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王毓琪

從殺警無罪案，測量我們與法律的距離 ｜王毓琪

這幾天 殺警案 鬧得沸沸揚揚， 新聞指出，嫌犯鄭姓男子罹患有精神疾病，行為當時無法辨識自己之行為不法，因而獲判為無罪;倘若該名兇手有定時服藥就醫是否就不會發生類此之悲劇，讓人想起 2016 年內湖所發生的小燈泡事件慘案，形同悲劇再起。

事實上，依據相關資訊表示，我國政府花在精神健康的業務預算編列嚴重不足，曾被監察院糾正過【註1】，整體精神醫療經費只佔全部醫療經費不到 3%【註2】。

就以衛福部心口司 2019 年 20 億總預算中，國民心理健康第二期預算僅 5 億元，相當於台灣 2300 萬人口，平均每人分配到的精神預算僅 22.08 元，被譏笑連一個三角飯糰都不到【註3】。從此也可以看出政府對人民精神健康的忽視和不以為意。

政府是否該上緊發條？請讓我們看看憲法怎麼說？

事實上，有學者認為心理健康權（或精神健康權）是基本人權，應提高到憲法的層次去看待。而對於健康權的概念，在近期釋憲實務中（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理由書）已明白承認為我國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其意義為人民生理及心理機能的完整性，不受任意侵害，且國家對人民身心健康亦負有一定照顧義務。

大法官更表示：國家形成相關健康權的法律制度時，負有最低限度的保護義務，應符合人民健康權最低限度的保護要求。凡屬涉及健康權之事項，其相關法制設計不符健康權最低限度之保護要求者，就是違憲【註4】。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國家對人民（包含精神疾病患者）的健康權是有保護義務的。

然而，往往很多正規精神醫療體系系統，以患者病情尚未達到住院情形，或是沒有病床位，這兩種方式拒絕患者住院治療，家屬也沒有能力自行照顧，不得已只能尋求願意收容的機構處理，甚至是非法收容機構，例如已經勒令停業的高雄龍發堂。

事實上，最壞的情況就是患者被迫流落街頭，而流落街頭者，若病情惡化又沒有服用藥物或接受專業追蹤的情形下，在內外交迫的時候，其實不免又會觸發下一次殺警的悲劇，而這當然是整個社會所不樂見的【註5】。

從一開始國家在預算編列的不足，到放任精神疾病患者自身自滅，有保護不足的疑慮，都再再顯示了國家消極被動可能對患者本身，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危害，所產生的影響不容小覷，國家實應該坦然面對並正視此問題，實現自己該負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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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衛福部精神健康預算嚴重不足監察院糾正，監察院院新聞稿：衛生福利部未迅確完備「國神病床超長住院的異常現象，均有疏失。監察院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2014 年 4 月 18 日通過監察委員趙昌平、李復甸、尹祚芊提案，糾正衛福部。

糾正案文指出本案缺失如下：

1. 衛福部未能迅確完備「國民心理健康促進計畫」陳報行政院核定程序，影響精神疾病防治與心理衛生推展工作預算爭取，及後續相關管考作業至鉅，顯有怠失。

2. 衛福部近年來精神健康業務預算編列嚴重不足，僅及全球每人平均費用半數，經費及資源分配又側重在罹病後治療，輕忽事前選擇性、普及性預防工作，實有未當。

3. 衛福部罔顧國內慢性精神病床超長住院的異常現象，未能籌謀有效導正策略，全民健保支付制度又設計不當，導致經濟誘因不足，阻礙社區式精神復健服務工作永續發展，均有可議。

【註2】陳永興，《國家醫療與精神醫療政策》，台灣精神醫學，第 11 卷，第 1 期，1997 年，頁 10。

【註3】每人精神健康僅值22元！思覺失調患回歸社會，被批預算太少，ETtoday 健康雲。

【註4】請參見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理由書。

【註5】張子午，《成為一個新人：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衛城出版，2019 年 12 月，頁 247-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