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悲情城市》：悲傷的底色，漢奸的標籤，失語又徬徨的臺灣人｜人文思想

「悲情」不只是戲中情緒，我們或可從「漢奸」這個規定在臺灣的變化，稍稍窺見當時台灣人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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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法律是他們設的，隨便他們翻起翻落，咱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

電影中，陳松勇飾演的林文雄，對時局如此表達他的看法。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人面對此一歷史時刻，多數其實並無心理準備；日本官方的報告書指出：臺灣民眾大多「一時呆然、不知所措」（註）。

林文雄對於身分的困惑憤恨，以及梁朝偉飾演的老四林文清，其聾啞的狀態暗示對命運的失語，正是《悲情城市》何以悲情的描寫。而「悲情」不只是戲中情緒，我們或可從「漢奸」這個規定在臺灣的變化，稍稍窺見當時台灣人的處境。

台灣人有當漢奸的資格嗎？

電影中林家被誣指出了漢奸，李天祿飾演的林阿祿不滿地表示，漢奸可以這樣隨意認定嗎？那他也可以檢舉來現場的官兵是漢奸。

「檢舉漢奸」並不是電影虛構。在日本戰敗離開台灣的初期，這個情景對台灣人並不陌生。

1937 年是中國對日本八年抗戰的起始，那時政府因應戰爭制定了《懲治漢奸條例》，被認定是漢奸的人會受到嚴厲的處罰，依法可以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財產要全部沒收，其他像是隱匿漢奸的行為也都有相應的處罰。

而當時漢奸的定義，軍事委員會曾說明：「凡是中國人，不論直接或間接給敵人做走狗，用種種方法來擾亂我們的軍事、破壞我們的策略、洩漏我們的機密、殘害我們的同胞的都是。因為我們是漢人，所以稱勾結敵人者為漢奸」

對日抗戰勝利後，《懲治漢奸條例》還是繼續施行。1946 年 1 月 16 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中央命令，舉行兩周的全台漢奸總檢舉，希望「全省民眾儘量告發過去日寇統治台灣時所有御用漢奸之罪惡。」

但這個條例用在台灣人身上會遇到一個問題：台灣人在抗日戰爭時是日本人，就算替日本辦事，那算是「漢」奸嗎？

於是，軍統局問了司法院，司法院回覆的大意是：台灣人在光復前取得日本國籍，不適用漢奸罪的規定。但或許是當時中國太過討厭漢奸，各地司法機關仍是多次要求司法機關解釋，認為某些罪大惡極的台灣人如果不能論以漢奸，於法並不公平云云。

之後司法院再次解釋，表示「臺灣人民於中日戰爭期內，其行為構成戰爭罪犯審判條例所規定之罪者，應仍依該條例處罰。」

台灣人的政治忠誠

經過司法院解釋，《懲治漢奸條例》確實不適用台灣人，然而台灣人仍然無法安心，因為除了判刑，對付漢奸還有別的作法。

1946 年 8 月行政院公布《偽組織或其所屬機關團體任職人員候選及任用限制辦法》，不久後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公布《台灣省停止公權人登記規則》，兩者內容相似；比如臺灣的規定是如果曾擔任「皇民奉公會重要工作」或是「經檢舉查有漢奸嫌疑者」，那麼會喪失被選舉權、選舉權等。

那麼為何陳儀想要擴大漢奸懲治工作？除了可能是跟隨行政院發布的辦法，學者陳翠蓮認為，這與他在台統治失敗、飽受批評有關，企圖藉「台灣人是漢奸、對祖國離心離德」來掃除他潛在的反對者。

也因此，這個規定在台引起軒然大波，比如在當時甫創辦的《民報》上，其社論就認為：許多台灣人是受到日本壓迫，所以司法院才說明不以漢奸治罪，但停止公權這種將台灣人視為敵人的作法，是離間本省及外省人的感情。此外，針對台灣人的選舉權利限制，遭到中央部分官員如監察委員丘念台等人反對，甚至司法院也做出解釋，認為不應任意限制人民公權。

1947 年 10 月，一份臺灣省政府令認定這份規則時過境遷，殊無必要，所以明令廢止。

從以上的法律變易，對照《悲情城市》中林家老小的憤恨，以「戰戰兢兢」來形容光復後台灣人的處境並不為過。

眾聲喧嘩的歷史

事實上，漢奸引起的爭議不僅止於「台灣人應不應該被論以漢奸」，有研究認為：漢奸的概念，其實經常被用來當作鬥爭的政治工具。

比如國民黨早年對漢奸的態度，並沒有過於趕盡殺絕，因此被中共大肆批評；後者認為，就算對抗戰有功者，仍不能減免罪刑，或者批評國民黨的作法「看不見發動人民起來，共同檢舉和制裁漢奸的精神」等等。

把視角拉回台灣，如同前面爬梳的規定，擺弄台灣人命運的漢奸爭議，固然日漸平息，但後續在台灣發生的，是更為嚴重對立的二二八事件。

相較於電影《好男好女》對二二八事件的明確解釋，許多評論認為：《悲情城市》對該事件採取迴避、曖昧的態度，或者內容有錯誤。而在今日，觀看這部電影，其中對於國族認同的情節，也未必切合當今多數的認同趨勢。

舉例而言，本應聾啞的林文清，在火車上被說著日文與閩南語的民眾質問身分時，他支支吾吾所說出「我 …台灣人」，是否帶有某種被迫選擇的意味？又或者電影中與林文清交好且帶著理想性格的吳寬榮，其代表的中共背景是否能獲得共感？這都仍然是在國族議題上曖昧不明的台灣人，需要持續省思的議題。

總結來說，作為解嚴後第一部談論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不論是其直面當時台灣人面對政治情勢時的悲情，或是其呈現時人命運的藝術成就，《悲情城市》都是台灣電影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筆。

不論是以林家老大、老三與上海的幫派爭鬥，最後不敵國家暴力，或是林文清看似置身事外卻因命運牽扯涉入政治，本片對於林家在大時代下的命運描寫都顯得十分抑鬱。

而這樣的抑鬱氛圍，如同導演侯孝賢在接受德國《每日報》專訪時，對其作品《悲情城市》的描述：「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在街頭，你都會發現憂鬱的情緒無處不在。不知不覺在台灣長大，骨子裡就是那種悲傷的底色。」

【本文作者】

吳玟嶸

法律白話文運動社群編輯，喜歡看推理小說，但其實更喜歡布袋戲。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與參考資料

註：如同陳翠蓮老師在參考文獻中的文章所述：「臺灣菁英日記顯示，戰爭結束之初，他們的態度顯得警覺、緊張。林獻堂（1881-1956）對於日本宣布投降極感意外，數日內一直處於精神亢奮狀態，必須依賴安眠藥方能入眠。黃旺成（1888-1978）則小心翼翼、保持冷靜、靜觀其變。作家吳新榮（1907-1967）也對日本戰敗甚感驚訝，他與朋友們既興奮又不安，不敢公開慶賀，只能到郊外、溪邊、陽臺上歡呼，日記中一再叮嚀自己謹慎小心、靜觀世界大勢。」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