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愛心氾濫的社會嗎？｜微思客

白話文的小編幫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在中國，最近一起羅爾事件引發關注，事件始末可以參考【環球網】新聞：《「羅爾」事件的真相都給你，然後都給我站住吧！》。一篇名為《羅ＯＯ，你給我站住》（為保護未成年兒童，因此抹去本名）的文章刷爆了全中國許多線民的微信朋友圈。撰寫這篇文章的是一位名叫羅爾的作家，他5歲的女兒患上了白血病，面臨高額的醫療費。

然而，他沒有選擇公益捐款，而是撰寫介紹病情的文章發到朋友公司的微信公號上──只要轉發的人越多，公司就提供越多捐款，最多50萬，而網友們打賞的錢也會用來給孩子治病。最終，羅爾的文章感動了許許多多的網友，令他不僅成功獲得50萬公司捐款，更有眾多網友匯來善款給他女兒治病…可隨著引發越多關注，有網友卻發現了這起感人的慈善活動背後隱藏許多蹊蹺，甚至可能有個目的不單純的商業行銷。

作者：許英傑｜微思客傳媒撰稿人

羅爾事件引爆互聯網，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眾覺得自己純潔的愛心被糟蹋了。但不可否認的是，如今的圍觀群眾在面對網路求助時，往往很容易上鉤、甚至主動咬鉤。求助募捐資訊在當下的朋友圈琳琅滿目，甚至許多家庭遭遇不幸的新聞在網路發酵後，本沒有求助意願的主人翁，也會收到大量捐款，有好心的受援者甚至只能原路退錢。以至於混雜其中的許多詐騙誘餌，群眾們也是奮不顧身、一擁而上咬鉤。

僅從這個現象來看，這個社會似乎真的是到愛心氾濫的地步了。大量的網路捐助行為，實際上體現為一種社會關懷，源於對他人痛苦與不幸的感同身受。

按照費孝通老先生在《鄉土中國》裡的說法，傳統中國是一個「差序格局」的社會，以家庭為圓心，向外呈同心圓狀輻射，以分出親疏遠近。在小家庭的內部是完完全全無私的個體，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而從家庭向外輻射，對他人的關懷則不斷減弱，以至於公域，則成了一塊大家都想占盡便宜的肥肉了。在當下，民眾中不斷湧現的強烈的社會關懷與愛心，似乎預示著中國社會已經完成了從傳統向現代的蛻變。

但是，對他人不幸和痛苦所產生的憐憫以及施與的幫助並非只是社會進步在道德層面的一種反射，實際上對應著一種眾所周知的社會現實，即這個社會本身缺乏對個體基本生存的兜底保護機制。當下的社會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流動性持續降低，且社會保障不足，一個人的患病往往就能讓一個家庭從小康墜向貧困的深淵。

除了少部分高薪和富豪階層以外，大部分中國家庭在面對不幸與災難時都是非常脆弱的。如果說他人的不幸能夠讓我們自然而然的感同身受，原因只在於大部分人都意識到自己並不例外，同樣裸露在災難和不幸面前，毫無保護、掩蓋和支撐。

有別於西方，我們的社會沒有大量獨立於政府體制之外的社會自治組織。這些組織本身起著社會緩衝器的作用，凝聚群體的力量，構建起一張維護社會基本正義的網路，避免出現那種「逼人於絕路、置人於死地」的極端現象發生。而恰恰在我們這個社會，因為沒有這樣的網路，在指望不上體制性力量援助時，任何人都潛在的會是下一個不幸和災難的獵物。

也許，正是這種社會整體的不安全感，才會讓公眾對他人的不幸遭遇具有如此強烈的共感共鳴。

可以想像，如果羅爾是在美國的社交媒體上發表他那篇感人至深的文章，或許不會有多少美國人願意打賞捐助。因為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人需要到網上眾籌才能治療自己身患絕症的女兒，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

實際上，羅爾所獲得的260多萬捐款，大部分都是圍觀群眾們幾塊幾塊聚攏的，那篇傳播廣泛的文章本身就吸引了許多讀者的打賞。為不幸的人和家庭打賞捐助個五元、十元，對一般人來說都不算是個事，又能夠消解自身強烈的同情與憐憫。在網路發達的今天，隨手轉發走失兒童、走失老人的啟事和新聞鋪天蓋地，甚至經常會有「輕輕一轉或許就能讓家庭團圓」這樣的話語，如此一來，不轉發似乎就背上了沉重的道德負擔了。

奉獻愛心是一件需要付出成本的事。散盡家財、傾囊相助是大愛，打賞一元、隨手轉發多少也算得上愛心。說到愛心，似乎是不能去比個高低、上下來的，否則就很容易被公知說成是「道德綁架」。但毫無疑問，愛心是有成本高低之分的。

當下社會，誠然能夠看到許多人為不幸的家庭奉獻愛心，但大部分似乎也僅僅停留在奉獻低成本的愛心上，就像打賞幾元、隨手轉發，許多明星也會在微博上轉發反對家暴、反對虐待動物這樣的正能量，但這個社會真的很少能夠見到那種傾囊相助的大愛，比如很少能夠看到大企業家們捐助全部身價用於科學家研究治療絕症，或者用於支援慈善組織救助非洲饑民。為什麼，國人對於低成本的愛心趨之若鶩呢？

一個社會信任度的高低，往往決定著普通人行為的預期。在一個社會信任度高、規則明確、法律公正的社會，人們普遍都能夠對自己行為所產生的影響具有明確的預期，一個人死後把遺產捐贈給醫學研究，是因為他知道醫學家會完全按照他的遺囑來使用捐款，不會貪腐挪用；一個人捐款給飽受洪水侵襲的災民，是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錢不會被官方慈善組織侵吞。

人們願意奉獻愛心，甚至不假思索的花費大量成本去幫助他人，也因為他潛意識裡清楚，假如自己身處絕境，社會也會毫不猶豫的解囊相助。在一個信任度非常高的社會，人們是不會對愛心有所吝嗇的，因為吝嗇愛心並不會讓自己變得更加富有，而奉獻愛心則無需太多疑慮和擔憂，反而會製造更多愉悅。

當然，很難絕對化的認為我們的社會不存在信任，相互之間嚴重猜疑、沒有溫度，但我們的確很難說服自己是生活在一個信任度非常高的社會，甚至因為我們的法律不健全、制度存漏洞、社會缺正義，而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權威和讓人敬畏的仲裁，在這樣的社會，你很難指望人們會奉獻高成本的愛心，因為很有可能這些愛心會打水漂。

汪丁丁在《三論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一文中，將道德定義為「凡是出於工具理性的考慮都不會去做的那種事」。在完全的工具理性下，每一個人都把他人僅僅當成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和手段，如此，人與人之間就會形成一種相互侵犯對方利益和自由的持續的衝突，無法形成一個穩定的社會，更遑論達成廣泛的市場交易。

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本質上是在長期的社會演化中形成的一種共識，即「保有自己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那麼也不應去干涉他人的自由」。延伸開去，如果希望別人尊重自己的財產權，那麼也應該去尊重別人的財產權，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和道德高度有賴於這種共識，而這種共識的形成則需要公正法律的嚴格執行、平等的產權保護，以及讓所有人維持自身尊嚴的足夠權利，並逐漸積累起整個社會的高度信任，沒有這種道德共識所引發的社會信任，社會公眾的愛心永遠都是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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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鼎鼎，《羅爾事件，以法治安放好愛心》，人民日報，2016年12月02日
曹鹏程，《法律應是人性的低保》，人民日報，2016年12月06日

＊　封面圖片：楊芬瑩《網路小額捐款「微慈善」 中國正流行》，風傳媒，2013年10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