公開場合無法表達的悲傷與憤怒,能在最私密的心靈世界中稍稍得到宣洩。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在一些情況中,死去的政治犯與他們摯愛親友的距離,便隨著時間流轉而愈來愈遙遠。當年,許多參與抗爭者,多少預料到可能帶來的風險,因此決心一己承擔,絕不願拖家人捲入白色的渦流。當歷史走向悲觀的方向——抗爭沒有成功,革命被全面鎮壓,那些不曾對家人吐露過的理想與心跡,也就隨著槍聲成了永恆的祕密。於是,他們——被國家宣稱為叛亂——的思想,便成了家屬感覺陌生、也日益想擺脫的汙名。與最親近的人們在思想上的鴻溝,也在戰後歷史的嘲弄下,距離更加拉大。

本書的書寫,宛若不同記憶版本的相會之旅。遺書,是由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被槍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寫下;交錯的記憶版本則包括:同時誕生的國家檔案、與政治犯一同判決卻倖免死刑的難友追憶、親人/愛侶/好友在往後數十年形成的記憶。本書宛若一處讓多種版本的記憶彼此交會的舞臺,環繞著早殞的星子,使不同時間的記憶彼此相遇、碰撞、反響、辯證,甚至難以取得共識。

作者簡介 

林易澄

嘉義人,臺大歷史所博士。

林傳凱

臺北人,研究者,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致力於釐清戰後台灣社會抗爭史,並嘗試與民眾、教育工作者、創作者結合,通過跨域轉譯,將隱匿的歷史帶回故里與再公共化。合著有《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看得見的記憶: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等作品。

胡淑雯

臺北人,臺大外文系畢,目前專事寫作。著有《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合著有《字母會:A~Z》,主編《無法送達的遺書》、《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楊美紅

臺南人,臺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著有《彈塗時光》、《蛇樣年華》。

羅毓嘉

宜蘭人,政大新聞系、臺大新聞所畢。記者,詩人。著有詩集《嬰兒涉過淺塘》等五種,散文集《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等三種。

策畫者簡介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由關心轉型正義的民間人士於二○○七年成立。真促會以民間之力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要求政府開放政治檔案、倡議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呼籲政府返還受難者遺書等,並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政治檔案會說話》等書,未來將持續從法制、人權、政治、歷史、文化等各層面推動轉型正義工作。

 

2022/07/(春山)WT01037無法送達的遺書新版_立體書封-scaled.jpg

本專欄「娛樂文創與IP的距離」:是由威律法律事務所的周律師及魯律師組成。兩位深耕智財領域,從過去服務影視、音樂、動畫、遊戲、設計、出版、媒體行銷、演藝、體育、授權、藝術、數位內容等娛樂及文創產業的經驗,體認並倡導IP議題的實用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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