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玟嶸
2023-03-02發佈
2023-03-01更新
影評《悲情城市》:悲傷的底色,漢奸的標籤,失語又徬徨的臺灣人|人文思想
「悲情」不只是戲中情緒,我們或可從「漢奸」這個規定在臺灣的變化,稍稍窺見當時台灣人的處境。
「反正法律是他們設的,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電影中,陳松勇飾演的林文雄,對時局如此表達他的看法。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人面對此一歷史時刻,多數其實並無心理準備;日本官方的報告書指出:臺灣民眾大多「一時呆然、不知所措」(註)。
林文雄對於身分的困惑憤恨,以及梁朝偉飾演的老四林文清,其聾啞的狀態暗示對命運的失語,正是《悲情城市》何以悲情的描寫。而「悲情」不只是戲中情緒,我們或可從「漢奸」這個規定在臺灣的變化,稍稍窺見當時台灣人的處境。
台灣人有當漢奸的資格嗎?
電影中林家被誣指出了漢奸,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不滿 地表示,漢奸可以這樣隨意認定嗎?那他也可以檢舉來現場的官兵是漢奸。
「檢舉漢奸」並不是電影虛構。在日本戰敗離開台灣的初期,這個情景對台灣人並不陌生。
1937 年是中國對日本八年抗戰的起始,那時政府因應戰爭制定了《懲治漢奸條例》,被認定是漢奸的人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依法可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財產要全部沒收,其他像是隱匿漢奸的行為也都有相應的處罰。
而當時漢奸的定義,軍事委員會曾說明:「凡是中國人,不論直接或間接給敵人做走狗,用種種方法來擾亂我們的軍事、破壞我們的策略、洩漏我們的機密、殘害我們的同胞的都是。因為我們是漢人,所以稱勾結敵人者為漢奸」
對日抗戰勝利後,《懲治漢奸條例》還是繼續施行。1946 年 1 月 16 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中央命令,舉行兩周的全台漢奸總檢舉,希望「全省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
但這個條例用在台灣人身上會遇到一個問題:台灣人在抗日戰爭時是日本人,就算替日本辦事,那算是「漢」奸嗎?
於是,軍統局問了司法院,司法院回覆的大意是:台灣人在光復前取得日本國籍,不適用漢奸罪的規定。但或許是當時中國太過討厭漢奸,各地司法機關仍是多次要求司法機關解釋,認為某些罪大惡極的台灣人如果不能論以漢奸,於法並不公平云云。
之後司法院再次解釋,表示「臺灣人民於中日戰爭期內,其行為構成戰爭罪犯審判條例所規定之罪者,應仍依該條例處罰。」
台灣人的政治忠 誠
經過司法院解釋,《懲治漢奸條例》確實不適用台灣人,然而台灣人仍然無法安心,因為除了判刑,對付漢奸還有別的作法。
1946 年 8 月行政院公布《偽組織或其所屬機關團體任職人員候選及任用限制辦法》,不久後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公布《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兩者內容相似;比如臺灣的規定是如果曾擔任「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或是「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那麼會喪失被選舉權、選舉權等。
那麼為何陳儀想要擴大漢奸懲治工作?除了可能是跟隨行政院發布的辦法,學者陳翠蓮認為,這與他在台統治失敗、飽受批評有關,企圖藉「台灣人是漢奸、對祖國離心離德」來掃除他潛在的反對者。
也因此,這個規定在台引起軒然大波,比如在當時甫創辦的《民報》上,其社論就認為:許多台灣人是受到日本壓迫,所以司法院才說明不以漢奸治罪,但停止公權這種將台灣人視為敵人的作法,是離間本省及外省人的感情。此外,針對台灣人的選舉權利限制,遭到中央部分官員如監察委員丘念台等人反對,甚至司法院也做出解釋,認為不應任意限制人民公權。
1947 年 10 月,一份臺灣省政府令認定這份規則時過境遷,殊無必要,所以明令廢止。
從以上的法律變易,對照《悲情城市》中林家老小的憤恨,以「戰戰兢兢」來形容光復後台灣人的處境並不為過。
眾聲喧嘩的歷史
事實上,漢奸引起的爭議不僅止於「台灣人應不應該被論以漢奸」,有研究認為:漢奸的概念,其實經常被用來當作鬥爭的政治工具。
比如國民黨早年對漢奸的態度,並沒有過於趕盡殺絕,因此被中共大肆批評;後者認為,就算對抗戰有功者,仍不能減免罪刑,或者批評國民黨的作法「看不見發動人民起來,共同檢舉和制裁漢奸的精神」等等。
把視角拉回台灣,如同前面爬梳的規定,擺弄台灣人命運的漢奸爭議,固然日漸平息,但後續在台灣發生的,是更為嚴重對立的二二八事件。
相較於電影《好男好女》對二二八事件的明確解釋, 許多評論認為:《悲情城市》 對該事件採取迴避、曖昧的態度,或者內容有錯誤。而在今日,觀看這部電影,其中對於國族認同的情節,也未必切合當今多數的認同趨勢。
舉例而言,本應聾啞的林文清,在火車上被說著日文與閩南語的民眾質問身分時,他支支吾吾所說出「我 …台灣人」,是否帶有某種被迫選擇的意味?又或者電影中與林文清交好且帶著理想性格的吳寬榮,其代表的中共背景是否能獲得共感?這都仍然是在國族議題上曖昧不明的台灣人,需要持續省思的議題。
總結來說,作為解嚴後第一部談論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不論是其直面當時台灣人面對政治情勢時的悲情,或是其呈現時人命運的藝術成就,《悲情城市》都是台灣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筆。
不論是以林家老大、老三與上海的幫派爭鬥,最後不敵國家暴力,或是林文清看似置身事外卻因命運牽扯涉入政治,本片對於林家在大時代下的命運描寫都顯得十分抑鬱。
而這樣的抑鬱氛圍,如同導演侯孝賢在接受德國《每日報》專訪時,對其作品《悲情城市》的描述:「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在街頭,你都會發現憂鬱的情緒無處不在。不知不覺在台灣長大,骨子裡就是那種悲傷的底色。」
【本文作者】
吳 玟嶸
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編輯,喜歡看推理小說,但其實更喜歡布袋戲。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與參考資料
註:如同陳翠蓮老師在參考文獻中的文章所述:「臺灣菁英日記顯示,戰爭結束之初,他們的態度顯得警覺、緊張。林獻堂(1881-1956)對於日本宣布投降極感意外,數日內一直處於精神亢奮狀態,必須依賴安眠藥方能入眠。黃旺成(1888-1978)則小心翼翼、保持冷靜、靜觀其變。作家吳新榮(1907-1967)也對日本戰敗甚感驚訝,他與朋友們既興奮又不安,不敢公開慶賀,只能到郊外、溪邊、陽臺上歡呼,日記中一再叮嚀自己謹慎小心、靜觀世界大勢。」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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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翠蓮,臺灣戰後初期的「歷史清算」(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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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世宗,後現代、歷史電影與真實性:重探侯孝賢的《好男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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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瑛,從幾個戰後審奸的案例來看漢奸的身份認定問題(194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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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7 年冬 13 號(1947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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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院解字第 331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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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院解字第 337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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