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棫｜沒有真相，沒有原諒——印尼的《沉默一瞬》與台灣的轉型正義

王鼎棫｜沒有真相，沒有原諒——印尼的《沉默一瞬》與台灣的轉型正義

「媽，我跟殺死大哥的兇手談過。」紀錄片《沉默一瞬》的男主角阿迪慢條斯理地對母親說。

「我們那時候想用兩隻牛，換你大哥的命。」母親也幽幽地回應。

阿迪嘆了口氣，接續說道：「如果他們現在能表現出後悔的樣子，我們還可以原諒，畢竟大家都是鄰居。」面對大哥被軍政府的手下迫害而死，而那些手下又是村子中的長輩，他也只能要求最低限度的道歉。

緣起與背景

1965 年，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因立場接近共產陣營，使印尼共產黨（PKI）日益蓬勃，成為西方世界的眼中釘。同年 9 月 30 日，印尼軍人發動政變，但立場傾向西方的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Suharto）隨即化解政變，順勢推翻政權，並以清洗共產黨員為由，發動大規模迫害，許多華人也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

時間飛逝，這部紀錄片的拍攝時間是 2012 年，直到那時，社會上對於當年的種種迫害，既出於一知半解而認同，卻又默不敢言。像是身為驗光師的男主角，幫民眾作視力檢查的時候，順口問起當年的生活是否不甚平靜，受檢阿姨嘴巴上說沒事，卻在描述誰跟誰被殺了之後，急忙改口說男主角問太多。

校園裡面，阿迪孩子的課堂上，老師持續口沫橫飛地描述共產黨的邪惡與殘暴，還有不信真神的淪喪，所以政府才要壓制他們，讓他們的後代終身不能成為政府官員，還要孩子們感謝軍人及其爪牙為民主的犧牲貢獻。

連阿迪的太太，都在接近片尾的時候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早知道你要去訪問殺手們，我就不會讓你去了，你要是有個萬一，我跟孩子怎麼辦？」原來迫害過去了將近 50 年，不僅「加害者──受害者──受害者後代──其他無辜大眾」他們之間不平等的宰制從未消失，甚至還在一代代的教育當中，傳承那股對威權莫名的敬畏。

面對威權不斷被鞏固，活下來的被害者只能悻悻然告訴自己要放下。就像一日男主角跟著「蛇河屠殺」的倖存者重回事發現場，被害人一路心有餘悸地描述當時的加害情形，最後終於忍不住表示：過去就過去談那麼多做什麼，既然已成過往，又何必提起呢！「傷口已經癒合，就不適合再掀開」，代表被害人對過往的不忍直視。

而被害者的後代呢，面對權力高牆，也一樣只能抱持悔恨，如同阿迪的母親憤恨地對他說：村長和村裡的老師都是殺害她大兒子的兇手，恨死他們了，就交給主來審判吧，他們毀了好多人命，現在卻能坐享其成。

沒有真相，沒有原諒

這樣不斷延長的無奈與恨，都是因為歷史真相始終不明，威權靠著謊言，就能不斷保持美化與上位，也讓實際出手的加害者找到自我安慰的出口；在這樣的結構之中，被害者及其家屬的痛苦難以散去，悲傷也不斷輪迴。

導演刻意安排阿迪事前觀看採訪，採訪中那些加害人「高談闊論」地描述他們當年的暴行，也同時讓男主角用製作眼鏡為由，直接與那些年事已高的殺人者，就近對話。當雙方相對而坐，年事已高的加害人，一時之間雖不復過往的兇殘模樣，但言談之間仍駭人聽聞。

「村裡的人怕你嗎？」

「他們知道對付我沒勝算。」

「而且我們不喝人血就會瘋掉，很多人殺太多人也變瘋子了。」

「又鹹又甜，人的血。」

「沒差啦，只要是壞人都能殺。」

到了這裡男主角忍不住詢問：誰是共產黨員？

「印尼共產黨員呀？」「他們不信教，都互相搞彼此的老婆。」

「你怎麼知道？」

「我們逼供的時候，他們自己說的。」

 接著男主角又反問：回教不是反對殺戮嗎？

「對呀，可是並非不能對敵人反擊呀。」

「你問得太深入了，我不喜歡，我不喜歡討論政治。」

「時間不早了，我要去清真寺了。」

原來當年的英雄事蹟與正大光明，是那樣地撐不住反問；荒謬的人性之惡，事隔多年，再度透過言語間堆疊呈現。阿迪也忍不住質疑，他只是要來揭開歷史真相，因為這些年來真相已經扭曲；什麼防堵共產黨的理由，那都是政治操弄，好讓官方有個藉口殺人。

阿迪的質疑並沒有因此停了下來，他與導演後來還找到涉及屠殺的地區指揮官。看著指揮官得意地說：「（蛇河屠殺）這是國際大事，應該獎勵我們」、「我們會行動，是美國教我們痛恨共產黨」，阿迪不禁回應：「我大哥也被殺了，因為你下令屠殺。」

「不，不是我該負責，因為我上頭還有更多的長官。」指揮官直直地揮手反駁。

「我跟很多殺手談過，沒人覺得要負責，也無人覺得愧疚。」阿迪淡淡回應。

確實，就連後來訪問更高階的秘書長，他依舊表示：屠殺是民間自發的，是因為民眾痛恨共產黨，他自己只是敢死隊的秘書長，又沒在前線殺人。

「我不覺得我有什麼罪。」

「但已數百萬人喪命？」

「那是上頭的政策！政策是實現理念的過程，無論用什麼手段！不是嗎？」

「再者，如果受害者子女不支持我，我接下來是要怎麼高票當選，這就是佐證，不是我自以為是！」

威權時代下的最大悲劇，就是個人與他人用各種形式建立的親密與信任關係，都被國家至上的專斷思想給破壞殆盡。原來阿迪的大哥，當年在被迫害致死之前，是被阿迪的舅舅所看守。當阿迪質問舅舅難道都沒有一絲愧疚的時候，舅舅反而激動表示：你覺得我要負責？我在保家衛國，我不後悔；拒絕會被當叛國，我只能聽命。

這時，想想漢娜鄂蘭對於納粹屠殺的核心主張：只要你參與了執行，你就有可能負起責任。因為我們的關注重點應該是實際作為是否可以避免，而非周圍的人是否同樣服從；就算個人成為這個大屠殺組織中的工具，出於壞運所導致，但這不影響你依舊決定執行，從而積極推動大屠殺政策的事實；在那個瞬間，服從就等於支持。

回首台灣

看完這部片，確實令人「沉默一瞬」，因為威權體制對自身的極致美化，或在風潮褪去之後，讓加害者隱身在民主體制之中繼續影響台灣發展的故事，台灣也從來沒有少過，而影片中被害者遺族迄今因真相未明而抑鬱難受的場景，在本島上也同樣地令人不忍直視。

我在〈在 228 這一天，從《邪惡的見證者》看見德國的轉型正義，也盼望台灣的希望之窗〉文中提到：

支持死刑、主張嚴懲加害人的台灣主流民意，卻對過往威權體制的所作所為，表現出舉世罕見的不以為意，實在是非常強烈的對比與諷刺。直至今日為止，我們從各種報章雜誌所讀到的風向，幾乎都是被害人的身影，很少見到加害人出來表示反省的姿態。臺灣並不是一個關心「加害真相與評價」的社會。過往如此，曾助長了威權的橫行，而這般放縱對歷史記憶所形成的分裂，也造就了現今台灣社會對於許多政治議題的歧見，讓我們卡在許多不必要的爭執，無法大步向前，一切都來自我們疏於對歷史事實追究。

2019 年 7 月 24 日《政治檔案條例》經立院三讀、總統公布，明定威權統治時期由政府機關、政黨等所保管的檔案，應自施行日起 6 個月內完成清查，必要時得延長半年；若相關機關拒絕將審定的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者，可處最高 5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這個條例的通過，可幫助我們更快地從歷史的茫然陰暗走出，這是由於過往有許多迫害事件，因為缺乏證據資料，不免陷入一片疑雲之中，而為了回復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的名譽，並釐清加害者們所應確實負起的歷史責任，最重要的依據就是檔案了。

《政治檔案條例》明定國家發展委員會為主管機關，由隸屬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檔案局負責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等事項；另由文化部會同相關機關，辦理研究、教育事項，藉由跨機關合作，發揮政治檔案保存、應用及研究教育的最大整合效果。所謂「政治檔案」，涵蓋政府機關（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等所保管，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的各類文件；除政府機關應清查自身持有的政治檔案外，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也會審定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持有的相關文件，並命其移歸為國家檔案。

時間或許可以掩蓋傷口，但只有真相才能讓它癒合。為避免檔案被不當遮蔽，該條例就規定保密逾 30 年的政治檔案，除有法律依據外，視為解除機密，並同時排除其他法規的適用，簡化其他檔案的解密程序，以加速開放；而就算經檢討仍列為永久保密的檔案，也必須經過原核定機關的上級機關同意才可以保密。

「沒有一個受難者不願意追求真相。」白色恐怖受難者、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會長蔡寬裕曾接受訪問指出：在白色恐怖的氛圍下，「眠床通刑場」變成當時社會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意指經常有人在三更半夜被便衣警察帶走，但家屬不清楚緣由，事後查戶口名簿才知道，當時消失的家人已死亡。正因如此，蔡寬裕表示，不只是倖存的受難者渴望真相，罹難者的家屬也同樣渴望政府歸還真相，為逝去的家人平反，並將歷史公諸於世、被大眾牢記。

於是追求真相並不是為了政治鬥爭，而是要反省過去體制的錯誤，撫慰當下的諸多傷痛，讓台灣社會能向未來和解共生，也願真相早點降臨在印尼諸島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