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見國際法的究極難題｜白目觀點

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看見國際法的究極難題｜白目觀點

俄國出兵烏克蘭引發世界譁然，除了一些情緒性理由外，如「拳頭大就是爽、就是熱愛獨裁者、反美帝即正義」，似乎都很難說是師出有名。

對於社會大眾來說，我們很習慣把挑釁一國元首等同挑釁一個國家；因此，當一國統治階級不爽，就彷彿理所當然能發動國家機器，要一群人去殺另一群人，佔領別人土地。這就是國際法詭異的地方——再如何召喚和平主義，始終無法否定國家發動戰爭的權利，也無法完全揭開面紗，看見背後的權貴與野心。

事實上，俄國此次出兵，除了可以從帝國擴張的野心觀察外，甚至早已透過「過早承認」兩個國家的獨立，鋪好出兵之路──即從烏克蘭東部片面宣布獨立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及盧甘斯克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有人會問，這場戰爭中，難道國際法都沒有用嗎？廢話！大部分國際法規範是這些人喬好的，行為合法與否也是他們說了算，俄國甚至還記得要用法律手段（國會授權）跟法律話術（經頓、盧同意）來包裝暴力行徑與擴張意圖──除非人民動員起來否認這場騙局。

和平，不過是這幾十年的事情

自有所謂「國際社會」以來，即便在主權概念出現之後，國際法的發展大部分都是在紀錄著人類的戰爭。而這個由歐洲列強創造出來的無政府狀態，也讓規範國家行為的條約，鮮少要求國家徹底抗拒權力的誘惑與武裝衝突手段。

國際聯盟時期的「常設國際法院」甚至在1923年《東卡累利亞地位案》（Status of Eastern Carelia）中表示，「未經國家本身同意，不能強迫它與他國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儘管二戰前已有許多嘗試，包括1928年《巴黎非戰公約》，試圖把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戰爭，認定成非法的舉動，但因實在很難明確設計定義，最終在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大戰」中，尷尬收場。

至此，各國政客才著實被自己的嗜血瘋狂嚇到。因此，出於人民對於暴力達到前所未有的恐懼與嫌惡，《聯合國憲章（下稱憲章）》中明定了「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則，要求各會員國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以免再度危及世界安全。

不過，若是出於主權獨立（包括領土完整性、不得干預內政）、集體安全之必要等正當理由，聯合國還是保留給國家和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許多使用武力手段的例外正當事由（詳見《憲章》第七、八章規定）。

但聯合國比國際聯盟較為進步的發展在於，《憲章》明文讓「和平解決爭端」（參第六章）成為法律義務——即在「未經適當、窮盡和平手段」之前，任何「非出於自衛」的武力使用（甚至威脅）都應先推定為非法。

《憲章》第33條更進一步提供了解決爭端的具體途徑，以一種苦口婆心的態度，要求爭端當事國「在爭端繼續存在，會足以危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時，應盡全力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仲裁、司法解決、利用區域機構或區域辦法，或各國自行選擇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決。」這些方法之間，並不存在孰輕孰重、優先順序的關係；不管有沒有客觀第三方介入，只要能解決爭端（註一）、解除危機就是好方法。

從而，訴諸武力已不再是解決政治僵局的選項，《憲章》鼓勵各國多利用聯合國大會或安理會來解決爭端，尤其當爭端國權力關係不對等時。

「武力非法化」已被許多國際法學家肯認為習慣國際法的一部分。二戰後，任何國家在軍事行動前都會先想好合法事由，而可「例外」出兵。在1986年《尼加拉瓜境內武裝案》中，國際法院認為禁止使用武力原則甚至具強行法的地位，不能透過相互約定而排除。

無論正當與否，侵略已是事實

除了《憲章》，有關武力使用是否符合符合例外情況，最常被援引的國際文件，包括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的《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宣言》（第2625號決議，1970年）及未經表決即通過的《關於侵略之定義》（第3314號決議，1974年）。 

回到俄國入侵烏克蘭這件事，當然不得不提《關於侵略之定義》這項決議，其所定義的侵略（aggression）要件很廣泛——幾乎所有不符合「可例外使用武力」的情況（如主權國家同意、自我或集體防衛、安理會授權維和行動），都會被推定為侵略。

具體而言，侵略要件（註二）包括：

1. 一個或一群國家；
2. 透過使用軍事武力；
3. 侵害他國主權、領土完整性，或政治獨立性；
4. 其他違反《憲章》例外允許之武力使用。

只要符合上述條件，不問結果嚴重如何，都得當作已發動侵略行為的初步證據（prima facie）——除非行為國能提出足以推翻事實之反證。可怕的是，當代國際法雖承認和平的重要性，卻未完全否認「義戰」（just war）的正當性。

近幾十年來，有多起事例不斷在挑戰「禁止武力使用」和「和平解決爭端」這兩大原則，尤其是在後911時代的全球反恐戰爭脈絡下。而本次俄國出兵就算出於人道干預，這也並非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且承認的「正當事由」，所以俄國入侵烏東地區的行為，肯定能先「推定」為侵略行為了（註三）。

尤有甚者，自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人權理事會的前身）於1977年正式提出「和平權」的概念，和平其實也開始被放在人權框架下被討論，作為全人類普遍、集體的價值，但和平權之具體保障內容，其實從未被認真確立過。

《國際刑事法庭羅馬規約》中列入「侵略罪」，算得上國際社會再一次展現決心的時刻；而侵略罪的構成要件，是在2010年的烏干達坎帕拉會議中通過的，然而批准該修正案的締約國仍在少數。

和平如果是人權，它的敵人是權力；而權力在統治者手上，在國際關係中轉化成主權意志。當濫用武力使用例外事由，成了一國權貴慾望的遮羞布，對全世界都是危險的——你討厭的美帝如此、北約如此，俄羅斯也一樣。

制肘帝國的，大多是另一個帝國。國家畢竟是擬制的人格，可以選擇服從或抑制權力慾望的還是活生生的統治階級，他們成了決定國際和平能否維繫的關鍵，這也是國際法法理中永遠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本次主筆｜資深編輯　李柏翰）

＊本專欄法白主筆室「白目觀點」，每週三更新，給您滿滿時事觀點。

 

註一：所謂爭端，係指利害關係方對一項法律規範或事實現狀之爭論（比如頓、盧兩地之獨立問題），而國際爭端即為國與國、國家與準國家或非國家實體之間的齟齬。只要那個爭端不純粹是政治問題，則司法機關就可能可以就法律部分進行裁決。如烏克蘭於2017年針對克里米亞跟烏東問題，到國際法院控訴俄國違反《制止資助恐怖主義公約》以及《消除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註二：侵略行為包括：1）武裝侵入或攻擊；2）轟炸、封鎖、侵犯領土；3）他國同意範圍外之擴張行動；4）允許其他國家使用自己的領土犯下侵略行為；5）僱用武裝非正規軍或僱用兵實施侵略行徑。如2005年關於《剛果領土軍事活動案》國際法院判決中，就有法官認為雖然一開始烏干達軍隊是受剛果邀請去掃蕩反叛軍，後來竟賴著不走，應構成了侵略行為，而非法佔領他國領土更嚴重侵害主權了。

註三：這裡暫且不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若「反擊」算不算集體防衛；也不談頓盧兩國算不算「民族自決」。法律作為弱勢者的最後武器，在俄烏衝突中更為明顯，俄國發動「特別軍事行動」後，烏克蘭深知安理會不可能有所作為，迅速以俄國「違反《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向國際法院起訴，並請求停止攻擊等臨時措施，以避免不可回復之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