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防治現場出發，在保護令之外，我們還能為受害者做些什麼？

撰文／勵馨基金會 公民對話處

「我可以理解大家覺得挫敗，覺得保護令沒有用，但親暴事件中雙方的關係，不會因為保護令的核發就瞬間改變。如果我們只用法律處理，而不去理解雙方的困境，就會導致『保護令看起來沒有用』。」

這是勵馨基金會資深親暴服務社工督導洪意涵的分享，從事社工服務多年來，他陪伴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受害者，也看見施暴者的複雜處境。當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民眾質疑「保護令淪為廢紙」時，我們也必須指出：保護令是一道法律防線，但如果我們不去理解親密關係暴力的本質、施暴者的困境，以及服務資源的缺口，暴力衝突仍可能不斷重演。

保護令能爭取喘息界限，也需要有人會用它

保護令不是終結暴力的唯一解方，它的作用是畫出一條清楚的界限，讓你能爭取一段暫時喘息的時間。

根據司法院與法務部統計，過去四年（2021-2024）中，違反保護令的比例約為13至14.5%，這代表保護令對85%以上的受害者是有效的。保護令能畫出一條清楚的界限，在這段時間裡，你有機會看清暴力的本質，也有機會思考「我真正想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然而，「保護令不是機器，一偵測到你們家有衝突，就會自動報警。」洪意涵指出，保護令的作用仍仰賴當事人及周遭人的警覺與反應。

比方說，一位服務對象雖然已經和伴侶分居，對方仍持續傳來不雅字眼與過激語言，這時如果保護令中有明定「禁止騷擾」或「禁止通訊」，那麼這些行為就是違反保護令，可以報警處理。但也有另一種情況，即使手中握有保護令，卻用「你再講啊！你試試看！」回應挑釁，反而可能激化對方的情緒，讓衝突一觸即發。

保護令是一條界限，安全計畫才是一張網

保護令提供了法律依據，但完整保障人身安全，需要輔以安全計畫的支持。

以勵馨服務來說，親暴社工會和當事人討論安全計畫。洪意涵提醒，許多風險的發生是因為在「我們在明、他在暗，你不知道他會從哪個角落衝出來。」實務上不少案件都是在分手後，因為糾纏不成而演變為跟蹤騷擾甚至更嚴重的傷害。

因此，安全計畫的討論也包含：若雙方原本同住，就不宜在對方面前整理行李離開，這樣的動作容易引發情緒高漲；對於情緒反覆或具控制傾向的對象，社工會建議婦女提前與信任的親友討論，設計更穩妥的分手時程與生活動線，像是調整上下班時間、暫時有人陪同通勤，或先與雇主協調，是否能短期調往其他工作據點。

即使警方已開立約制告誡書、法院核發保護令，甚至家防官聯絡施暴者並提醒保護令已經核發，都不代表危機已完全解除。在這個階段，社工會特別提醒受害者，仍須落實安全計畫，並留意日常出入，避免暴力有可趁之機。

例如，若施暴者曾多次出現在受害者住所周邊，社工會建議其暫時搬入庇護所，以降低危機衝突。最好在確認相對人情緒平穩、風險下降後，再評估是否適合返回原住所。這期間，也應設法避免讓受害者獨自行動，盡可能安排有人陪同上下班或調整行程，以策安全。

關係困境未解，衝突還會重演

在民眾想像中，家暴似乎就是一方施暴、一方受害，但在親密關係中，情緒與衝突常常糾纏難分。

勵馨曾服務一位婦女，她總在每月月底與伴侶發生衝突，討論後發現，他們家每月5日發薪，到了月底，薪水見底、壓力上升，衝突也就浮上檯面。針對這樣的案例，社工會陪著服務對象回頭看：「是不是每個月的30號都會吵架？有沒有哪一次月底沒有發生衝突？」我們稱這樣的討論為「例外探索」，假如這段關係每逢月底都會有爭執發生，那麼，總有哪一次的30號，事情沒照劇本走。那次有什麼不一樣？

婦女回想，那個月有人多送食材，月底沒再跟先生要錢，也減少了衝突。我們便會以此為起點，一起思考：如果雙方能夠一同討論、盤點家中的必要支出，這能不能減少月底雙方的壓力呢？

我們反對將暴力合理化，也希望幫助受害者在暴力關係中找到出口。我們試著梳理暴力發生的原因，不是為了替暴力找藉口，而是希望在衝突當下，能找到避免暴力發生的可能性。若關係中的雙方仍有衝突未解，未來仍可能在子女親職、財務劃分等問題上，讓衝突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相對人處遇服務資源有限，服務何時介入也很關鍵

「我不會說我們的服務對象一定是完全的受害者，也不能說打人的那位一定是完全的加害人。」洪意涵觀察，不少男性在家庭中背負高強度責任，卻缺乏情緒支持，「我遇過一位父親，每天打三份工、養四個孩子，回到家，屋裡凌亂、孩子哭鬧，他的火氣真的會上來，壓力一口氣傾洩而出。沒有人教他該怎麼停止失控，終日疲於奔命的他，就連處理情緒與衝突的力氣都沒有了。」如果在暴力初次發生時，就能有資源及時介入，協助施暴者理解並處理情緒，或許有辦法緩解衝突加劇。

目前，施暴者大多透過兩種方式獲得服務：第一是經由各單位轉介的「家暴相對人服務」；第二是法院在核發保護令時，核定的「加害人處遇計畫」。

在第一種情況中，施暴者的社工服務，通常是在受暴者接受服務後才啟動。當113接獲通報、社工介入協助受暴者時，社工會於陪伴過程中提出詢問，看施暴者是否也有意願接受社工服務。如果需要，社工會協助施暴者認識處理衝突與情緒管理，依其需求提供情緒支持、陪伴與相關服務。不過，這項服務採「自願參與」原則，如果施暴者拒絕接受，社工也難以提供更多的服務。洪意涵說，「其實很多施暴者也很痛苦，但受傳統觀念束縛，或『男兒有淚不輕彈』，難以主動求助，更不容易談及婚姻中的受傷與生活中的失控。」

第二種方式，則是當法院審理保護令聲請案件時，有可能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包含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心理輔導等項目。通常，受暴者在聲請保護令時，可自行勾選是否希望施暴者接受處遇；另一種情況則是，即使受暴者未勾選，法院在開庭過程中，法官若認為有必要，也可依職權核發。

整體而言，目前保護令中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的比例約為20%。若施暴者能及早接受處遇，不僅有助於提升其對自身情緒與行為的認知，也可能降低家庭暴力的再犯風險與違反保護令的機率。我們期待暴力能真正停止，也期待制度所提供的不只是懲罰，還包括改變的可能。

防暴不是單打獨鬥，聯防系統要啟動

「如果真的要做到協助整個家庭，目前實務現場的社工人力早已超出負荷」，假設一位社工每月收案6件，若3個月未能結案，手上就可能累積18件甚至更多。由於人力不足，社工難以提供更長期的陪伴與支持，因此在實務現場，社工在服務對象成功聲請保護令後暫時結案，是很無奈的選擇。

可問題是，聲請到保護令，並不代表危機就結束了。親密關係暴力通常會經歷三個階段：緊張期、爆炸期（嚴重暴力事件）、蜜月期（平靜與道歉）並反覆重演。實務上，社工多在爆炸期介入處遇，以化解眼前的危機；但真正能夠深度工作、釐清衝突根源的，往往是之後相對平穩的階段。若制度只在爆炸期投入人力與資源，即便短暫危機解除，雙方也難以理解衝突為何發生，更缺乏處理關係的能力。

勵馨承接政府委辦，經手中低危機個案居多，尚且如此吃緊；而在公部門，社工同時處理各類家庭暴力案件，包括尊親屬、卑親屬、姻親暴力等各種複雜關係，承擔的壓力更大...對於已聲請到保護令的服務對象，後續可能改以電訪方式關懷，難以完整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

面對家庭暴力，我們不能只靠受害者自保，也不能期待某個單位單打獨鬥，真正有效的防暴，需要整個聯防系統一起動起來。針對高風險個案，啟動「高危機個案網絡」，由警方、社政、司法等多方單位共同追蹤與介入，可採取巡邏、訪查、限制令、甚至羈押等風險管理措施。 只有司法、警政、社政攜手合作，從預警到介入，建立防線，才能真正守住受害者的安全底線。

撰文／勵馨基金會 公民對話處 受訪／勵馨屏東分事務所家暴社工督導洪意涵、勵馨研究發展處婦女服務組專員謝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