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加重與擴大處罰，真能解決「黃牛票」問題嗎？

針對黃牛票的管制與處罰，文化部近年祭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簡稱「文創法」）的相關規定。實施至今已超過一年，雖然文化部的報告指出目前已有「成效」與「初步效益」，但自去年底以來，演唱會搶票的情況依然屢見不鮮。

例如，台灣的周杰倫演唱會、日本 YOASOBI 巡演或韓國的 aespa 表演，都出現了所謂的「秒殺」現象。無論是粉絲的購買力旺盛，還是黃牛票販橫行，這樣的現象似乎與文化部當初推動修法、希望「讓民眾平等參與藝文活動」的初衷，仍存在一定的落差。 本文就是要來探討，這樣一味加重與擴大處罰，真的能解決黃牛問題嗎？

先來鳥瞰處罰規定

如果說「黃牛」指的是，那些並非為了個人使用，只是希望轉售票券圖利的人。前述文創法就是用來針對黃牛。該法會按票券張數，課處黃牛「定價 10 倍至 50 倍」的罰鍰。

甚至，如果有人用虛偽資料等不正方式，利用電腦等設備購買而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還會處罰這樣的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不過，早在文化部出手修法之前，現行法已有不少處罰黃牛的條文，所以整體趨勢就是要逐漸增加處罰條文。

第一個是《社會秩序維護法》（簡稱「社維法」）。針對運輸、遊樂票券，它禁止「非供自用購買而轉售圖利」。違反的話，會 3 日以下拘留，或新臺幣 1 萬 8000 元以下罰鍰。

第二個是《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簡稱「運產條例」）。如果有人就販售的賽事或活動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由主管機關就會按照適當販售價格，處以 10 倍到 50 倍的罰鍰。另外，如果是拿「免費票券」轉賣，也會處每張票券新臺幣 1 萬 8000 元以下的罰鍰。

同樣的，如果有人針對運動賽事或活動票券，用虛偽資料等不正方式，利用電腦等設備購買而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運產條例也會處罰這樣的人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現行法的未解之謎？

雖然現行法不斷加重與擴大處罰，不過筆者覺得，仍有問題待解決如下：

1. 罰賣不罰買？

如果說，處罰是為了「使民眾平等參與藝文活動」，那為何只處罰黃牛，而不處罰向黃牛購買票券的人？有需求，才會有供給──從這樣角度來看，那些向黃牛購買票券的人，其實也破壞了票券買賣的市場秩序，反而才造成其他民眾無法平等參與藝文活動？

2. 轉賣免費票就不罰？

從規定的文義來看，文創法的規範對象，似乎不包括「全面或部分免費入場」的「藝文表演票券」；相對於此運產條例則有把免費票券，納入處罰範疇──當時的目的是因為，其「同樣侵害民眾觀賞運動賽事或活動權益」。

所以說，為何立法者在設計文創法的時候，就認為免費的藝文表演，就不會有類似情形產生？藝文表演如果同樣在室內密閉場館舉行，也應會產生排擠效應吧？

當然，這也有可能是因兩部法律在立法步調上的先後不一，運產條例比起文創法，足足晚了快一年才制定所導致。不過，這至少顯示，立法過程見樹不見林、體系不一貫。

3. 幫買票、收手續費錯了嗎？

現行規定下，只要以超過票面金額或是定價販售，就可能會面臨 10 倍至 50 倍的罰鍰──這或許是呼應立法過程中的重罰浪潮。不過，只要是「超過定價」販售，就一定會「嚴重侵害消費者以『合理價格』參與藝文的活動權益」嗎？

因為，如果是幫忙搶票而收取一定報酬、手續費的情形，這樣也會符合「超過票面金額或是定價販售」的規定，而被迫面臨高額罰鍰。

雖然近期有法院判決認為，前述情形既然是幫別人買，就不算是「非供自用而購買票券轉售」，也不會算是文創法或運產條例所禁止的「黃牛販售行為」（如臺南簡易庭 113 年度南秩抗字第 3 號刑事裁定參照）。

不過，只要條文沒有修正，或法院尚未統一看法的話，這樣的認定爭議還是會繼續存在。

4. 處罰所要保護的利益不明？

刑罰存在的正當性，是建構在「保護法益是否足夠正當」的基礎上。那麼，為何有必要針對「以虛偽資料，利用電腦等設備購買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的行為，動用刑罰？

如果行為人是盜用實際存在的人的個資來買票的話，那麼就已經會落入「偽造、行使準文書罪」的處罰範疇了。

如果行為人是利用電腦程式等方式，不當入侵售票網站的後台的話，那也可能會涉及「無故干擾電腦罪或是電腦詐欺罪」。既然如此，為何需要疊床架屋，額外修法以因應？

文化部提出的理由是認為，之所以可以動用刑罰，是因為這些人的行為，是拿虛偽資料去搶票，已經「影響一般民眾公平機會購票權益」。但此種簡略的說法似乎還是無法具體說明，為何我們要用刑罰，去評斷行為人與一般人之間的搶票能力？

5. 比對國外，處罰過重？

相較日本與南韓的相關規定處以「1 年以下有期徒刑」，台灣直接把刑度提高到「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似乎就有刑罰過重的疑慮。

假設刑度足以反映立法者對特定行為的評價，那麼同樣是最高處以「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類型，各位認為，「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購買票券，取得訂票或取票憑證」所產生的危害，可不可以與單純毒駕、酒駕等不能安全駕駛行為相提並論呢？

結語

近年來，日本和南韓為了解決黃牛問題，採取了「雙管齊下」的售票模式，試圖減少票券黃牛的行為。這種模式包括： 實名制購票：要求購票者需以個人真實身份登錄系統，確保門票無法輕易轉讓或倒賣，這樣能夠有效追蹤票券的合法性和持有人真實性。

• 抽選制：部分熱門演唱會和賽事採用抽選制，讓系統隨機選出中籤者購票，以減少搶票時的技術性操作。這一措施避免票券集中於少數人手中，減輕黃牛囤積票券的機會。
• 優先購票權：例如演唱會會有付費會員優先購票的制度，讓真正的粉絲有機會優先選位和購票，提升忠實粉絲的購票權益。

台灣可考慮借鑑此模式，減少黃牛行為。例如，宇多田光近期在日本的演唱會就採用了這種雙重保障售票方式，確保真正的粉絲能夠公平參與。這種方法比事後懲罰黃牛更有效，因為事先建立的規範能更全面保障消費者享有公平機會，並維護他們對於參與活動的美好記憶。

若要採取懲罰措施，相比於「直接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結合「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並配合實名制和抽選制，可能更能達成保障購票公平性的目標，同時對人民的侵害也較輕微且適切。

然而，售票平台是否願意配合推動實名制和抽選制，立法委員是否會支持並在法條中具體規定這類義務，仍需觀察未來發展，同時也需要讀者的支持與關心。

【本文作者】

陳佑哲

台大法研所刑事法組在學生。討厭佶屈聱牙、艱深晦澀的法律用語與理論，喜歡發掘、反思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刑法規訓。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