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何這是回憶與遺忘的艱困鬥爭？｜話鹿讀冊

為何記那些無法送達的遺書？為何這是回憶與遺忘的艱困鬥爭？｜話鹿讀冊

本書為春山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本文摘自〈記憶的艱難〉。

本文作者：林傳凱，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致力於釐清戰後台灣社會抗爭史。

 

回望九○年代至今，包括兩岸兩座紀念碑的「一份名單，兩種表述」，或是臺灣社會一度對「冤、錯、假案」的偏執、對「抗爭者」角色定位的掙扎，仍然透露了戒嚴時期留下的一系列症狀，表明在臺灣社會探究白色恐怖，注定要面對一連串「記憶的艱難」。

這些艱難包括什麼？第一，環繞兩岸各自表述所形成的對立敘事，是一種模糊了眾多個案輪廓、或只凸顯部分個案才得以成形的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藉此把環繞異質受難者的多重記憶，盡可能壓縮化約到單一形象，才能夠以「冤、錯、假案的人權受害者」或「投身革命的烈士英雄」來全稱。但是這樣的大敘事，必然先化約與壓抑了多重的詮釋版本，也會導致在大敘事外的個案被視為「異質」，進而斥為毋須平反、毋須評價、甚至毋須記憶的「異例」。

第二，過去的檔案，當然是國家視角下的書寫。即便不需要過於極端地認為這些檔案必定屬於「全然的虛構」——畢竟建立在偵防、保防、訊問、自新、自首等制度下而破獲的案件，經常怵目驚心地掌握了許多當事者無法想像的日常言行等「證據」——但終究必須意識到仍舊存在國家的編碼系統、辦案旨趣，勢必與當事者的主觀體驗與詮釋有所出入。至於一九九○年代後的口述歷史、回憶錄，當政治犯開始「說話」時，難道國家的影響就不存在嗎？不，影響依舊在。一九九○年代後，臺灣社會一度受限於以平反「冤、錯、假案」為目標的「補償制度」。在當時未根本地評價戒嚴時期的「叛亂」定義是否合宜下，導致當事者在自述時，若要對抗國家長年的「叛亂敘事」，只能援引當時最具正當性的冤、錯、假案敘事自我描繪，或是選擇繼續沉默，因而左右了敘事的走向。國家，在不同時空中，仍以不同方式影響著記憶。

第三、許多渴望「歷史真相」的人們，經常在「真相／實然」與「倫理／應然」的面向間感到掙扎。例如，早年的許多歷史書寫，很渴望藉由「政治犯當年的理想」來證明今日特定「政治主張」或「政治計畫」的正當性——當年的政治犯支持左翼或共黨，我們今天也該支持左翼或共黨；當年的政治犯支持臺灣民族主義，我們今天也應該支持臺灣民族主義。首先，過去的人們的信念，與今日人們的信念該是什麼關係？從來就不該是如此簡化的機械論或決定論的因果推導。甚至，這裡面有一種怠於思索或刻舟求劍的傾向。當年的人們在當時的時空奮力找到政治行動的解答；今天的人們，卻以數十年前人們的思考，跳過當前積累的複雜思辨，直接拿死者的信念作為自我信念的擔保與指南。恰恰是這種欲望，導致當前的敘事者，經常有意無意地修剪或嫁接歷史敘事的內容——少一點雜質、多一點純粹的連續性，也許會讓自己當前的政治關懷更有「正當性」。這種「以死者為生者理想背書」的做法，在今日臺灣仍很常見。這可能導致一種危險——我們的政治理想愈純粹，允許「被記憶」的政治犯形象，也就愈單一。

第四，也是本書最深刻的關懷，即便是一九五○或六○年代白色恐怖同一事件的直接或間接經歷者，他們對事件的記憶與詮釋也未必相同。本書可以看見，當年地下活動中同一支部或小組的當事者，對於活動情況的瞭解、經歷，乃至於事隔五、六十年後的詮釋都經常呈現分歧。同時，由於許多抗爭當時採取祕密組織的型態，親友也未必瞭解政治犯究竟參與了什麼。但是當政治犯死去，為了填補悲傷而沒有明確資訊的「空白」，家屬經常也發展出各自不同的記憶版本。這樣的情況，導致在當代重建記憶的過程更常陷入真相的迷霧。本書的某些章節就可見，倖存的難友與家屬、同一家族的後代之間，對「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常常有截然不同的分歧記憶。

本書的誕生，便是從這種「記憶的艱難」為起點

起初，我們手中唯一的材料，便是一九五○至一九七○年間政治犯遭槍決前寫下的遺書與書信。當年，政治犯於等候判決時所寫的書信，大多能寄回家中。唯獨槍決前夕寫的遺書，卻被國家系統性地沒收，從此塵封為「檔案」。一直到一甲子後，有政治犯家屬偶然發現囚禁在檔案櫃中的遺書，並在家屬與民間推動的「歸還遺書運動」下，國家才勉強將遺書複本或原件歸還家族。不過，時間已經相隔一甲子，當年的收信者不是早已辭世，就是垂垂老矣。此時，無論是那些殞命在新店溪畔或安坑山腳的政治犯，或曾經對此惦念不已的倖存者，泰半老邁而無語。這些遺書，也就成為了無法送達、也無處送達的孤本。遺書無語，卻成為我們這群後人理解他們生前朦朧面容的少數材料。

當然，國家所累積的檔案中，還包括當年審訊、判決、執行過程中留下的各種資料。隨著政治檔案徵集的推進，這些資料的規模日益龐大，尚稱完整。為數眾多的政治案件，也成為重建當時事件「圖像」的另一種主要資訊。一九四九年宣布戒嚴後，剛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中央，就開始以殘存的情治、警政、戶政制度，試圖在島內各地搜捕可能的反抗分子。到了一九五○年夏天韓戰發生後，美國決定重新奧援國民黨政府，派第七艦隊進到臺灣海峽，使其統治日益穩固。此後，無論是真心想改革家鄉處境的抗爭者，或純粹被國家羅織罪名而入獄者，一律冠上叛亂罪名，透過監控、祕密審訊、誘使被捕者相互出賣或以「求生欲」為餌等手段，形成以筆錄為中心的各類「證據」，進而轉化成一張張奪人性命的判決書。以各類口供、自白為中心的檔案，是國家視角所建構的「犯罪實據」，不但是判決的根本，也是證成約四十年的白色恐怖必要性的正當性基礎。

實際上，在檔案並存的這兩類文書——被沒收的遺書，與國家書寫的判決資料間，存在不易跨越的鴻溝。一邊是當事者留下的訊息，有理想的餘音，也有對家人的難捨愧歉；一邊是當局的紀錄，藉此證明這些人如何罪大惡極，須以極刑懲治。當年的兩種對立位置——抗爭者與執政者、無力者與掌權者，其相對的視野與價值觀，就透過這兩類文書，複雜而矛盾地揭露在今日的讀者眼前。

◇

如果政治案件發生之初，並存於檔案中的文本，就存在彼此視野上的對立或矛盾。那麼，當槍聲響起、政治犯仆倒刑場後，記憶並未因此中止，依然有許多不同版本的記憶，繼續在往後的數十年間不斷滋生、分岔、迴響，並在滯悶的戒嚴年代中，寂寞地在時間長流中反覆刮寫、增補、刪減、扭曲，甚至添加了「想像」的元素。這些記憶的分娩者，包括政治犯同案而倖存的難友，以及他們未能告別的家屬、親友們。

遺書既然被沒收，對親友來說，這就是一場突如其來、沒有告別或沒有畫上句點的莫名悲劇，並成為往後人生中反覆追問並試圖解答的謎題——他為什麼被抓？為什麼槍殺？有人陷害他嗎？背後的黑手是誰？在一切資料都是禁忌的年代，這些提問注定是沒有回聲的自問自答，只能以囚禁於恐懼心靈中的猜想來進行推斷。另一方面，家屬自身的苦難，也成為這些記憶版本的重要養分。作為「匪諜家屬」的汙名、長期的監控／排除／打壓，這些存活者的受害經驗，同樣滲進了對於記憶版本的建構。只要受難家屬還在世間、還在呼吸，這些記憶便會隨之牽動，具有與時俱變的特質。

必須強調，對於政治犯家屬來說，「詮釋空白」是極痛苦的歷程。重視的人莫名死去，甚至連屍體也下落不明，更不曾知曉最後的訣別也被國家沒收。一切的記憶，就只能從有限的、禁忌的、公共拒斥的、街坊流傳的碎片中，盡量組構出自己能理解、也能勉強說服自己的「來龍去脈」，好讓「莫名」的悲劇變成「可理解」的悲劇。這些故事，甚至潛藏在一種抵禦汙名的渴望——「國家說我的親人是叛國的『匪諜』」，「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親人怎麼可能是恐怖的『匪諜』？這麼好的人，一定不可能沾到國家口中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因為他不是共產黨，所以他不該死，家人也不該承受這樣的痛苦，這就是國家犯的極大錯誤。」藉此，家屬對於悲劇的凶手是誰？意圖為何？如何評價凶手？都可以立基於這樣的記憶版本，作為支持自我的支柱，並且讓所有在公開場合無法表達的悲傷與憤怒，能在最私密的心靈世界中稍稍得到宣洩。

不過，也是因為這樣，在一些情況中，死去的政治犯與他們摯愛親友的距離，便隨著時間流轉而愈來愈遙遠。當年，許多參與抗爭者，多少預料到可能帶來的風險，因此決心一己承擔，絕不願拖家人捲入白色的渦流。當歷史走向悲觀的方向——抗爭沒有成功，革命被全面鎮壓，那些不曾對家人吐露過的理想與心跡，也就隨著槍聲成了永恆的祕密。於是，他們——被國家宣稱為叛亂——的思想，便成了家屬感覺陌生、也日益想擺脫的汙名。與最親近的人們在思想上的鴻溝，也在戰後歷史的嘲弄下，距離更加拉大。

本書的書寫，宛若不同記憶版本的相會之旅。遺書，是由一九五○至一九七○年代被槍決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寫下；交錯的記憶版本則包括：同時誕生的國家檔案、與政治犯一同判決卻倖免死刑的難友追憶、親人／愛侶／好友在往後數十年形成的記憶。本書宛若一處讓多種版本的記憶彼此交會的舞臺，環繞著早殞的星子，使不同時間的記憶彼此相遇、碰撞、反響、辯證，甚至難以取得共識。

作者簡介　

林易澄

嘉義人，臺大歷史所博士。

林傳凱

臺北人，研究者，服務於中山大學社會系。致力於釐清戰後台灣社會抗爭史，並嘗試與民眾、教育工作者、創作者結合，通過跨域轉譯，將隱匿的歷史帶回故里與再公共化。合著有《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電影裡的人權關鍵字：第六十九信》、《看得見的記憶：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等作品。

胡淑雯

臺北人，臺大外文系畢，目前專事寫作。著有《哀豔是童年》、《太陽的血是黑的》，合著有《字母會：Ａ～Ｚ》，主編《無法送達的遺書》、《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

楊美紅

臺南人，臺大中文系、政大新聞所畢。著有《彈塗時光》、《蛇樣年華》。

羅毓嘉

宜蘭人，政大新聞系、臺大新聞所畢。記者，詩人。著有詩集《嬰兒涉過淺塘》等五種，散文集《天黑的日子你是爐火》等三種。

策畫者簡介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由關心轉型正義的民間人士於二○○七年成立。真促會以民間之力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要求政府開放政治檔案、倡議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呼籲政府返還受難者遺書等，並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政治檔案會說話》等書，未來將持續從法制、人權、政治、歷史、文化等各層面推動轉型正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