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獵與保育間疑慮化解了嗎：三問釋字第 803 號｜廖伯威

上週五（5月7日），大法官對於爭論許久的原住民族狩獵問題，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803 號解釋。然而，相關爭議並沒有隨著解釋作出而暫時落下，大法官的多數意見反而製造了更多的疑問。

憲法到底如何保護原民狩獵文化？

本號解釋處理的爭議，就是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的文化保障，與環境生態保護之間的拿捏。大法官認為，這兩者一樣重要。

大法官在本號解釋的理由書中宣示了一個重要的概念：

原住民應享有選擇依其傳統文化而生活之權利。

然而，這句話也暴露了本號解釋的第一個問題：原住民族的相關權利是否屬於集體權？

不得不令人好奇的是，大法官在今年 1 月公布的爭點題綱中，第一點就提問「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性質屬於個人權或集體權或兩者兼具？」然而本號解釋卻未回答這個問題，隻字未提集體權三個字。

然而，集體權畢竟在學理上是個極為複雜的概念，或許如許志雄大法官在他的意見書裡提到的：

由於集體權於憲法上涉及各種複雜因素，尤其攸關人權之本質及第三代人權之引進等嚴重問題，本不易處理，加以尚非本案解釋上不得不面對之課題，故屬集體權性質之原住民族文化權是否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本號解釋抱持審慎態度，未予置喙。此一留白何時補實，將視今後學術及實務之發展而定。

下一個問題造成的影響，就沒有「消失的集體權」那麼單純。

自用而獵捕野生動物等於破壞生態？

本號解釋的另一個爭議，是《野生動物保育法》中，允許原住民使用的野生動物範圍到哪裡？

目前的「野保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原住民族可以基於「傳統文化、祭儀」而「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9 條則規定，原住民可以在「傳統文化、祭儀、自用」的範圍內獵捕野生動物，前後兩部法律規定的不同，造成適用上的問題（也是 Talum 案，即王光祿案，其中一個爭論問題）——法律到底能不能允許基於「自用」而獵捕野生動物的行為？

農委會及原民會曾在 2017 年發過函令，指出相關規定包括自用，而自用的意思是「非藉此獲取利益，僅供本人、親屬或依傳統文化供分享。」本號解釋也承認自用屬於相關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不過論述的方式稍有不同：

原住民基於傳統飲食與生活文化下自用之需，而從事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行為。

不過，這還不是問題。大法官在自用之後，更是直接限縮了獵捕野生動物的範圍，不包含「保育類野生動物」，但是，大法官在本段的論述方式，直接將「狩獵」與「生態破壞」直接畫上等號。

歷來許多研究紛紛指出，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與生態保護並非相互對立的概念，甚至還可以相輔相成。狩獵行為的意義不只是取得食物，更包含對生態的認識、傳統的規範以及相關信仰、部落組織等民族的知識，且狩獵文化也不允許漫無目的、趕盡殺絕的破壞。

就像黃昭元大法官的意見書所說：

從野保法有關限制、處罰原住民狩獵的相關規定，多少可看出立法者對於原住民狩獵與其族群、文化傳統間關係的陌生，甚至是以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來看待原住民之狩獵活動，致有污名化原住民族狩獵活動之可能誤導。

誰是進步的酷，誰是落伍的野蠻？

本號解釋的結果，也凸顯了部分大法官仍以漢文化的優越視角看待原住民族文化，例如黃虹霞大法官在她的意見書中暗示，因為 COVID-19 大流行的關係，更不應開放狩獵保育類野生動物。甚至提到所謂的「酷酷酷獵人」，這份意見書非常的「酷」，認為所謂的「進步」才是「酷」，有意無意之間，接著所謂「進步」的「酷」觀點，將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打入「過去」、「落伍」，甚至應該被時代淘汰的價值中。如此的概念，簡直是另一種「我把你當人看」。

這樣的說法似乎沒有清楚回應本案言詞辯論中，鑑定人裴家騏所提出的專業看法：

台灣原住民長期適應山區環境所發展出來的狩獵制度，與現代西方科學所描述的野生動物永續利用的原理原則是一致的；而這樣台灣原住民族的在地狩獵治理制度既傳統且古老，近年西方學者就曾引用來說明「在地的部落治理是相當有效益的機制」和「在地的野生動物資源利用是相當永續的」的保育概念。

本號解釋從最高法院主動聲請釋憲開始，似乎有了一種司法將解決問題的期待。然而多年的等待，如同謝銘洋大法官在意見書裡提到的，「本件解釋其實並沒有真正面對釋憲聲請的核心問題，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不可否認，在社會仍有輿論認為「狩獵」等於「破壞環境」的現狀，大法官勢必要在價值的拉扯之間取得平衡。

即便如此，仍然期待台灣能真正落實多元文化的那天。

如同許宗力大法官在意見書中所描繪：

未來，或許在社會每一個人充分理解、認真對待並尊重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包括狩獵文化）之後，其族群文化將使我們社會更加豐富、多元，化成漣漪的，會是原住民族獵人安全馳騁山林、守護土地的汗水，而不再是哀傷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