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台灣立法允許社群平台把政治人物帳號封掉？｜白目觀點

中央社報導，美國國會大廈6日發生數百名總統川普支持者硬闖事件後，推特公司（Twitter Inc）即表示，由於有進一步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因此將永久停用川普的推特帳號。

推特在推文中說：「在仔細審視川普帳號 @realDonaldTrump 近期發出的推文與相關內容後，由於有進一步煽動暴力行為的風險，我們已永久停用這個帳號。」

回頭看社群媒體的出現，除可讓社會大眾可以用更便利、更主動的方式來表達意見，賦予各使用者更多揮灑的空間，也有助公共意見的形塑與凝聚。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種傳播工具逐漸成熟之後，不僅大幅降低資訊傳播的成本，且憑藉社群成員不知不覺極化的互動，還有付之闕如的法令管制，都在在塑造便於傳布虛假訊息、煽風點火的環境條件。

我們常聽到「應交由言論自由市場自己決定」的說法，這樣是把「言論資訊」比喻作「商品」，且透過開放的市場環境，讓閱聽者自行比較不同的內容之後，期待壞的資訊內容自動被淘汰。

不過，就像真實的交易世界一般，市場的淘汰機制可能也有失靈現象發生。

如何確保不同網路活動者的言論自由、資訊取得的正確性，以及是否該讓社群平台對平台上言論「編輯裁量」、是否有讓平台成為私人審查者的風險，就是接下來的觀察重點。

從言論自由被侵害談起

廣義來說，言論自由意味著我們可以擁有透過說話、著作、新聞報導或集會遊行等方式，表達一定想法於外的空間。因此，像是演說、講學、出版、集會遊行等傳統呈現，歸為言論表現自然沒有太大爭議，然而在網路上使用文字、圖片或張貼網路連結的表現，因為和前開傳統的言論類型一比，同樣具有表達自我和說服他人的意涵，所以自然也可把它們列為言論表現的一環。

因此政府如果擬具草案，要求社群平台在一定條件下移除一定言論內容、刪除其帳號等其他處置，即命業者代替政府─從事篩選過濾特定內容或資訊的工作，以防止不當或煽動言論內容的擴散，即屬言論內容本身的管制無疑。

在我國憲法之下，就必須考量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間的權衡

而在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13號中，大法官即從民主政治的運作原理，闡述傳播媒體之「公共功能」，強調立法者有妥善管制媒體的義務。

該號解釋指出：通訊傳播媒體是形成公共意見之媒介與平台，在自由民主憲政國家，具有監督包括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與監察等所有行使公權力的機關，及監督贏取執政權，意欲影響國家的政黨等功能。所以為了維護這樣的「公共功能」，政府即有在合乎比例原則的權衡前提下，進行合理管制的權限。

立法授權社群平台過濾政治言論，如何看待？

這邊要借用比例原則，這是一種權衡公／私益的觀察角度，其思考步驟就是：討論限制手段的目的是否正當，是否出於對一定公益的保障，緊接再思考限制手段是否能達成限制目的，再來觀察所有能達成目的的限制手段之中，我們是不是選擇了侵害最小的那一個，最後要注意因限制所增進的公益，是否確實優先於所限制的私益，避免輕重失衡。

而像川普這次帳號被封，就是針對政治性言論內容所做的管制；在台灣，一般認為應該出於具體迫切的需求。最著名的爭論，就是用「集會遊行法」禁止「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的行徑。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445號明白指出：在一開始申請集會、遊行的時候，主管機關若只是因為申請人有推動此一主張的想法，卻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毫無「明顯而立即危害」的事實，即不予許可或逕行撤銷許可，則無異僅因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即禁止集會、遊行，乃過度干預集會、遊行參與者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進而違反了憲法第23條所定的比例原則。

這樣的觀點，如美國Holmes前大法官所說：當人們堅信自己所說的是正確的，想要鎮壓不同的意見是很合於邏輯的；而不同危機狀態下所衍生的集體恐慌，不免放大了人民對安全受到威脅的想像 。因此對言論內容的管制審查，是不可以輕易放棄檢驗目的是否足夠正當的。

社群平台上的言論能否造成明顯而立即危害？

在平台上散布不實或煽動性的政治言論，對民主法治所生的負面結果是否迫切與具體，可自媒體影響力來輔助觀察：

第一，根據數據：2018年4月的統計，Facebook的積極使用者帳戶已達22億3千4百萬，居全球之冠（其後為YouTube與WhatsApp的15億，Facebook Messenger的13億，WeChat的9億8千萬及Instagram的8億1千3百萬餘）。

2019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也在相關裁判中提到：「Facebook 是以言論相互交換為目的的開放論壇，又憑藉其遙遙領先的使用者人數成為最為重要的社群網站，對於意圖傳播政治議程和政治理念的聲請人而言，Facebook 的利用就深具價值且不可替代，而其排除也會明顯影響聲請人與其他使用者主動開啟討論的機會（註）。」

第二，網路具備同時性（synchronicity），而有大規模資訊傳布的功能，，可以在同一時間，廣泛迅速地對多個傳輸對象，傳輸不同資訊─尤其是不實或煽動性的政治言論，進而創造輿論、話題，乃至意識型態的植入，以刺激公眾討論，操縱議題風向，影響力可謂無遠弗屆。

第三，平台演算法的變遷，都是為了極大化使用者的注意力，再依據個人偏好主動推送給個別使用者，讓不同使用者容易置身於同質資訊所共築而成的回音室之中。

尤其現代社會關係複雜，生活領域擴大，人們對於資訊固然需求若渴，但當資訊快速產出，且整理大量資訊需要高度成本 ，對於一般人來說，即難以掌控其全貌，便容易依賴特定來源，並暫時接納其所接觸的政治資訊，無論其品質好壞。

像是日本關西機場2018年9月因強颱侵襲關閉，使許多台灣遊客滯留機場，有網友即在Ptt上貼文指責我駐日本大阪辦事處態度怠惰，讓眾多旅客只能搭中國派來的巴士離開機場，該篇文章隨即在網路發酵，各方壓力直指大阪辦事處辦事不力；即便事後關西機場證實，未讓任何國家的專車進機場接人，我駐日辦事處也稱未接獲該篇發文所指稱的電話內容，但各界指責大阪辦事處的聲浪，仍一時難以停歇。

總結來說，在社群媒體上大量出現的貼文、圖片及各類網路連結，或出於使用者個人的抒發，或來自集團操作風向下的產物；重要的是，若無適當的管控機制，閱聽者在資訊爆炸的前提下，不得不隨之吞下偏頗甚或錯誤的資訊。

特別是攸關公共議題的政治資訊，若是來自熟識的社群成員，更容易引發閱聽者對相關內容的信賴，進一步改變閱聽者對政治人物的認同，逐漸改變政局的走向，所以當資訊的信賴基礎出現疑慮，此種散佈方式對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不免有所衝擊。

因此，不實甚或煽動言論在網路上的散佈，將視其言論的內容、傳播速度、衍生規模與所帶來的急迫性，不排除在個案中被認定有「明顯立即危害」的可能。

反觀，若只要求國家事後追究違法內容的民、刑事責任，一方面會因為網路跨國性和匿名性的現實條件，產生執法的困難，二方面上也不可能消化因許多廉價言論所帶來的爆炸性案件量。

所以，鑑於公權力處理案件的客觀能力，除非國家完全放棄管制公共秩序的任務，否則基於社群平台掌控資訊流動的關鍵隘口地位，要求網路中介者發動適度不過當的管制，就有設計的空間。

管制不忘監督，更該保持用對話形成共善

對照歷年「無國界記者」的報告可知：全球獨立媒體的生存日益陷入陰影，在各國意識形態及國家宣傳機制下，媒體自由備受打壓。當然，除了政府，「大型財團」收購媒體的行為也箝制了言論自由。面對言論自由的種種管制我們自然應該戒慎恐懼。

在此起彼落的事件中，可見政權對揭其瘡疤的媒體就是無法友善，並懂得運用缺乏信任、妨礙公務或國家安全等雲端口號，迴避評斷並遮掩其限制目的，我們該如何防範，當代政權為限制言論自由所丟出的種種話術？

尤其對社群平台的管制？

對照筆者另於美國電影《郵報：密戰》所涉背景一文所述：對照當年在美國越戰失利，民心思變，政府高舉國家安全大旗，拼命阻擋媒體曝光戰情失利的黑歷史。對此，我們該反思的是，為何當年聯邦最高法院，在身處戰情危急之際，仍能不疾不徐捍衛言論自由？

判決裡分出勝負的地方，正是「舉證責任」。法院認為，國家一定要證明：報導將對美國政局產生「急迫且不能回復」的影響不可，否則就不能限制文件的系列報導。

對照社群媒體的管制也是如此，所謂兩權相害取其輕，一方面我們不允許社群媒體上有惡意放出的錯誤或煽動資訊，使市民無法接近正確並完整的資訊，進而破壞政策的充分討論，讓公共監督的機制形同虛設，二方面我們也不該允許用漫無邊際的公務順行或國家安全，輕易地封殺言論自由，戕害民眾的知的權利，逐漸蠶食民主的運作基礎。

像是比較法上，社群平台若不移除違法內容，就會面臨罰鍰風險，就很容易讓網站在無法明辨內容違法與否的前提下，就先移除內容。且當用戶因為社群規模，而難以切換平台之際，網站甚至可能根本欠缺好好判定內容是否妥適的動機，就逕自採取自動且系統化的方式，讓資訊眼不見為淨。

在這二種情況下，平台都將導致過度管制，成為另類的言論壓迫者。

對此，如學者倡議，可以考慮的因應手段像是：規範社群平台讓用戶陳述意見，並說明決定理由的義務，並保障用戶言論的重新上架權，或對於社群網站過度阻擋的情況，設計一定罰鍰因應等等（註二）。

言論自由並非無敵王牌，在不實或煽動言論令意見群體極化，造成分化意識流竄的今日，也該正視其管制必要性。

換句話說，政府依照政局的發展，不排除依照憲法比例原則的精神，取得重新調整言論自由市場失靈的正當性，譬如限制特定爭議言論的主張，或因再無明顯而立即的損害，適時放寬相關言論管制的鬆緊度。

然而，管制之外，民主的政治過程之所以可貴，正因為人民有機會面對不同立場的人們，透過真誠的對話與溝通，超越自己侷限的眼界與立場，面對共同體的未來，思考「共善」的所在；若一味取向管制，最終只會帶來寒蟬效應，而適度在各種取向之間，動態保持平衡，是不可或缺的。

（本次主筆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翻譯引自蘇慧婕，正當平台程序作為網路中介者的免責要件：德國網路執行法的合憲性評析，臺大法學論叢，第49卷第4期，2020年，頁1960。

註二：同前註，頁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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