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證據就該無罪推定？性騷事件衍生「取消文化」的光與影｜人文思想

取消文化是什麼？

有別於一般的「意見表達」，取消文化不僅是眾人以自身價值觀對於社會事件做出評論而已，其中更隱含：整體社會對於爭議行為人須「付出代價」的強烈「指涉」。

換句話說，取消文化已經超越一般打打嘴砲的程度，更是展現出一種「訴諸代價的意圖」。

過往最著名的取消文化案例，除了強尼戴普因為深陷家暴風波而遭換角外，也包括 #MeToo 運動中被指控性犯罪的名人們，如好萊塢知名製片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和影星凱文史貝西（Kevin Spacey），皆因此被影視產業切割、剝奪工作機會。

而回到台灣，近期的事件像是：民運人士王丹因身陷性騷擾疑雲，遭清大人文系學會發出聲明要求校方停止下學期的授課；國家影視聽中心董事長藍祖蔚，遭指控是性騷擾慣犯，不久後便以「最後一日上班」為對外回應（但不確定是被去職，抑或是主動請辭）。

另外，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理事長吳乃德，也因遭指控 13 年前性騷擾營隊學員，而發出概括性退出公共場域的「社會性自殺」聲明（註一）。

站在法律的視角，一般我們會認為這類對於某人的負面批評，可能涉及誹謗的問題；但在取消文化的風氣下，這種「毀損名譽」的行為，似乎變成了對抗加害勢力的籌碼。

難道這樣誹謗的行為，也可以被正當化嗎？

誹謗的正當化

在《刑法》上，若是故意傳布足以降低某人社會評價的具體事件，可能會成立誹謗罪；但法條也有說，如果所講述的事情，可以被證明為真，且和公共利益有關的話，就可以不用受到懲罰。

但前面說的「可以被證明為真實」並不是要讓發布言論的人負起證明百分之百正確的舉證責任，而是如司法院釋字第 509 號中所說「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即可。

也就是說，若發布言論之人經過一定程度的查證，有相當的確信認為內容是正確的，這樣言論就可以發表，而不該受到處罰（註二）。而在今年 6 月，憲法法庭則再次對誹謗罪的正當性做出審查，同時也對什麼叫作「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做出了更加細緻的分析，其補充內涵為：

1. 經合理查證程序

2. 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內容為真實

3. 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的惡意

上面三個指標，最容易起爭議的，也許就是「合理查證」，大法官認為：可在個案之中，檢視言論散佈的方式、損害名譽的影響，又或言論對公益論辯的貢獻度等，藉此界定行為人是否善盡「合理查證」的責任。

扣回前面的討論，簡單來說，只要符合一定的查證要求，法律便會給予對於公眾人物的評論較大的呼吸空間（近期類似案件如連結），讓這類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能受社會公評與檢視討論，同時也衡平公眾人物與一般大眾在社會地位上的權力不對等。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取消文化的功能又是什麼呢？

取消文化的功能？

從前面可以知道，基於法律的相關保障，對於公眾人物的批評儼然形塑了人民的「輿論籌碼」，讓一般大眾可以透過號召集體抵制，訴諸對於爭議者的「另類代價」（如消除工作機會、降低其名聲等，而不同於傳統的法律責任），藉以維護社會公益或消除弱勢不利的地位。

但，這類咎責機制，不該是法律的專屬任務嗎？

筆者認為，取消文化擁有類似法律「咎責機制」的特質（也就是前述「代價的訴諸」），其實正體現了它的核心意涵之一：「權力代償」（註三）。

可以試想，司法作為相對消極／被動的權力，沒有起訴、沒有審判；且有其穩定運行的內部機制（如開庭審判的程序、查驗證據的步驟等）──非經穩健查核，是不會輕易定下一番論據。

更重要的是，判決也有它的極限，例如：前述 #MeToo 運動中的受害者，即便敢對加害人提起告訴，希望法律就性犯罪事件，向加害人咎責；同時，法律卻也可能無從防免加害人利用其社會優越地位，或是產業影響力，對受害者做出事後報復，像是暗中以工作表現不佳為由裁撤其職位，或是要求同行不要任用等作法。

種種行徑，都讓受害人實質因為其與加害人間的權力不對等，而被欺壓；而這都是法律──也就是傳統集中化的咎責機制──難以防免甚至進一步排除的社會陰暗面。

由此，取消文化對於加害人「付出代價」的強烈訴諸，便形同一種補強法律咎責機制的權力來源，填補法律既有規則下無從保障到的地方，形塑一種相互協作。像在台灣眾多性騷事件的例子中，透過取消文化的運作，原則上就能讓加害人與其同行不敢搞小動作，並讓法律能夠適當發揮它體制內的咎責功用。

此時，社會對於「加害人代價」的集體訴諸帶有更高的目的性，因而強化了對該類「加害源」的敏感度，讓同樣受害的情況更能被社會看見與注意，達到一種強調（highlight）的功能（註四），而這也是筆者認為取消文化的核心意義。

再來，所謂「另類代價的訴諸」的重點自始不在結果，畢竟爭議人究竟會不會真的被取消，並非所有人能共同掌控的，毋寧更關注在應然層次上的意涵，也就是對於特定「加害源」的評價，由此也才扣回前述提及，「權力代償」為何作為取消文化內涵的緣由。即取消文化並非要取代法律的咎責機制與地位，而是適時地給予被害人協助，讓群體之間的運作更加衡平。

取消文化背後，我們該注意什麼？

雖然取消文化帶給我們一種補強法律既有機制的可能性，但回過頭卻可以發現，法律在既有機制下的侷限，其實是對人民的保障。

這是因為，如果不適當限縮法院的運作，便可能傷及無辜、造成過廣的打擊。而這也正是社會在面對取消文化時需注意的地方──輿論的發動，除了誹謗或公然侮辱等處罰外，比較沒有法律拘束；若不加諸謹慎的心態，任何輿論的影響都可能造成無以挽回的損害，正如開頭提到的強尼戴普事件，便展現了取消文化形塑標籤和汙名化的潛在危險。

取消文化讓我們看見言論自由的另類展現，但仍願不會另類質變為威權運作。 換言之，由國家公權力所造成的寒蟬效應，或仍可透過立法端的規範，或司法端的審查加以導正；但當人人過度克制，不斷自我剪裁、自我審查，係源自主流社會不合理的意識形態；其間帶來的幽微權力關係，這部分可說是，人們自行豢養長大的另類威權了。

【本文作者】

張哲瑜

台大工商管理學系大三生，尚在探索人生的辯論俗人。

【本文核稿】

網站主編，王鼎棫

註腳

註一：聲明如下：「我已經失去社會的信任。不受社會信任的人，不應該參與公共事務。我的政治論述、演講、講學和倡議，乃是參與公共事務的行為。即日起我退出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也不再參與公共事務。」附帶一提，各政黨相關爭議可參：ETtoday新聞雲，藍綠白政治圈「27案性騷史」一次看　綠8案、藍16案、白3案。

註二：學說上有人認為，此處便是參酌了美國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1964）案中的作法，認為除了「明知不實或不在意真偽」的情況才有相關法律的適用。

而該案也給予「對公眾人物的評論」較多保障。原因便是基於，公眾人物在社會身分上的權力較為優越，像是：對輿論的影響力和透過媒體等公開管道澄清的能動性等。可以試想，如果有明確證據可以推翻對於自身的誣賴，那麼公眾人物透過媒體做澄清，勢必比費時跑法院、等結果更迅速且有力，也因為其影響力而更有傳播的效果。

雖然在學說和實務見解上，仍存有不同的想法，但基本上都認同釋字第 509 號解釋所講的「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就已經放寬對原法條涵義（能證明為真實）的操作。

見解差異，則可參考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中，謝銘洋大法官的協同意見書：有將釋字第 509 號所講的放寬，理解為「合理查證義務」（如：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389 號刑事判決）；也有認理解為「真實惡意原則」（如：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158 號刑事判決）；亦有將是否盡「合理查證義務」，作為認定是否具有「真正惡意」的依據（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4362 號刑事判決）。

註三：此類概念的詳細討論較為艱澀，故不在本文討論範疇內。可參考學者顏厥安對於 Raz 規範縫隙概念的理論化：其認為，所有的法律問題，都一定有多重層面的「力量」在角力，以不同的視角嘗試填補架接縫隙，以創造「規範性」。而也因為在各類型規範的效力化過程中，由許多個別行為者在其建構詮釋之語行行為中援引原則，可能形成對既有社會結構的衝擊，可參論述： 顏厥安（2008），〈由規範縫隙到規範存有—初探法律論證中的實踐描述〉 顏厥安（2010），〈語行行為與法規範的效力化〉

註四：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強調功能並非一般評論能做到的，而需要透過集體訴諸代價來達成（所謂更高的目的性），可以試想，一般意見表達僅是傳遞價值觀上，缺乏額外動機，針對相左言論開展後續行動（白話文：我不喜歡，但我不在意他會不會繼續在那邊）。