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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思客|在多元論中「發現一件大事」:以賽亞·柏林

作者:高偉偉/南京審計大學法學院講師

二十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可以被劃分為兩類。成員較大的那一類致力於分析語詞的含義以及我們使用語詞的方式。毫無疑問,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事業。但相對於渴望生活並期待從中獲得幸福的一般人來說,這些哲學家所從事的事業因為並不涉及和關切同大多數人緊密關聯的重要事情,而顯得過於枯燥、乏味。正如布萊恩·馬吉(Bryan Magee)在他的《哲學家自白》一書中將這類人類同為那些花了畢生時間磨光眼鏡,卻從不將之戴在鼻樑上去放眼看世界的人。換言之,這些哲學家僅僅是在教會生活中的人們以聰明。

以賽亞·柏林,則屬於另外一類成員規模較小的哲學家團體。他們強調自身對於人類所關注的事情的執著,諸如應該如何生活之問題的關切上。而正是這一類哲學家的存在以及他們的工作,給予生活中的人們以智慧。他們卻常常被第一類人所鄙視:從「學院派」的角度來說,以賽亞·柏林的確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哲學家。他是「膚淺」的。對於這個世界來說,這類人實在是太多了。

以賽亞·柏林並非是生活在像牙塔中的人。通過對其一生的了解,我們能夠確定其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參與我們所生活的這一大世界。像許多其他學者一樣,在二戰期間他曾在政府部門工作:先是在紐約的信息部門,後輾轉於住華盛頓以及住莫斯科的英國大使館(戰後不久)。他一生中所致力的無處不在的精彩演講,他引人入勝的性格,以及與人建立和培養聯繫的熱情,使得他受到了諸多政客、商人和學者的歡迎。作為一個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他扮演著較小的但並非不重要的角色。

在美國人對建立獨立以色列的渴望正在形成的時期,他在他的朋友查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和美國政治家之間扮演了一個中間人的角色。魏茨曼和本·古里安(Ben Gurion)對如何最好地實現以色列獨立持截然不同的態度,兩人都要求他搬到以色列,並在這個新生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一定作用(魏茨曼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參謀長)。但是,柏林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覺得自己在性格上(氣質上)不適合這個角色所涉及的陰謀詭計、明爭暗鬥。

儘管柏林作出過政治承諾,尤其是對猶太復國主義和反共產主義的承諾,但他總是使自己避免陷入對抗性的境遇當中。他不喜歡樹敵,相反,更喜歡取悅於他人。在為一個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願望毫不同情的英國政府工作時,不安地(不自在地)意識到自己的這種雙重忠誠。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適時發展的哲學便是他的這種心理的昇華。這並非是在貶低他的哲學價值:實際上在創造力方面的一些偉大成就便是由這種個人需求所驅動的。判斷一種哲學的價值乃是根據其最終成果的質量,而不是根據它的心理根源。

柏林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且相信理性討論。但是他認為,再多的理性討論也無法解決這些價值衝突;在他看來,給予任何一種價值以絕對的優先權,而不給予其他同樣聲稱是具有普遍性的價值以絕對優先權,當然不是一種解決辦法。

柏林堅持聲稱不存在絕對價值觀的主張,是否使他成為了相對主義者呢?他否認了這一點。他認為,相對主義拒絕在不同的價值體系之間作出道德判斷,且聲稱它們只是由社會決定的。柏林確實作出了道德判斷:他認為某些價值觀(而不是其他)是普遍性的。它深深地影響到了我們對人之概念的定義,即如果缺少了它們,那麼人就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的人」。也正是這些言論的緣故,才使得一些哲學家,如Anthony Quinton,認為柏林是「膚淺的」,不是「學院派意義」上的哲學家。在柏林去世前對他的一個採訪中,他承認,在最後關頭,對於終極價值的選擇是基於他對暴力和脅迫之憎恨的情感之上。

如果理性不能幫助我們解決價值間的衝突,但是至少可以幫助我們管理好它們。我們通過保持價值觀的實用平衡來做到這一點。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接受權衡與取捨,即便每一種權衡「會帶來某種不可挽回的損失」。致力於多元主義的社會和個人在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完美的而完全令人滿意的情況下,可以作出選擇。

另外,多元化社會需要寬容。如果我們能夠培養同理心,對可能與我們不同的價值觀結構的理解,那麼寬容就會變得容易得多。柏林認為,我們應該對並非生來就排斥他人的所有意識形態持寬容態度。我認為,在當今的多元文化社會中,這一點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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