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然侮辱罪限縮？那不爽被罵，還能繼續告人嗎？｜司法動態

《刑法》公然侮辱罪規定，如果在不特定多數人可聽聞的情況下，以抽象評價的方式，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的言論，就可能屬公然侮辱行為。

（註一）

與之相對，《刑法》誹謗罪則是涉及，對他人有關可判定真偽之事實的言論發表。

例如：某電視名嘴在公開貼文的留言區中，留下「畜生啊你！」等言論。

然而，實務上因案件量激增，往往又僅是巷口對罵式、損害較輕微的案件，因而開始有人認為：用《刑法》的公權力介入處理這類私人糾紛，是否過於嚴苛？反而造成案件浮濫、檢察與法院負擔過重等問題。

憲法法庭則在今（2024）年 4 月 26 日，做出 113 年憲判字第 3 號判決，認為公然侮辱罪雖然合憲，但適用範圍要做一定限縮，結論更直接指出：未來僅涉及侵害「名譽感情」的言論，並不能用公然侮辱罪來處罰。

也就是說：不能因為自己不爽被罵，就告對方公然侮辱！

奇怪欸？不爽都不能告，那公然侮辱罪到底要來何用？

公然侮辱罪到底想保護什麼？

特定罪名要保護什麼概念，必須足夠明確，才不會讓國家有恣意侵害人民的可能。而大法官也明確指出，公然侮辱罪所保護的，是名譽權的不同內涵，並依序檢討了它們的正當性：

1. 社會名譽：第三人對於某人的客觀評價。也就是，這個言論被其他人知道後，回過頭對於受害者的再次評價。例如：聽聞某甲當街被罵「狗娘養的」，圍觀民眾便真的想說某甲是不是為人惡劣。

2. 名譽感情：對於自我名譽的主觀感受。也就是，自己被罵之後主觀感到生氣或難過等。例如：因為身材被罵是「肥」字輩的描述，而感到不快、難堪。

3. 名譽人格：應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不受恣意歧視或貶抑的主體地位。也就是，在與他人互動上，應該被尊重、平等對待的最低限度尊嚴保障。例如：批評不同性傾向者很奇怪，因此不讓他參與小組討論。

其中，「名譽感情」因為在認定上，牽涉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的主觀感受，既無從探究，又無從驗證，甚至同樣一個言論情境，對於不同人而言也可能有天壤之別的差異與效果──若是納入保障範圍，可能讓你我都難以確認進而一語成罪。

因此，大法官認為，這樣的概念不適合納入《刑法》公然侮辱罪對於名譽權的保障範疇，而應該回歸民事損害賠償的討論。

（註二）

有人可能會覺得，回歸民事責任會讓有錢人能夠隨興「賠錢了事」，不過這僅是告訴我們法律終究有它的侷限，而不代表這樣就「罰不夠重」。因為法律究責的核心邏輯是「責任原則」：你創造多少損害，就應該也只應該對多少損害負責（刑事上的罪責原則；民事上的損害填補原則）。

有別於多數意見的看法，詹森林大法官的部分不同意見書則指出：這種羞辱性言論也可能對他人造成嚴重的心理痛苦，故名譽感情在個人人格形塑、名譽權維護上，亦具重要性；加上其與社會名譽、名譽人格彼此難以劃分，所以不該將名譽感情摒棄在該罪的保護範圍之外。

所以詹大法官的結論是「名譽感情不值得受公然侮辱罪的保護」，而應去審查「對被害人名譽感情的侵害，是否已達一般人難以忍受之程度」，才不會造成對名譽權保護的不當退縮。

不該繼續保護名譽感情！

相比詹大法官的看法，筆者認為，將名譽感情排除於公然侮辱罪的保護範疇之外，並不是說人民的名譽感情不重要或不值得保護，而是因為各種潛在的弊害和綜合考量而「不適合用刑法保護」。理由有三：

一、法律不該要求人們對無法負責的事負責

首先，正如前述憲法判決所說，對於潛在的說話者而言，不同聽者在不同人事時地物的情境下，都存在著過於虛無縹緲、難以捉摸確認的主觀感受，若納入保護將使得說話者背負過重的一語成罪的風險。

再者，似乎因意識到前述風險，所以詹森林大法官也認應將對於名譽感情的保護，限縮在「一般人難以忍受之程度」。但筆者認為，這仍舊是對主觀感受的評價，依舊會有操作模糊不明的問題。

這時，基於社會上常見的報復心理，即可能因聽者的一時不爽而向檢察機關提起告訴──不管是擔心被起訴，抑或各種應訊的勞力、時間、費用，都將造成說話者的程序不利益，也可能促成普遍的寒蟬效應，讓大家不敢自在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影響實務上的偵查／訴訟不效率、負擔過重等問題。

二、避免名譽感情的二次侵害

而對於潛在的聽者而言，納入名譽感情的保護也不見得比較好。

在詹森林大法官的見解下，只有超出「一般人難以忍受之程度」的名譽感情侵害，才屬於公然侮辱罪的保護範疇，也就是說，名譽感情的保護仍舊受到某種客觀性條件的限制，而非淪為純粹主觀的恣意認定。

但值得提出疑惑的是：一來，既然希望保護的是聽者個人的主觀感受，且這個主觀感受強烈影響著聽者的人格形塑，那又如何能用其他可能和他不同的標準（亦即前述的一般人標準）去認定合理與否呢？這樣到底是想依循主觀認定還是客觀認定標準？以及真的能保護到聽者的名譽感情嗎？

再者，筆者認為，若是在評價的結果上，聽者的主觀感受和法官認定的一般人標準大相逕庭，進而因此判決聽者方敗訴，將造成用公權力加諸的對聽者感受的二次否定，相當於在告訴他：你的感受根本沒那麼重要／嚴重，反而這才是真正的名譽感情的戕害。

這也讓聽者在救濟過程中，承擔額外的不明確風險：一方面說要保障聽者感受，但實際上壓根難以確定自己的感受會不會被認可。

三、解決紛爭的方法不該只有法律

為了避免前述風險，將名譽感情排除於公然侮辱罪的保護之外，並不是說在聽者因為被罵而不爽的時候，逼你都要欣然接受、一笑置之，而其實是把回應的選擇自由交還給聽者，真正維繫作為一個「社會人」的主體性。

言論自由規範相較於其他罪行（如傷害罪、竊盜罪）的不同在於：言論基本上不會造成實體損害，因而我們有著更多的「回應可能性」。

舉凡：在受批評時用論理回擊、在網路上被不認識的人嘲諷時封鎖對方，甚至是（如果願意）嘗試溝通想法差異、或逕直切割交友關係……種種皆象徵著你我作為一個「社會人」，在應對言論表達上的不同看法時的多元解方，而不會只有「被罵就要告死他」一條路而已。

言論自由作為思想與價值觀的載體，基於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差異，本來就無法期待存在完全契合、相互認可的評價言論，而不像傷害或竊盜行為一般，有著較為穩固的評價基底，所以言論表達上的相衝突，與其依賴法律制裁，其實更仰賴人和人之間，開展更立體豐富的互動模式。

排除名譽感情這種主觀想法的保護，除了避免前述各種風險之外，其實也在告訴我們：對於各自評價的想法落差，不會因為一只判決的勝敗就塵埃落定。

如果我們期待兩人之間的言論／想法衝突，可以靠公權力制裁的否定就沒事的話，那只是讓你我的互動模式變得非常扁平且單一，並使得原本應該多元的思維可能變得對立且二元，反而大幅退縮你我作為一個「社會人」互動的可能與想像。

「講不贏，只能告」這樣的輪迴，是你要的嗎？

【本文作者】

張哲瑜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四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