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思客|「專制」之外的習俗之用

合作專欄/微思客WeThinker

作者:李海默/微思客撰稿人

在去年的《中國的立場:現代化與社會主義》一文中,筆者曾提出,彌爾(John Stuart Mill)對民主的特性進行分析後,認為比多數人暴政更為嚴重的是民主還會帶來社會中「習俗的專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從而導致人類「集體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因此,彌爾把「個人自律」部分定義為對「習俗專制」的抵制。

如果說「多數人暴政」是顯性(或剛性)的威脅,那「習俗專制」就像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它可能會形成一個網羅,一個圈套,引誘我們墜入,等著我們心悅誠服地自動繳械投降。與此同時,除了專制的特色外,「習俗」的其他內涵向度中最重要的特性是:

一個社會共同體內部交往所使用的風俗和習慣,是普遍自由和個體自由一體化後,而得以實現的社會媒介——從這個意義上看,自律和文化並不是完全敵對的,因為自律本身也要求文化基礎。

這提醒了我們,在借鑒彌爾「習俗專制」的觀念時,首先要著手梳理中國文化中人文與理性的關鍵基礎,以求得抵制「習俗專制」自身的文化基礎,事實上,這也是重接比較純正的「五四」傳統。 1

對此文的基本主張,筆者還是有信心的,不過從政治思想史的內在脈絡觀察,彌爾的「習俗專制」論說究竟是否值得重視呢?筆者仍心存疑惑。今年5月美國學者里拉(Mark Lilla)先生訪滬時,筆者曾就此問題馳書請教。里拉是卓越的歐洲思想史學者,也以「精讀原典」功力深厚而聞名學界的,他很熱情地回信了。

我(指里拉)個人的見解一向是,習俗當然可能是殘暴的,但同時,彌爾誇大了他所身處社會的習俗的殘暴性——可能部分是由於因為與一位已婚女士的情緣,而使他遭到放逐。但從更深的層面講,他似乎沒有發現習俗是如何支持自由的:

在堅持社會規範與正派行為方面習俗做的越多,留給國家的工作就越少;如果習俗消失了,國家就必須完成本由習俗承擔的工作。因此習俗實際是社會威信的一部分,他可能會變得殘暴(就如國家那樣),但他也能夠幫助人們在彼此之間獲得保護(也如國家那樣)——而這,其實也是彌爾的目標。

里拉先生的回答給了筆者不小的啟發,他指出「習俗」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給了我一個全新的思考維度。

就在最近幾天,筆者從一本新譯出的書上找到了更進一步的理論路徑,關於「專制」之外的習俗之用,勝義紛呈,謹錄於此。這本書就是伯林(Isaiah Berlin)的《蘇聯的心靈》(The Soviet Mind: 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此書中收錄了一篇作於1952年的《人為的辯證法:最高統帥史達林與統治術》(The Artificial Dialectic: Generalissimo Stalin and the Art of Government)。其中,伯林寫道:

在正常的社會中,輿論的變化,無論是自發的或人為煽動的,都不會發生在真空裡。它會遇到各種既有習俗和傳統的抵制,並在某種程度上淹沒或稀釋於因自由社會中相對不受控制的思想感情傾向與各種陳規舊俗之間碰撞所激起的無數漩渦中。

這麼說來,自由社會中「各種既有習俗和傳統」、「各種陳規舊俗」實際參與、構成了社會運作的諸重要層面,充當了「緩衝器」的角色,防範「真空」的出現,保障了「輿論的變化」能顯示出其力量而又不至於過度。

伯林接著寫道:

但在蘇聯,幾乎不存在這樣的隨機因素,主要是因為黨和政府一直致力於將獨立思想消滅於萌芽狀態。於是出現了某種真空,任何人為煽動的觀點都很容易過頭,達到荒謬的地步,最後以自我否定收場——不但從外部世界看是這樣,即使從蘇聯內部看也是如此。

筆者認為,伯林陳義甚高,「專制」外的習俗之用,在於防範「真空」的出現,保障了「輿論的變化」能顯示出其力量而又不至於過度。我們都知道,像齊澤克(Slavoj Žižek)等人所豔稱的「以習俗、階層、語言等組成的意識形態無處不在,更多時候它只是隱藏起來而已」,已頗有市場,征服了不少讀者。

但是這樣的斷言,某種意義上模糊了習俗的獨特效用,並且過分誇張了習俗的「意識形態」性質。相較之下,筆者還是更傾心於這樣一種判斷:

全球化一直作為某種彙集所有文化習俗的貯存器而發揮作用,僅管人們只有通過某些可利用的資源——如財富、人權以及個人的流動性——才能接觸到這一貯存器,並且可能在各種制約條件下從中進行選擇和抉擇。這一進程通常伴隨著贏家和輸家。2

我們的未來正是要與「彙集了所有文化習俗的貯存器」打交道,是故更應重視與體察「專制」外之習俗之用。

君不見,民國初建時,嚴復在北京發起成立孔教公會,雖屢為後世詬病,但嚴復尚且頗能看到問題的本質,他曾這樣寫道:

嗟乎!天下豈有無教而可為國者哉!教宜何從?審其歷史風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其道至順,則從之;非其歷史風俗人心之宜、人心之安者,則可以致亂,如是則置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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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國的立場:現代化與社會主義》(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七屆學術年會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 參閱澳洲學者霍爾頓(Robert Holton)所著《全球化與民族國家》(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
  3. 參閱王憲明:《知識·習俗·政治——民國初年孫中山與嚴複對建國問題的反思與探索》,《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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