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補貼老人健保費，為什麼會產生世代不正義？｜公共倡議

日前新聞提到，多名藍白立委提案修訂《老人福利法》，要求讓「所得稅稅率」20% 以下的老人免繳健保費，費用由中央全額補助。

根據估算，此一補貼將高達 359 億，且隨著人口老化──到了 2049 年，未來每年將支出高達 691 億的經費。「老人福利」此一議題，在過去十年中，在各式大選經常被提起；不只補助老人健保費，像是老人三節獎金等，都是隨處可見的政見內容。

討論這議題，不僅要從能否有助老人福祉或促進平等的角度去看，更應從整體國家發展看待。

我們必須要認知，毫無疑問地，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女）化將會是台灣社會政策的核心，如何運用有限預算應對這兩大問題，會是重中之重。

作為一個社會投資福利政策的擁護者，本文將嘗試從社會投資和世代正義的觀點，提出為何目前《老年福利法》的修正草案，欲提高老人健保費的補貼，跟前述觀點是矛盾的。理由有三。

社福支出的比例已失衡

簡言之，目前台灣的社福支出分配，已過度著重老年人口（可參下圖）。

根據主計處統計，如在 2022 年，約有一兆一千億以上的經費花在老年相關福利。要注意的是，這還已是經過 2018 年「年金改革」後的結果。

其中，因老年人口對於健康和醫療需求較高，早已動用大宗台灣健保經費；隨著人口老化程度上升，其他社會支出花在老年人口的比例也會逐年提高──像是勞保，如果未進行改革的話，相關支出難免大幅躍進。根據勞保精算的結果，潛藏負債已經高達 13 兆。

如此一來，在稅收有限的前提下，先補貼勞保、再提高健保費的補助，勢必會嚴重排擠其他人口群可動用的預算。如根據下圖資料，台灣目前一年花在「生育」與「家庭與小孩」的經費，也就不過兩千億左右；若像媒體所說，未來每年還要補貼勞保至少 1200 億的話，將會產生「世代正義」的問題，也讓台灣的社會政策欠缺積極性與投資性。

（上圖資料來源：主計處）

不具社會政策的積極性與投資性

在目前國際社會政策的主流討論中，都強調「社會投資」的重要性。

社會投資的理念，是認為社會政策應具備積極性和投資性，希望能夠協助個人累積技術能力，以積極預防個人或是家庭，落入貧窮或健康等社會風險；而非等到個人已落入貧窮或遇到社會風險之後，才透過社會政策彌補個人或家庭面臨的經濟困境。

目前的「老年健保補貼」草案，從輿論觀之，較無相關討論和認識；推測其主要目的。應在促進「所得重分配」。就此而言，其實並不具備積極性和投資性。

因為這樣的做法，並沒有辦法協助老年人降低醫療需求和風險。這一點，就與社會投資強調積極事前預防，有所牴觸。與其如此，倒不如把資源投入於「活躍老化」（如健康體能或慢性病管理）等政策，透過許多社會服務協助老年人口維持身體狀態，降低老年人的健康風險，並延緩醫療需求。

總體而言，這不僅可以降低健保支出，也能讓老年人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一味補貼健保，不利永續發展

任何福利國家的永續發展，是建立在人口均衡或是紅利上。繳納保費和稅收的人口越多，國家更能永續發展下去。換句話說，國家之所以能長長久久，都必須建立在下一代的支持上。

因此，世代正義一直都是社會政策中重要的議題。目前補貼老人健保費的草案，雖主要目的是想降低所得不均，但我們卻沒有任何證據能夠顯著證明，這樣的做法可有效促進所得重分配。

另一方面，健保制度本身就具有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尤其是對醫療需求和風險較高的老年人口來說，其能從健保體系中獲得更多照護資源。因此，若另加補貼老人健保費的話，就很有可能對老年人口進行了兩次的補貼和重分配，無疑將引起另波不公的質疑。

就社會投資和世代正義的觀點而言，相對把大多數的財政資源投注於老年人口上，我們或許可重新檢討台灣目前社會政策的資源配置，讓未來的國家主人翁獲得更多的資源。

我認為，如能把預算資源轉移到解決少子（女）化，並鼓勵更多人（如女性或是老年人）進入勞動市場──如透過家庭政策，讓女性能持續待在勞動市場工作，並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給女性以及其他不容易找到工作的人口──成功提高勞動參與率，國家的財政與經濟才能永續發展下去。

因此，欠缺配套即一味補貼老年健保，不僅會造成世代不正義，更可能使台灣作為國家的永續發展出現更大問題。

放眼韓國的作法？

必須要承認的是，目前台灣社會救助體系的功能不彰，並非所有經濟弱勢的老年人口都可獲得健保費補貼。因此，本文認為，不得不的話，可學習韓國「基礎年金」的做法。

他們以老年人口為主，利用所得調查，找出整體老年人口群中所得最低的 70%，領取均一給付的年金。此時，若要由中央政府補貼老年人口的健保費，會透過所得調查，設定全體老年人口中所得最低的 10%，發放健保補貼。

依據衛福部的資料顯示，目前老人健保補助的人數約 11 萬人，其補助金額為 9 億 8,468 萬元。而目前台灣老年人口約 400 萬左右，如果要補貼 10% 的老年人口的話，那麼應約 40 萬人左右。

因此，預算負擔將會降到 50 億以下。這樣一來，在財政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就能有更多的預算資源可以投入其他具有積極性、投資性的活躍老化政策，與其他可促進生育率及勞動參與率（女性、中高齡和老年）的政策。

藉此，台灣才能更貼近所謂福利國家，其社會政策也才更能落實世代正義。

【本文作者】

葉崇揚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