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過度的政治正確?美國大選後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共討論

微思客編者按:
本文是一篇讀者來稿。在來信中,作者田禾表示,本文是對前幾日推送的《川普的大勝與「意識形態」掛帥的破產》一文的回應。作者為大家呈現了「政治正確」的含義及其反對意見,剖析了「政治正確過度」是一種混沌不清的論述框架,也是一種缺乏操作性的表述,表達了在川普勝選後對「政治正確」議題的憂慮。相信大家通過此文,能夠加深對於「政治正確」的認識。我們也期待更多的讀者來信,呈現自己的思考。

田禾|現居波士頓從事科研

本屆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川普以強硬挑戰「政治正確」的姿態橫空出世,最終贏得過半的選舉人票稱為第四十五任美國總統。兩黨的支持者呈現明顯的種族差異。根據CNN的出口民調,63%的白人男性和53%的白人女性把選票投給了川普,而希拉蕊則在少數族裔群體中大幅領先。

以大陸中國人為主要受眾的一部分媒體,包括相當多的公民媒體,認為川普的勝利標誌了「政治正確」的破產和「常識」的回歸;自由派的失敗,被歸結於「過度的政治正確」。「過度的政治正確」這個詞語組合反覆出現,儼然成了不證自明的事實。然而事情真的這麼簡明嗎?

和許多重要的政治概念一樣,「政治正確」( political correctness,口語中經常簡稱PC)並沒有一個舉世公認的定義。

在二十世紀早期,英文中的「政治正確」是與共產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多用於描述布爾什維克政黨成員對黨綱的高度服從。由於英美政治中不存在布爾什維克主義者那樣高度強調組織紀律的政黨傳統,當時的「政治正確」一詞多含貶義。在今日中文語境中最相近的表述可能是「路線正確」,而這個詞的溫度也隨著政治氣候起起伏伏。

今日英文語境中的「政治正確」一般指向一種由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左翼思潮奠定的社會文化規範,其核心訴求在於系統反思傳統上被「白人、男性、基督徒、異性戀」主導的種族、性別、宗教慣例,為一般而言居於弱勢地位的有色人種、女性、非基督徒和不同性向等各種少數群體發聲。這場文化運動在公共生活中留下的印記在九十年代被《紐約時報》概括為「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要求個體避免使用可能冒犯弱勢群體的言詞,而轉用「中立」表述。「政治正確」的倫理基礎建立在一個由社會學研究反覆揭示的現象上:日常生活中的言語本身具有結構性的制約力量,這種力量比國家壟斷的暴力隱蔽得多,但比赤裸的暴力更深刻而廣泛地作用於每一個社會人身上。因此,個人消極地運用未經反思的言語可能已經構成實質的歧視。例如,「女生不擅長數學」這個論斷被眾多老師家長不假思索得使用,使相當多的女生失去信心,早早放棄數學,「女生不擅長數學」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在公共領域推廣經過批判、過濾的語言,在自由派看來,本身就是對抗結構性歧視的重要措施之一。「政治正確」的出現有特定的歷史背景,並不是所有政治上正確的事都被稱為「政治正確」。例如在美國忠於憲法顯而易見是正確的,但沒有人會稱之為「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的倫理基礎建立在一個由社會學研究反覆揭示的現象上:日常生活中的言語本身具有結構性的制約力量,這種力量比國家壟斷的暴力隱蔽得多,但比赤裸的暴力更深刻而廣泛地作用於每一個社會人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英文語境下的「政治正確」幾乎和反對聲音同時誕生。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艾倫·布魯姆(Allan Bloom)在他那本兼具才氣和爭議的《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中疾呼:左翼思潮所強調的多元文化和相對主義實質上阻滯了批判性的思考。這本書出版於1987年, 比《紐約時報》更早廣泛使用「政治正確」這個詞語組合。

弔詭的是,這本書在批判「政治正確」的同時,反而推廣了這個表述的使用。對「政治正確」的批評者而言,「政治正確」隱含了「事實不正確」的意思。此外,美國社會文化議題上的保守派的一些專屬議題,如持槍權、胎兒生命權(反墮胎)等等,有時候也被稱為保守派的「政治正確」。

在西方國家,統治高等教育的文化精英一般屬於文化意義上的自由派,與此同時保守派的反對之聲從未真正消沉。「政治正確」 同時被價值對立的兩群人使用,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表述,已經表露了使用者的價值傾向。

在中文語境中,站在「政治正確」對立面的,往往要求「回歸常識」。回歸「常識」,首先需要明確何為「常識」。但是真的有不證自明的常識嗎?曾幾何時,「上帝在七天內創造萬物」是基督徒的常識,「白種人的優越性」是十九世紀歐洲人的常識,「天朝上國」是鴉片戰爭之前中國士大夫群體的「常識」。先驗的「常識」在實證意義上恐怕根本不存在,所謂「常識」,不過是生活在某個同質社會的人群在特定歷史時期達成的若干「共識」。 當托馬斯·潘恩寫下《常識》時,他呼喚的不是什麼傳統理想,而是一種受啟蒙運動感召、基於理性主義的新規範。

人類知識和精神的進步,往往意味著既有「常識」的消解。「回歸常識」這一口號如果獨自存在,不免空洞無物,其最大的價值可能限於呼喚簡明、平易、清晰的公共論述。然而,如果需要闡明的事實本質是複雜的,論述的平易與準確多不可兼得,單強調「常識」,不過淪為口號的暴政。 西方自由派並不避諱他們創造「政治正確」是為了改變圍繞「白直男」建構的社會,要求用「回歸常識」代替「政治正確」的批判者有義務闡明他們所召喚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否則「回歸常識」四個字可以直接丟進思想垃圾桶。

「回歸常識」這一口號如果獨自存在,不免空洞無物,其最大的價值可能限於呼喚簡明、平易、清晰的公共論述。

另一種常見的批評是:「西方社會的政治正確已經過度了」。這種表述首先承認了「政治正確」存在的正當性,否則「過度」應該被「錯誤」二字代替。問題是,「政治正確」不是一個連續變化的數量狀態,而是一個基於西方自由派理想但包容廣泛的大雜燴,沒有人能列出一個關於「政治正確」的完整清單。

實際上,也很少有人反對「政治正確」試圖涵蓋的各個方面。例如不少華人移民認為平權法案(affirmation action)造成亞裔學生大學錄取分數較高是「政治正確過度」的表現,然而不可用「眯縫眼(slit eyes)」描述東亞裔也是包括在政治正確的籃子中的,恐怕沒有華人會對此持有異議。

「過度的政治正確」是一個缺乏操作性的表述。不像「太亮的顯示器」,所有人都知道當顯示器太亮時,對策顯然是把它調暗一點。 然而,「過度的政治正確」的反面是什麼,往往靠聽眾的自由心證。把焦點放在「過度的政治正確」上,常常蘊藏著「滑坡謬誤」的風險:政治正確籃子中的各種議題被想像成是聯動的,一項議題被批判,可能導致另一個議題的退步。就算能證明蘋果是爛的,說不定卻令梨子被丟掉。

「政治正確」源自社會進步的理想,其合法性和生命力需要公眾持續的討論和參與。但「過度的政治正確」是一個混沌不清的論述框架,「政治正確」不能被打包討論。有意義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當某一項社會規範被確立為「政治正確」時,背後是否有普世的道德原則作為依據?這項規範的出現具有何種時空背景?經過何種歷史路徑沿襲至今?其實踐是否依賴特定的現實條件,或者曾經受到歷史條件的束縛? 今時今日的現實條件又發生了何種變化?

需要指出,「政治正確」從來不是解決結構性歧視的萬靈丹,而只是一道被動的防火牆。一個社會中即使樹立了「政治正確」,仍然可能存在真實的結構性歧視,這毫不奇怪,由此不能反推出「政治正確無用」。

最應該警惕的,是這次美國大選中揭示的一個更加嚴峻的威脅:由於「政治正確」的主要定位是規範公共場合的日常言行,「政治正確」逐漸被許多人誤認為一套流於表面的禮儀規範,而忘記了其背後本該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準則。

當川普打著「打破政治正確」的旗幟登上舞台時,他的真實危險程度被嚴重低估了。他在總統大選電視辯論中公然說出要把對手「送進監獄」、「選輸了也不認賬」,縱容支持者打出「Trump that bitch」這種極端標語,當選後在閉門新聞會議上斥責記者,他踐踏的不僅是作為自由派政治遺產的「政治正確」,而是美國政治經過二百多年發展確立的文明底線!

可嘆今天還有人以為他打破的只是「政治正確」這張束縛手腳的緊身衣而已。川普之作為,根本不是什麼訴諸「沉默的大多數」,而是挑逗普通人的原始本能:恐懼、仇恨、和對暴力的渴望。

這種把戲在二十世紀中屢見不鮮,在二十一世紀初,我們再次遇到了,在未來的日子裡,恐怕還會見到歷史反覆押著同樣的韻腳。

WeThinker 微思客 Written by:

  • amurotw

    左膠崩潰文

    • windseeker H.

      崩潰並不是一個足夠詳盡的論述。
      就連「左膠」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