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可以強迫別人道歉嗎？大法官說不可以，其他國家又是怎麼做？｜國際瞭望

本來這個問題，在 2009年時，大法官認為：權衡各種情況後，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澄清事實，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的啟事，如果仍不足回復被害人的名譽，法院還是可以用判決命加害人公開道歉，來回復被害人的名譽。

不過，有群被判決要求刊登道歉啟事的人們，可就無法認同了。包括報章編輯、新聞記者以及國立大學法學教授（註一）在內，認為法院判決他們必須道歉，並刊登相關啟事在報紙頭版、臉書置頂貼文等處，以回復被害人的名譽，並不是一種「適當處分」，也就提起釋憲，要求大法官再次檢視這樣的要求是否妥適。

大法官這次認定，強制公開道歉太超過，過度侵害言論自由

2022 年的 2 月 25 日，憲法法庭做出了判決，推翻以往的肯定見解，認為法院用判決命當事人公開道歉這件事，違憲。理由如下：

首先，消極不表意，也是言論自由的一種表現。

大法官認為，言論自由包含「積極表意和消極不表意的自由」；國家法律如強制人民表達主觀意見或陳述客觀事實，也是一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不表意自由更涉及道德、倫理、正義、良心、信仰等信念與價值，攸關內在精神活動的自主決定，為了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完整是不可或缺的關鍵。

因此，國家如果強制人民公開道歉，以致人民必須發表自我否定的言論，顯然是強度很高的干預。且強制公開道歉等同逼迫人民表達意見或立場，這種受到強迫的言論，並沒有更高的價值。其次，除了強制公開道歉，只要用刊載「判決勝訴啟事」的方法，就是侵害更小且有效的手段。

這是因為，當法院用判決命加害人向被害人道歉，並由被害人逕以加害人的名義刊載道歉啟事，再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對加害人來說，道歉並非出於真意，而這樣心口不一的道歉，是否有達到填補損害的正面功能，是很有疑問的。因此，法院應該在眾多手段中，選擇有效但侵害最小的方式。如果為了回復名譽，採行像是 在合理範圍內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被害人勝訴判決的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就不得逕自行採行侵害程度明顯較大的強制道歉。

看到這裡，讀者應該可以發現，到底該不該用判決命道歉涉及言論自由與人格保障之間的衝突。不只台灣，世界其他國家的法院也紛紛碰上相同難題，那麼各國又是怎麼處理的呢？

美國：兼顧公益與人權，再來判斷命道歉是否適當

首先，有美國學者認為，就法院能否命道歉，應先思考命道歉能夠傳達給公眾什麼訊息（如表達法院心中的社會正義標準），又或者當加害人用侮辱性言論貶低受害人價值，法院命其道歉，是否就能改變雙方的權力失衡，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法院既然可以適時介入調整社會不平等，美國法上其實也並未明確禁止法院命加害人道歉。那麼，重點就來到法院該怎麼命道歉才適當，學者整理出了法院所參酌的五個要件。

第一個是「誠摯」(The Sincerity Objection)。贊成此要件的學者認為，真心道歉才能發揮效果，加害人必須理解受害人並真摯悔悟，才能避免再度發生。反對的學者則認為，此要件並不實際，因為受害人自己也知道道歉不是出於真心，並了解加害人某種程度上會言行不一。但受害人還是比較喜歡聽到加害人說抱歉，有時甚至在看到加害人說出他並不想說的抱歉時會感到滿足。

第二個要件是「殘酷」(The Cruelty objection)。因為強迫並違反意願的道歉可能使加害人心生屈辱，不過另一方面，從被害人立場來看，道歉也最能幫助被害人。也就是說，這個要件在於權衡加害人心理不適的「殘酷」程度，以及受害人透過道歉修復生活的程度，兩者孰輕孰重。

第三個要件則是言論自由，也就是考量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 Concrens)。最高法院認為，言論自由也保障人們對於某種想法的緘默權；且不只自然人，一般認為不具思考能力的法人也能享有言論自由。由於法院命道歉會涉及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同時命道歉也是民事上回復名譽的救濟手段，因此，在兩者權衡下，言行舉止如果涉及公共利益，應肯認個人陳述信念的權利還是可以受到適當限制。

第四個要件是「作為適當的修復」(Compelled Apology as an Appropriate Equitable Remedy)，也就是在兼顧人權的前提下，考量道歉是否為適當的回復手段。各州法院對此意見分歧。例如，明尼蘇達州跟賓州的法院並不贊同命道歉是適當的手段，認為對加害人構成羞辱及貶低，只會增加怨恨而無益人權。不過紐約州的法院則表示這樣要求是合理的，且有平復歧視的必要性（法院之間的分岐點在於：強制道歉是在「懲罰之前的行為」，還是「修復日後的傷害」（註二））。

最後的要件則是「收益遞減」(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由於連續的道歉會讓道歉價值越來越低，並對公眾造成負荷，最後讓社會停止關注而失去意義。因此，過度堅持公開道歉，反而有失經濟效益。

日本：命刊登謝罪廣告限「澄清事實，表明歉意」的程度

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31年（1956年） 7 月 4 日的判決中，認為《民法》所謂的「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第723條參照）」，包含命加害人刊登謝罪廣告。並沒有侵害《日本國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憲法第 21 條參照），也不能說有侵害意思表示與良心自由（憲法第 19 條參照）。

最高法院同時也提到如何落實道歉判決，認為直接強制加害人（如直接將加害人本人帶到被害人面前要求低頭道歉）將造成人權侵害，且刊登內容也需依照加害人的意思決定，因此當加害人不願意刊登謝罪廣告時，可以代替其履行。但為避免過度侵害加害人的意思自由與良心自由，命道歉的內容應限於 「單純澄清事情的真相並表明歉意」【註三】 ，且不構成屈辱性侵害，才是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不過，法院會依情況，具體指定下標、文句、標點符號，不一定會依照被害人的請求。因為就算要道歉，內容原則上還是由加害人決定，但這麼一來被害人就算對履行內容有問題也無法爭執，這樣真的是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嗎，可能會有疑義。

另外，謝罪廣告都會刊登在哪些媒體上呢？經學者整理判決可知，首選應是刊登過名譽毀損言論的媒體本身。由侵害來源的媒體刊登謝罪廣告，就能讓那些之前被誤導的情報接收者收到道歉及訂正。不過，如果無法這麼做時，在其他大眾傳媒上刊登謝罪廣告，也能夠當作執行的替代選項──此時就該綜合考量「違法程度、名譽回復的狀況，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判斷應該要在「報章雜誌、新聞或廣告」上露出，甚至考量是否應進一步刊登在「全國性」媒體上。

韓國：法院命刊登道歉廣告，侵害「良心自由」及「人格權」，違憲

韓國全員裁判部（相當於我國憲法法庭），在 1991 年 4 月 1 日，全員一致通過，認為 民法第764條「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在解釋上包含了法院可以命加害人刊登道歉廣告──然而這樣的解釋侵害憲法上的良心自由及人格權保障，因此違憲。

所謂的良心自由，規定在韓國憲法第19條，也就是「所有國民都具有良心的自由」。該條保障人民內心的領域不受國家侵犯。所謂的良心，包含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主義、信念等──個人內心價值、倫理性判斷通通都算。而且國家原則也不能強制個人對外部世界表明看法，否則就侵害沉默的自由。 全員裁判部認為，命刊登道歉廣告是對基本權的限制，手段不僅無法達到目的，程度也太超過，逾越比例原則。

換言之，在解釋「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的時候，因為有多種意涵的解釋可能，要盡量選擇合乎憲法精神的結論，不該選違憲的那一種。 而韓國在 1990 年加入《公民及政治權利公約》，公約明定選擇信念的自由，不受任何強制侵害。但是命道歉廣告的舉動，卻要求加害人違反本意道歉（加害人總是認為自己沒有毀損他人名譽），這種透過國家強制發動的意思表示，是一種最糟糕的仁慈，對加害人構成屈辱，牴觸憲法所保障的良心自由。

再從內容來看，道歉廣告的具體內容是由國家權力決定，無關加害人意思，卻以加害人名義對外表示。為了保護自然人及法人的人格發展，國家這樣做，不但無視人格權，甚至帶來扭曲人格的風險，危害憲法所保障的人性尊嚴和人格權。

最後，判決中提出了替代方案，認為 「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配合個案可刊登：「民事損害賠償判決文、名譽毀損罪的有罪判決文，或名譽毀損報導的取消廣告」 等內容。

結論：贊同憲法法庭的結論，但在細緻化的過程中，該注意「適當處分」的範圍

看完台灣大法官的見解，跟各國法院的見解後，筆者想提出一些省思。

首先，我國沒有像日本或韓國一樣，將良心自由獨立明文，而是基於言論自由來討論強制道歉。，認為言論自由包含積極表意與消極不表意的空間，這跟美國法的論述較相似。

接著，大法官提到判決命公開道歉，除了違反加害人本意外，心口不一之道歉，是否能真正填補被害人的損害，亦有疑義。這似乎是認為道歉要「誠摯」。不過筆者其實較贊同美國法上的的反對意見──雙方都鬧上法院了，也該心知肚明難以強求真摯的道歉，甚至加害人「不甘願但還是要道歉」反而較能滿足受害人。也就是說，在填補受害人的損害上，道歉有沒有出於真摯，或許並非考量要點。

最後，我國跟韓國採取相同的替代手段—由加害人負擔費用，刊載「判決勝訴啟事，或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刊載於大眾媒體」，不過這裡應可參考日本法，即綜合考量當初名譽毀損的言論是怎麼刊登的、違法程度、名譽回復的狀況，及被害人的精神痛苦，來判斷要落腳刊登大眾媒體（如誰說了毀損言論，就要求他們澄清更正，最為適當）。

【本文作者】

賴宜欣

台北大學法律系法學組學士，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特別研究生，現為執業律師。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

註一：請參高等法院 108 年重上更（一）字第 164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皆為聲請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的案件事實。

註二：在法院注意不誤用強制道歉作為羞辱加害人的手段，而僅作為提供平復傷害的適當方式下，強制道歉應該可以當作法律所指的「適當回復方式」。

註三：例如：刊登「前開節目及報導和真相不一致，導致您的名譽受到傷害而造成您的困擾，在此敬表歉意」 的道歉文。

【參考資料】

1.高等法院 108 年重上更(一)字第 164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4 年度上更(一)字第 14 號民事判決。皆為聲請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2 號判決的案件事實。

2.「Say You ’re Sorry: Court-Ordered Apologies as a Civil Rights Remedy 」，Brent T. White，Cornell LawReview，Volume 91 Issue 6，September 2006，Ariticle 2，p.1293-1303。

3.最高裁判所昭和 28 年(オ)第 1241 号；昭和 31 年 7 月 4 日大法廷判決，最大判昭和 31 年 7 月 4 日民集 10 巻 7 号 785 頁

4.「謝罪広告請求の内容とその実現」，和田真一 ，立命館法学 2009 年 5・6 号（327・328号) ，頁 1021-1024。

5.전원재판부 89헌마 160, 1991. 4.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